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試圖理清我國政府財稅政策工具和慈善組織內外部環境變化間的關繫，總結和深入探析政府向慈善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模式及其優缺點，尋找影響社會捐贈的“中國因子”，以及量化我國財稅制度對慈善組織發展的激勵作用。最後，在此研究基礎上，借鋻部分歐美和亞洲國家慈善組織發展經驗，針對性地提出從組織內外兩方面，制定激勵和規範相融合的慈善組織財稅制度。

作者2005年留校任教安徽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至今，主要從事社會保障和非營利組織教學和研究工作。2009年赴東北財經大學攻讀財政學博士研究生，於2012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博士學習階段對非營利組織產生深厚興趣，並以“支持慈善組織發展的財政制度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回校任教之後，課題和論文研究始終圍繞非營利組織展開，先後承擔相關教育部和安徽省社科規劃項目。

《支持慈善組織發展的財政制度研究》：
公共領域因為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所起的對話作用而獲得了明確的政治功能，18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輪廓至此基本出現，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已經區別開來。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本身始終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雖然它是在社會同國家間的張力場中誕生、並壯大的。作為公共領域基礎的國家與社會的分離首先是社會再生產和政治權力的分離，但是到了19世紀末，公權在介入私人活動過程中也開始調和起私人領域中產生出的各種衝突。這樣，利益衝突沒有在私人領域內解決而是直接向政治層面轉移，國家開始干預社會領域，與此相應的是公共權限也有向私人組織轉移的趨勢。國家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國家化同步進行逐漸破壞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礎——國家和社會的分離。一個重新政治化的社會領域從這兩者之間以及兩者內部產生，它擺脫了“公”與“私”的區分，進而也消解了私人領域中那一特定的部門——即自由主義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曾經作為社會同國家之間中介，而今發生了崩潰被再政治化的社會領域所取代。因為該領域是社會化的國家領域與國家化的社會領域相互滲透的結果，所以不需要具有政治批判意識的私人充當中介，私人的批判使命慢慢地被其他機制所代替——一個是由私人領域發展出來的社會團體，另一個是從公共領域中壯大起來的政黨。這些機制同國家機器一道從內部推動權力的實施與權力的平衡。至此，即由19世紀末開始，隨著國家干預主義的出現作為市民社會和國家權力的公共領域這一批判性的話語場所逐漸被社會團體與政治黨派等社會組織所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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