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知行，是在日本、中國和世界的共時性三維環境條件約束下，歷時性地調整變化的。鋻此，本項目研究的宏觀視角和路徑設計重點把握了以下諸點：首先，近代以前、特別是近代前夜日本傳統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國觀如何，它給近代以後的日本留下了什麼基礎性“遺產”；第二，近代以來日本如何認識世界，形成了怎樣的世界觀和亞洲觀？如何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開始以歐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視的“他者”為參照對像，重新評估中國；第三，世界形勢的變化，大國的全球戰略及其遠東政策，中國對外政策的應對等，與日本的中國知行是怎樣的互動關繫；第四，基於對世界、中國和日本三者間的比較，日本在不斷調整“自我認知”的同時，其中國認知、態度和行動選擇，在相對“靜態”的時空交叉“點”上顯示出怎樣的特點，在“動態”發展的“線”上又展現了怎樣的軌跡和本質性規律。
《近代以來日本對華認識及其行動選擇研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參考國際關繫學、社會心理學等有關知識，借鋻國內外先行研究成果，繫統研究了一個半世紀以來日本的中國知行，力求在理論觀點、研究方法和實證考察上有所突破和創新。

楊棟梁，男，1954年2月生，漢族，遼寧省錦州市黑山縣人。1982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繫世界史專業，1992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天津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日本教育專家組組長，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副會長，中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日關繫史學會常務理事，天津市日本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天津市亞太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序章 古代中日關繫的整體驗證與思考
一、隋以前的中日“宗屬”關繫
二、隋唐時期中日“對等”關繫的涵義
三、五代、兩宋“無邦交”時期的中日民間交流五、封建晚期中日兩國的“隔離”
六、簡短的結語

第一章 江戶時期的中國認知（1603-1840）
一、儒學家的中國觀
二、國學家的中國觀
三、蘭學家的中國觀
四、江戶時期中國觀的遺產

第二章 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知行（1840-1895）
一、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殷鋻”
二、中國對策論的主張和較量
三、明治前期的對華政策與行動
四、甲午戰爭期間蔑視型中國觀的泛化

第三章 甲午戰後至北洋政府時期的中國知行（1895-1924）
一、從甲午戰後的彷徨到與列強“共舞”
二、日俄戰爭前後的對華知行
三、辛亥革命時期的對華知行
四、北洋政府時期的對華知行

第四章 國民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中國知行（1924-1945）
一、對中國統一的阻撓
二、占領中國東北的得逞
三、對中國的封堵和蠶食
四、鯨吞中國的孤注一擲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至復交時期的中國知行（1945-1972）
一、戰後初期中國認知環境的變化
二、敵視中國政策與“政經分離”的弔詭
三、社會團體的中國知行
四、經濟界的中國知行
五、民眾中國認知的嬗變
六、正視中國的復交

第六章 復交以來的中國知行（1972-2011）
一、復交初期的中國認知與實踐
二、崇尚“友好”時期的中國知行
三、冷戰後對華知行的演進
四、新世紀對華知行的動態

終章 日本近代以來中國知行的演變與特征
一、古代中國知行的“遺產”
二、近代中國知行的軌跡
三、戰後中國知行的嬗變
四、近代以來中國知行的規律和特點

參考文獻
後記

《近代以來日本對華認識及其行動選擇研究》：
“三國干涉還遼”給日本上的一課是，日本雖然戰勝了清政府，但在東亞的舞臺上，其他列強、特別是俄國，還不允許日本擔任主角。事實上，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的政治勢力雖然完全退出了朝鮮，但俄國乘機強力介入朝鮮，使日本一舉掌控朝鮮的願望徹底落空。
從朝鮮的角度看，失去了清政府的保護傘後，依靠自己的力量維持國家的獨立已不現實，除了采用“以夷制夷”的辦法外別無良策，而俄國正是個能夠牽制日本、可為朝鮮“利用”並擺脫眼下滅頂之災的“夷”。
1895年10月，日本駐朝公使三浦梧樓策動朝鮮發動宮廷政變，殺害了掌權的閔妃，擁立親日的大院君上臺。然而翌年2月，親俄派發動的政變又把親日派趕下臺，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朝鮮國王和政府遷入俄國公使館內辦公，俄國在朝鮮的政治影響一度壓倒了日本。同年5月，日俄兩國簽訂《小村一韋貝備忘錄》，正式確認兩國在朝鮮擁有同等權利。1896年6月，兩國又簽訂《山縣一羅撥諾夫協定書》，再次確認朝鮮的獨立由日俄兩國來“保證”。日本學者認為，在甲午戰後的兩年中，“俄國在朝鮮的政治優勢和日本影響的顯著衰弱”②形成了鮮明對照。
然而，從1897年10月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前後起，俄國東方政策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國東北。於是日本抓住機會，在1898年3月向俄方提出了韓國為日本利益圈、中國東北為俄國利益圈的“滿韓交換”建議。這一建議雖因俄國不願放棄其在韓國的影響而流產，但卻成為雙方達成妥協的新契機。西德二郎外相與俄國駐日公使羅森的談判於同年4月25日達成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兩國在確認韓國的主權完整和獨立、不干涉其內政的前提下，在韓國請求兩國中的某國提供軍事、財政顧問等援助時，應互相知照和協商，同時俄國方面承認工商業上日本在韓國的地位特殊。這一協議明確了經濟上日本在韓國有優於俄國的地位，但是政治上，兩國在韓國的地位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日本獨霸朝鮮半島、進而號令東亞的夢幻與現實的差距還相當遙遠。
“保全中國論”的浮出
耐人尋味的是，“三國干涉還遼”後，雖然“東洋盟主論”遇到當頭棒喝而一度低沉，但是面對西方列強蠶食中國行動步伐的加快，日本朝野“亞洲提攜”、“中日結盟”的主張再次抬頭，進而發展為頗具欺騙性的“保全中國論”。其後，“保全中國論”時起時伏，並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地豐富著內涵，直至徹底脫掉華麗的外衣，露出其本來的猙獰面目。
與“早期亞洲主義”人物、團體及其思想流派的延續性發展相聯繫，這一時期的東邦協會、東亞同文會、《大阪朝日新聞》、進步黨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亞洲主義傾向，他們在對外政策上的主張是亞洲一體、中日合作以及“保全中國”。
東邦協會於1891年成立（1914年解散），發起人是1884年曾策劃中國分裂、制造“福州組”事件的核心人物小澤豁郎，副會長是副島種臣，理事有陸羯南、高橋建三、大井憲太郎、杉浦重剛、志賀重昂、三宅雄二郎、井上哲次郎等。福本誠、白井新太郎等任干事。成員包括乾坤社和《日本》（《日本人》）繫統的人員，山縣有朋繫統的官僚，國民協會繫統的人員，以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為核心的自由黨人員，以犬養毅和尾崎行雄為首的改進黨人員，伊東己代治與小村壽太郎等官僚繫統的人員，谷干城和三浦梧樓等貴族院的成員，中野二郎和岸田吟香等大陸浪人，可以說社會成分極為復雜。機關報為《東邦協會報告》及《東邦協會會報》。
東亞同文會於1898年11月成立（1946年解散），其前身是1898年4月成立的東亞會和同年6月成立的同文會，兩會合並後又有若干既有的其他亞洲主義團體成員加入。會長是貴族院議長、公爵近衛篤磨，成員中不乏宗方小太郎、犬養毅、大石正己、谷干城、梗本武揚、渡邊洪基、長岡護美、花房義質、福本誠、岸田吟香、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籐湖南、陸羯南、副島種臣、小川平吉、山田良政、根津一、竹越與三郎等社會各界名流。該會標榜中日提攜，“保全支那”。機關報為《時論》及《東亞時報》。由於有很深的政府背景，該會曾得到外務省機密費資助，其對華“活動”的範圍很大，與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劉坤一、孫中山等不同政治派別的中國要人均有聯繫和來往，因此其對華政策主張產生的影響非同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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