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引致的老年人口負擔過重、社會撫養比過高、未富先老及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風險的問題，其中勞動力短缺是中國長期計劃生育政策和自然生育率下降使然，老齡化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壽命延長使然，由於人均壽命延長和自然生育率無法控制，唯一可控制的是實際生育率水平。所以很多學者提出，在當前生育意願還高於實際生育水平情況下，要迅速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如果將來再放開，由於生育意願的降低，即自然生育水平低於計劃生育水平，將起不到調控的作用。
雖然放開生育政策，可以規避未來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如社會撫養比上升、勞動力短缺、人口紅利消失以及資本形成率較低，進而提高未來產出和產出增長速度，提高當前家庭部門效用。但是如果當前放開生育政策可能會使得當前勞動力供給減少，引致當前產出下降，本期資本形成量減少；使得當前少兒撫養比迅速上升，再加上老年撫養比本身很高且上升，總撫養比上升，短期社會負擔加重，引致當前資本形成率下降；過多的小孩引致當前新出生嬰兒平均人力資本投資下降，未來勞動力素質下降，進而人均產出下降，以及當前家庭部門通過消費所帶來的效用減少；更為嚴重的是，當前過多的少兒使得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面臨資本上的困難，同時使得將來開發人口素質紅利面臨困境，最終使得中國走集約型發展道路，特別是依靠資本和技術的質量發展道路面臨困境。放開生育政策可使得未來勞動力數量增加，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規避將來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和將來社會負擔過重，同時提高未來總產出水平和當前家庭部門效用水平；但是放開生育政策會使得當前低速的經濟增長火上澆油，為當前和未來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及未來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提高增添阻力，當然放開生育政策可提高當前家庭部門效用水平。
面臨著中國特殊的社會實踐，以及在實踐過程中存在的重要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引出一個可以研究的科學問題：在當前的社會、經濟及生態環境下，如中國養老制度和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等，分別從不同目標看，如從當前和未來產出以及人均產出等角度看，是否要放開生育政策？在此設計兩種生育政策情景，一種是維持當前的生育政策不變，即總和生育率為1．5左右，另一種是把總和生育水平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即總和生育率為2．0左右，看這兩種生育政策情景下未來的人口結構，比較不同的人口結構下未來的宏觀經濟變量的大小，並且根據不同的宏觀經濟目標，我們應該選擇何種生育政策。即把歷年的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看作由初速條件和政策生育水平外生決定的，把資本存量看作在給定的人口結構下，由家庭部門在一定的預算約束下通過實現效用最大化內生選擇的，即生育政策決定人口結構，人口結構影響宏觀經濟性態，最終不同生育政策在未來將具有不同的宏觀經濟性態。在此基礎上分別根據產出、人均產出以及社會負擔等指標比較兩種生育政策，進而根據不同政策目標，甄選出較優的生育政策。
二、文獻綜述
歷史上和當前對有關於生育政策對產出、人均產出、家庭部門效用及社會福利等的影響研究有四種觀點：其一，限制生育的政策存在不利的影響，故需要放松生育政策。約翰遜（Johnson，1999）收集大量的歷史證據，發現，從一個大的時間尺度上看，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展示的是一個正向的關繫。艾扎特（Azarnelt，2010）發現人口低出率的本地居民和外來高出生率的外來移民，會降低本地人力資本，減少人均產出的增長。邬滄萍等（2004）就明確指出，中國的老齡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結果，必須利用好人口紅利進行發展，為未來老齡化時期，過重的社會負擔積蓄物質，否則中國很有可能出現未富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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