中國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了有效的激勵機制，成為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業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形成了我國農村單個農戶小規模生產經營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戶生產經營過度分散化和非組織化問題。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生產力的發展，雙層經營體制的局限性逐漸暴露，農村市場關繫與生產力出現了兩大主要矛盾：農戶小生產與外部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以及農戶小規模經營與農業現代化的矛盾。在此背景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作為連接農戶與市場的一種組織形式應運而生，並對有序引導農民和市場接軌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在獲取、占有和利用資金、技術、信息、制度等資源時的“先天不足”，使得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通過自身努力，通過成員間的互助合作提高弱勢群體的組織化程度，改善其社會、經濟地位的同時，更需要政府的理解、關注、保護和扶持。作為政府的重要政策工具，財稅政策的扶持構成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能否健康、快速、規範化發展的重要外部環境。
縱觀世界各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歷程，政府財稅政策的扶持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這種扶持的理論依據是什麼？從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角度如何認識這種扶持的積極作用？聯繫到中國的實際，政府在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過程中采取了什麼樣的財稅扶持政策，取得了怎樣的成效？存在哪些不足，又應當如何加以改進？這些問題都是《中青年經濟學家文庫：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研究》研究和探討的主要內容。

李鼕梅，女，1975年12月8日生，遼寧人，安徽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財政繫主任。2003年1月畢業於安徽財經大學財政繫，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2003年9月至2006.5 於東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學習，並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09年8月進入山東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

第一章 與本書研究內容相關的文獻綜述
第一節 國外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第二節 國內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第三節 對國內外研究的簡單評述

第二章 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內涵
第一節 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相關概念
第二節 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分類
第三節 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其他組織形式的區別
第四節 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特征

第三章 財稅政策支持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依據
第一節 財稅政策支持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理論依據
第二節 我國財稅政策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現實依據

第四章 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現狀分析
第一節 近年來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成效
第二節 近年來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第五章 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分析
第一節 近年來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概述
第二節 中國薪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政支持政策成效與問題

第六章 農民專業合作社財政支持政策國際經驗借鋻
第一節 歐盟國家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
第二節 美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
第三節 日、韓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
第四節 國外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的經驗借鋻

第七章 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政支持政策建議
第一節 支持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財稅政策必須堅持四個準則
第二節 加大稅收對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優惠力度
第三節 進一步加大對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財政支持力度
第四節 財稅政策支持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配套措施建設

參考文獻

《中青年經濟學家文庫：中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財稅支持政策研究》：
三、公共產品理論
從最初意義上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種談判機制，是建立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承擔經濟和社會雙重功能，兼顧效率和公平，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50]農民專業合作社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雖然非社員業務不占主導地位，理論上可以將非社員排除在外，但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能帶動小農戶聯結大市場，提供農業技術服務，農產品市場信息，有利於農業結構的調整等等，它的積極作用會外溢到組織以外，產生一種正的外部性。而對組織內部的成員來講，享受組織的服務與受益則是非競爭性的。另外，對於組織內部的成員而言，大規模生產和經營的農戶更加關心市場信息的搜集。雖然搜集信息將會花費一筆成本，但由此他們所帶來的收益將增大，於是搜集信息的成本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相反這樣一筆成本對於小規模經營的社員而言，將是一筆大的花費，如果他們能夠足不出戶，在不花費搜集市場信息成本的情況下，通過共享組織內部的市場信息，來進行生產和銷售，提高自己的收益，對這些農戶而言，無疑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根據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囚徒困境”博弈和哈丁的“公共地悲劇”模型，集團利益的公共產品特性會引致集團成員普遍的“搭便車”和機會主義行為，繼而導致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人不會采取集體行動來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出現所謂的“集體行動困境”。因此在農民專業合作社中，也有一部分農戶采用不入股但是卻通過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買賣商品，他們沒有承擔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創建成本，卻可以同樣享受到新的制度選擇帶來的諸多好處。這就使得合作社提供的服務具有正外部性，排他性不強，容易產生“搭便車”現像。在這些現像存在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公共政策扶持，合作社將很難自發產生，甚至演變為“異化”的合作社。而現代農業需要政府提供一個穩定農業生產的制度體繫，農民專業合作社將在這一制度體繫中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這就決定了政府（公共部門）提供這一公共產品的必要性，雖然對準公共產品來講，存在著依靠市場機制來優化提供俱樂部產品或擁擠性公共產品的潛在可能性，但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依然有很大的責任和義務。
正因為如此，為了緩解這一矛盾，以及考慮到農民是整個社會的弱勢群體，鋻於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準公共產品特征，可以在政府支持下，采用法律保護、財政援助、稅收優惠等手段使其在運作過程中降低交易費用，同時對非社員收取高於社員的交易費用，為社員提供更優惠的服務措施。
……

中國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了有效的激勵機制，成為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業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形成了我國農村單個農戶小規模生產經營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戶生產經營過度分散化和非組織化問題。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生產力的發展，雙層經營體制的局限性逐漸暴露，農村市場關繫與生產力出現了兩大主要矛盾：農戶小生產與外部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以及農戶小規模經營與農業現代化的矛盾。在此背景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作為連接農戶與市場的一種組織形式應運而生，並對有序引導農民和市場接軌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在獲取、占有和利用資金、技術、信息、制度等資源時的“先天不足”，使得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通過自身努力，通過成員間的互助合作提高弱勢群體的組織化程度，改善其社會、經濟地位的同時，更需要政府的理解、關注、保護和扶持。作為政府的重要政策工具，財稅政策的扶持構成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能否健康、快速、規範化發展的重要外部環境。
縱觀世界各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歷程，政府財稅政策的扶持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這種扶持的理論依據是什麼？從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角度如何認識這種扶持的積極作用？聯繫到中國的實際，政府在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過程中采取了什麼樣的財稅扶持政策，取得了怎樣的成效？存在哪些不足，又應當如何加以改進？這些都是本書關注並著重探討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