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分析農民工群體在近代以來歷次工業化浪潮下的進城—返鄉過程，以及農民工個體在生命周期內的進城—返鄉過程，本書發現：中國在以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繫時，形成了依附型工業結構和集中型城市布局，這導致現代部門不斷因外部衝擊而產生對農民工的周期性排斥，以及大城市因人口過度膨脹而形成城市內分割。在轉軌時期，戶籍分割、居住分割和勞動力市場分割阻礙了農民工的市民化，造成了農民工非**性遷移，而農民工非**性遷移發過來又加劇了城市內分割，並使農民工僅能維持自身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固化了以低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的發展模式。農民工在進城失敗後能夠返鄉得益於農村土地的勞動力承載機制，這一機制在化解城市周期性危機的同時，也使農民工遊離於城市文明之外。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與城市的包容性發展是必然趨勢，因而現有的農民工非**性遷移模式將不可持續。應通過城鎮化戰略轉型和相應政策措施，促進形成更均衡、更具包容性的城市體繫，使進城農民工退出非**性遷移與城市分割的循環機制，實現市民化；促進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引導返鄉農民工就地城鎮化。

鄒一南，男，1986年11月生，江蘇徐州人。201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12-2013年赴美國羅格斯大學做訪問學者。現為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講師，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新型城鎮化相關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在《經濟學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當代經濟研究》、《人口與經濟》、《中國行政管理》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制度衝突與協調問題研究”（15CJL033）、中央黨校校級科研課題青年項目“中國城市布局研究”（2015），作為主要成員參與十餘項省部級課題研究。

《城鎮化與農民工非永久性遷移》：
應該看到，農民工的這種遷移模式的形成是與不同規模城市發展水平的失衡密切相關的，他們本可以在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均衡型城鎮化模式下有序地、逐漸地向各類城市轉移，並通過在當地工作生活一段時間後滿足落戶條件而轉移戶口，成為市民，但大城市與小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距使得這種有序地、逐漸地轉移難以實現。大城市的非戶籍福利是如此之高以至於農民工願意暫時地獲取，小城市的戶籍福利是如此之低以至於放開獲取限制也無人間津。農民工的這種向大城市非戶籍遷移，是一種短期的比較利益驅動的行為，無法享受城市戶籍福利，使其最終難以在城市定居，因而遷移具有非永久性特征。而城市福利雙重差異條件下所引發的農民工向大城市的過度集中，使農民工群體在總體上實現永久性遷移的比例很低，長期持續必然會損害城鎮化的質量。
（三）戶籍管制與農民工非永久性遷移的循環強化機制
農民工非戶籍遷入大城市，主要是出於個人和家庭比較經濟利益的考慮。但同時，農民工向大城市的大量遷入不可避免地會對城市發展產生外部性，外來人口流人給大城市帶來兩種相反的外部效應，一是城市的產出效應，產出的增加將會給城市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因而對城市政府來說也是一種收入效應；二是公共品的擁擠成本，這對城市政府來說意味著產生公共支出，是一種支出效應。通常情況下，這兩者都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而增大，但前者是邊際遞減的，後者是邊際遞增的，當產出效應和擁擠成本相等時，城市的淨收益達到很大，此時城市的人口規模達到理論上的很大值，進一步增加人口將會帶來負效應。
在城市人口規模增大所帶來的兩種效應中，我們需要對公共品的擁擠效應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將城市的公共品分為兩類：一類是排他性公共品，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等，這些公共品與戶籍福利相對應，其實現供給上的排他是通過戶籍身份，也就是說隻有戶籍居民纔能使用，非戶籍居民則被排除在外；另一類是非排他性公共品，包括城市的基礎設施、治安環境、社會秩序、市場信息和文化氛圍等，這些公共品與非戶籍福利對應，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的非正規就業收入也是一種非排他性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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