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相關研究顯示，人力資本對農村居民參與非農就業、非農就業能力、非農時間供給及非農勞動收入均具有顯著影響。隨著健康經濟學的興起，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決策、遷移距離、勞動時間供給及獲得收入水平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我國長期存經濟發展格局使得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擴大，而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務工在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差距進而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健康狀況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及收入水平的影響，對於制定適應經濟社會轉軌時期的農村發展政策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本文首先從農村居民外出務工產生的背景出發，指出研究健康對農村居民外出務工、非農勞動時間供給及非農收入影響的必然性及意義，並在對其理論基礎、已有文獻及制度變遷等資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礎上，通過運用Mlogit模型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實證檢驗健康對農民工外出務工遷移決策、勞動供給時間及收入的影響。認為健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非農勞動供給時間及外出務工收入水平均具有顯著影響；健康狀況較好的農村勞動力表現出較高的外出務工率，健康狀況較差者則相反；健康狀況較差對勞動力供給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健康狀況不僅顯著影響農民工收入，而且健康狀況較差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顯著低於健康狀況較好者的收入水平。最後，基於實證結果並結合國外健康政策的相關經驗，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秦立建，男，1976年5月生，祖籍安徽省臨泉縣。安徽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師，健康經濟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7月畢業於安徽財經大學貿易經濟專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2005年1月畢業於安徽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專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06年9月至2011年6月在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在博士學習期間，於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掛職北京市政府，擔任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局局長助理；2009年2月至2010年8月，國家公派留學至美國。2011年7月起在北京交通大學中國產業安全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著名導師李孟剛教授。研究方向為健康經濟學。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二、調查情況說明
三、研究目標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標
（二）研究方法
四、擬解決問題與創新之處
五、研究內容與研究框架

第二章 醫療保障和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制度變遷
第一節 農村醫療保障制度變遷
一、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最初建立
二、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發展階段
三、農村醫療保障的衰退與初步重建階段
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
第二節 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制度變遷
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流動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流動
（一）1979～1983年：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二）1984～1988年：允許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三）1989～1991年：控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
（四）1992～2000年：規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流動
（五）2001年至今：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公平流動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三章 健康對農村居民外出務工遷移距離的影響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外出打工的衡量標準
第三節 健康的度量
第四節 描述性統計
一、本書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六分類遷移距離的健康分布狀況
三、四分類遷移距離的健康分布狀況
第五節 計量模型
第六節 健康對農村居民遷移區域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四分類遷移距離的計量回歸結果
（一）0Ls模型的計量回歸結果
（二）OrdereGl Logil模型的計量回歸結果
（三）Mlogit模型的計量回歸結果
二、六分類遷移距離的計量回歸結果
（一）0LS模型的計量回歸結果
（二）0derecl Logit模型的計量回歸結果
（三）Mlogit模型的計量回歸結果
第七節 本章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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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健康對農民工勞動供給時間的影響
第五章 健康對農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影響
第六章 國外健康政策的經驗借鋻
第七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參考文獻
後記

《健康、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工收入：基於國家級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研究》：
農民工的家庭特征對其外出務工遷移具有顯著影響。第一，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家庭規模越大、擁有老人及兒童的數量越多，越傾向於遠距離的外出務工。這是因為該類家庭多生活壓力較大，以獲得較高打工收入為主要目的。第二，擁有較多土地的農民傾向較近距離的打工地點，以便於處理農務。第三，相較於住房價值和存款較少的農村居民，擁有較多存款的農民工多選擇較近距離作為自身打工地點。第四，較高的外出務工收入對農民工外出務工遷移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這是因為外出務工的農民以獲得較多收人為首要目的。
從村級特征的回歸結果看：第一，全村人口規模越大，農民工外出務工遷移距離越遠。這是因為人口規模較大，人均耕地會較少，則可能家庭收入較少。第二，全村較大的勞動力規模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抑制農民工遠距離外出務工。這與之前認為農村較多的剩餘勞動力會促進農村居民外出務工遷移想法相反。這可能與農民工“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有關。第三，全村總住房價值越高，農村居民外出務工時越會就近選擇務工地點。這是因為農村居民外出務工以獲得穩定收入為首要目標，較高的住房價值意味家庭固定資產越高，因此，農民缺乏外出務工，尤其是遠距離外出務工的動力。
表3—11為農村居民五分類健康狀況對其四分類遷移距離影響的OLS模型計量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一中健康狀況顯著影響農村居民外出務工的遷移。農民工較差的健康狀況嚴重阻礙其外出務工遷移，且該結果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雖然該結果在模型分別放入農村居民家庭特征和村級特征後變得不再顯著，但其繫數值符號仍均為負值，因此，可以認為農民工不良的健康狀況對其遠距離外出遷移具有一定的負向影響。這與本章設定的健康狀況對農村居民外出務工具有顯著影響，且良好的健康狀況有益於農民工遠距離外出務工的假設一致，本章假設基本得到證實。原因是良好健康狀況作為人力資本，增加了農民工外出務工機會及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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