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投資研究》在地方公共投資相關概念界定與理論回顧的基礎上，采用規範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從微觀角度研究了地方公共投資區位選擇與空間均衡、區域生產力與地方公共投資布局演變及原因、公共投資企業改革等問題，主要從宏觀角度分析地方公共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周期性波動、規模與結構及影響效應。對財政分權體制下基於地方公共投資的中央與地方間的博弈關繫、區域開發中的公共投資政策選擇進行繫統研究。全書共分九章，主要從微觀、宏觀與政府行為三個層面分析地方公共投資區位選擇、影響效應、空間均衡與空間差異問題。

徐梅，女，漢族，1970年出生於雲南省曲靖市。經濟學博士，現為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副教授、綜合經濟教研室主任、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公共投資與會展經濟的教學科研工作。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優化研究”（項目批準號：06CJY025），作為主研人員參與多項國家級與省部級課題研究。已出版學術著作3部，在《中國軟科學》、《經濟評論》、《社會科學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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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研究背景
0.2 結構與內容
0.3 主要研究結論

第1章 地方公共投資相關概念界定與理論回顧
1.1 相關概念界定
1.2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文獻綜述
1.3 地方公共投資相關理論述評
1.4 本章小結

第2章 地方公共投資區位選擇與空間均衡：理論模型及解釋
2.1 公共設施區位選擇：理論解釋
2.2 地方公共投資區位選擇的目標、原則與影響因素
2.3 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均衡：淨消費額最大化模型
2.4 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均衡：社會福利最大化模型
2.5 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均衡：消費者土地最優利用模型
2.6 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均衡：區域土地收益最大化利用模型
2.7 本章小結

第3章 地方公共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
3.1 地方公共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解釋與評析
3.2 地方公共投資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應：理論模型
3.3 地方公共投資的短期經濟增長效應、福利效應及政策涵義
3.4 我國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的宏觀經濟增長效應（1953～2009年）
3.5 我國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的區域經濟增長效應（1953～2009年）
3.6 本章小結

第4章 區域生產力布局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演變
4.1 區域生產力布局
4.2 我國省級行政區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演變：以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為例
4.3 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演變原因
4.4 本章小結

第5章 地方公共投資周期性波動
5.1 引言
5.2 地方公共投資周期性波動：一個理論模型
5.3 我國地方公共投資周期性波動實證分析：以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為例
5.4 我國地方公共投資周期性波動的財政體制因素
5.5 我國地方公共投資周期性波動的政治原因
5.6 本章小結

第6章 地方公共投資結構及演變
6.1 地方公共投資結構
6.2 我國地方公共投資結構演進（1978～2000年）
6.3 我國新農村建設中地方公共投資分布與城鄉結構特點（2001～2009年）
6.4 結論
6.5 本章小結

第7章 地方公共投資規模變化、空間差異及影響
7.1 地方公共投資規模變化
7.2 東中西地區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演變
7.3 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差異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1953～2009年）
7.4 本章小結

第8章 地方公共投資與公共投資企業改革
第9章 地方公共投資中的政府行為

投資體制直接決定著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權限、投資渠道和投資領域，從根本上制約著地方政府的投資波動。傳統計劃體制的有效運行是以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擁有關於投資的完全信息，政府投資決策準確及時、投資信息反饋靈敏等三個信息前提為條件，而現實社會是一個信息分散的社會，市場作為一種分散決策在處理經濟信息方面具有計劃決策所沒有的優越性，傳統經濟體制和投資體制的缺陷使得引入市場這種分散的信息處理機制，成為改革的突破口。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開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投資體制也開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主線是投資決策權的下放，投資決策權從中央政府下放到企業和地方政府，使投資資金來源多渠道，不僅包括政府投資，還有大量的民間投資和外資，投資管理從過去的直接微觀管理轉變為政府的間接宏觀調控，政府主要通過各種經濟政策和公共投資活動來引導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的流動，進而實現宏觀調控目標。隨著投資體制改革和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繫調整的深入，我國的投資主體已經由中央政府的單一主體向以企業、個人和地方政府為投資主體過渡，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社會投資主體，投資化、投資決策分散化極大地提高了投資效率，推動著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快速增長。
隨著地方政府投資決策權的擴大，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的風險約束和資金約束也比過去增強。改革後的地方財政支農支出波動出現了與改革前不同的特征。第八個周期（1978-1981年）是改革後的第一個周期，在此周期內的1980年，中央政府又一次對地方政府放權，實行了“分灶喫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權擴大了很多。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突破“文化大革命”後期的停滯狀態，開始迅速擴張，這一周期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峰位達0.46%，谷位為-0.12%，波動幅度為0.58百分點。與改革前的第七個周期相比，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峰位增加0.35個百分點，谷位也增加0.21個百分點，波動幅度增加0.56個百分點。這一周期也是改革以後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提出之前波動幅度最大的一個，表明地方財政支農支出穩定性還比較差，投資質量還不高。從第九個周期（1982-1985年）開始，地方財政支農支出波動日益平緩。這是因為，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則是一種經濟分權，投資決策權由中央政府下放到企業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從制度上得到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的投資約束增強。
……

我國正處於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時期。公共投資是政府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手段。需要擴大公共投資規模，優化公共投資結構，充分發揮公共投資在基礎設施基礎建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合理布局生產力、促進區域經濟非均衡協調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公共投資指為提供公共品而進行的投資活動，其投資主的，可以是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也可以是私人企業、社會團體和機構。地方公共投資則是以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為主導來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投資活動。我國是一個非均衡發展大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經濟重心和投資重點的東移，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不利於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為了縮小地區差距，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央及時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擴大了對西部地區的公共投資規模。中央政府的區域性公共投資活動具有規模大且集中於重點工程的特點，對推動區域特別是欠發達區域發展有關鍵性影響。隨著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責權關繫的調整和政府職能轉變，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公共投資能力不斷增強。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地方政府成為最重要的地方公共投資主體，在推動區域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發展中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地方政府利益主體地位的確立，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會發生變化，一些深層次問題也會逐漸顯露出來。在公共投資方面集中表現為投資擴張衝動周期明顯，在有的地方，公共投資的規模、結構往往隨地方官員的任期變化而波動；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投資“欠賬”較多，結構不合理，公共品供給不足且供求錯位，超前或滯後的情況都存在；欠發達地區由於資金配套能力較弱，在向中央爭取投資時，與發達地區相比，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出現了釣魚工程現像。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及政府職能的轉變，研究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資行為，探討中央與地方“分灶喫飯”條件下不同地區特別是欠發達地區公共投資活動的規律性，對推動區域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經濟理論發展演進過程中，政府干預和經濟自由主義思潮交替出現，對公共投資的研究也隨之深化。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完全調節經濟生活，強調自由放任，雖然不否認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存在，但他們從市場機制作用的完美性出發，忽視公共投資的作用，主張把公共投資的範圍和規模維持在最小。新古典學派以福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特別重視財政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實際上為控制性的公共投資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1936年，凱恩斯提出一整套反蕭條、解決失業問題的需求管理理論和政策主張，強調政府必須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他認為，當私人支出不足以實現充分就業時，政府應擴大公共投資，而當實現充分就業後，政府則要通過調整公共支出和收入來控制通貨膨脹，從理論上說明了公共投資這一政府干預經濟的主要手段的功能和作用機制。凱恩斯學派的經濟理論作為糾正市場缺陷的理論，為戰後西方國家帶來了20多年的繁榮。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長期實行凱恩斯的赤字財政政策，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漲”現像，在解釋這一現像過程中，主張經濟自由、盡量避免政府干預經濟的新經濟自由主義思潮興起，他們反對凱恩斯的擴大公共支出特別是公共投資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張力求平衡預算。
我國學者在借鋻公共財政理論、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地方公共投資的文獻較少，對它的研究以實際部門的人員為主，主要是描述地方公共投資現狀，側重於宏觀經濟政策對地方公共投資的影響，對地方公共投資的作用機制、微觀基礎和投資績效的分析還有待深化，本文試圖在此領域做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