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一種相對固定的（物理屬性）基礎性生產要素（經濟屬性），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土地制度的變化都會深深地觸動社會基層民眾的心理，進而影響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格局，換言之，土地制度在穩定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政治屬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每一次的經濟變革都是以土地制度變革為出發點或者與之密切相關，而每一次土地制度的變革又都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發展變化。《我國土地制度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研究成果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我國土地制度的變遷歷史，描述了土地制度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並深入分析了未來我國土地制度的創新思路、實現路徑和政策啟示。

黃祖輝，男，1952年6月出生，籍貫上海。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常務理事，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浙江省農業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農業經濟與農村發展，農業組織與制度安排。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關項目多項。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中國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問題》等國內外重要期刊上發表論文200多篇，出版專著1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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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與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問題研究
第一節 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相關研究述評
第二節 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歷史變遷
第三節 農民土地權益保護的法律框架
第四節 農民土地權益流失的現狀分析
第五節 創新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與土地權益保護機制的路徑選擇
第六節 結論
第二章 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研究
第一節 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相關研究評述
第二節 農村土地流轉的基本現狀
第三節 農村土地流轉的制約因素分忻
第四節 農村土地流轉與農地規模經營的優化配置
第五節 結論
第三章 農地非農化制度與政策研究
第一節 農地非農化制度的演變歷史及問題
第二節 農地非農化制度對城市理性增長的影響
第三節 農地非農化過程的改革思路和制度設計
第四節 結論
第四章 城市土地制度與政策研究
第一節 概念界定與理論依據
第二節 城市土地產權制度分析
第三節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第四節 城市土地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繫的實證研究
第五節 結論
第五章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原理、機制及效應研究
第一節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研究述評
第二節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目標及政策框架
第三節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原理
第四節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總量調控
第五節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結構調控
第六節 土地政策參與城鄉統籌發展調控
第七節 結論
第六章 國內外土地制度改革的案例研究
第一節 “土地換保障”改革模式
第二節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改革模式
第三節 “城鄉統籌土地流轉”改革模式
第四節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土地制度改革模式
第七章 總體結論與政策思路
第一節 總體結論
第二節 政策思路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浙江省農村土地流轉的各種創新模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流轉過程的市場化，這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下，農業發展追求現代化和“效率”與“公平”協調統一的必然要求。
市場化的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主要是將農戶分散經營的土地集中流轉給以市場化運作方式為主導的工商企業和農業龍頭企業，浙江省的杭州、寧波等地區在這方面有許多經驗。例如在杭州市餘杭區徑山鎮，先後有浙江森禾種業有限公司、浙江藍天生態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杭州徑盛花卉有限公司、杭州綠色大地開發有限公司、杭州華英羊業有限公司等一批農業龍頭企業前來投資開發農業，並且以企業的市場需求為導向，推進農村土地流轉的各項丁作，從而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村土地流轉的效率和農業生產的效益。
調查數據顯示，浙江省已經有15％左右的農戶通過專業合作組織或農業龍頭企業將農村土地流轉出去，並且借此與這些組織建立了緊密的生產和購銷關繫，這也從側面印證了農村土地流轉過程市場化作為一種發展趨勢，也是順應農民相對較低的文化水平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要而必然產生的。農村土地流轉過程市場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吸引了更多的市場資本投入到農業生產領域，促進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二是促進了地方農業龍頭企業的成長，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三是提高了農村土地流轉的價格，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本書是2005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我國土地制度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最終成果。項目的部分階段性成果已經在新華社《內部參考》、《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中國留美經濟學年會（CES）、浙江大學出版社等重要學術期刊、學術會議、出版社公開發表、宣讀或出版，研究總報告於2009年5月通過了專家組鋻定。本書集成了這些公開發布和尚未公開發布的研究成果，吸納了專家組在項目結題鋻定會上提出的修改意見。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一種高速增長、粗放發展的矛盾凸顯期，現有的制度與政策已經不足以解決這一特殊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制度創新刻不容緩。一方面，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另一方面，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在新一輪調整期開始之後不斷凸顯，例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群體收入不斷擴大，勞動力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不斷增加，土地和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增長，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後，自主創新能力比較落後等，這些問題構成了可持續發展的潛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