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會中的群體、結構與治理》探討了網絡社群的商業化現像和新的社交模式及群體間權力結構，並用定量的方式對網絡社群興起後的社會結構進行實證分析，同時梳理了我國網絡治理政策的演變和我國互聯網戰略的重大意義及其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程士強，男，1987年生，201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網絡社會學、組織社會學、城鄉社會學。在《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主持省部級課題兩項，參編著作五部。

第一部分 網絡社會中的群體與結構
第一章 網絡社群的商業化：以微商為例
第一節 社交關繫的商品化
第二節 移動電商的去中心化與層級結構
第三節 結語
第二章 從圍觀他人到呈現自我：全民直播時代的網絡權力結構變遷
第一節 “全民直播”時代的來臨
第二節 網絡權力下沉與網絡民間文化興起
第三節 “全民直播”的社會影響
第三章 中國網絡資源分布結構及其生成機制
第一節 網絡社會結構的測量：理論與方法
第二節 網絡社會“倒丁字形”結構及其生成機制
第三節 結語

第二部分 網絡社會中的治理
第四章 中國網絡治理政策的演變
第一節 “互聯網發展”何以成為“國家戰略”
第二節 解讀中國的“互聯網戰略”
第三節 結語
第五章 “互聯網+”戰略：機遇與挑戰
第一節 “三次浪潮”背景下的“互聯網+”戰略
第二節 解析“互聯網+”戰略
第三節 “互聯網+”戰略：困難與挑戰
第四節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網絡社會中的群體、結構與治理》：
“互聯網+”戰略的提出，除了受到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大環境以及國際競爭的外部壓力影響外，更是為了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條件下尋找新的經濟引擎、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內部需求。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在2014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闡述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形勢。首先，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的收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中國正向成為一個發達經濟體努力，歷史上成功完成這項任務的國家並不多。其次，國際貿易等國際環境已不如以往有利，部分原因是高收入經濟體在結構上的疲軟。最後，中國經濟自身發生了變化，潛在增長率已下降至7%一8%。原因包括勞動適齡人口減少；產能過剩；金融風險有所上升，其推動因素是地方政府債務和房地產泡沫；資源密集型增長已到達極限。②
面對這種局面，習近平提出了“新常態”概念，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範各種風險，早做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因此，我們的經濟發展應從過去的傳統粗放型轉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這就要求我們在宏觀調控上將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進入新常態，也進入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就要爬過坎，從粗放到集約，從低端到高端，結構調整的任務更加艱巨。③
“互聯網+”戰略，就是一次促進深層結構經濟轉型的努力。在這一戰略提出之前，互聯網已經成為國家經濟增長中的最大亮點，為“互聯網+”戰略的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據國信辦主任魯煒介紹：“因為網絡的共享，中國的電子商務年交易額超過1萬億英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最大增長點。”①“互聯網+”則是以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進一步滲透與融合，但並非二者的簡單相加，也並非傳統行業簡單觸網即可完成滲透與融合，而是要通過互聯網平臺、互聯網思維，對傳統行業進行思維模式和經營模式的顛覆，進而讓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新的發展生態和整體機遇。對於傳統互聯網行業來說，其單純基於線上的發展模式已經接近瓶頸，未來的發展趨勢必然是020的深度融合，且必然是從互聯網向傳統行業滲透，通過與傳統行業協同發展來迅速擴大互聯網經濟的規模。對於傳統產業來說，面對來自新興經濟的替代性競爭和衝擊，其自我革新和自我升級的需求更為強烈。“互聯網+”戰略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至關重要，其一，“互聯網+”推動知識創新和知識跨界，從而讓經濟消耗“更多的知識、更少的能源”，形成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其二，“互聯網+”就是所有產業的互聯網化，可以倒逼傳統產業更充分的工業化和更普遍的信息化，從而邁向跨越式發展。總之，“互聯網+”戰略將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打破傳統固有的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活力的束縛。
……

社會學初入中國時被嚴復先生翻譯成“群學”，可見群體是社會的具體體現，群體的總和即為社會。各類社會群體現像包括群體的本質屬性、群體的運行狀態、群體的內部整合、群體之間的關繫及其形成的社會結構等，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關注的核心研究對像。如果社會群體是社會的具像化展現，那麼社會變遷也往往表現為新形式社會群體的出現以及群體內部與群體之間關繫結構的重組。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尤其是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微信群、朋友圈以及更早的QQ群、論壇貼吧等網絡社群也紛紛湧現，構成了網絡社會中的新群體形態。
網絡社會群體的出現具有重要的社會影響，它呈現出了新的群體關繫、群體結構和群體行動，也產生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網絡社群不僅是一種新的社交方式和信息傳播渠道，也是一種商業廣告和營銷的新戰場，甚至是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的重要基礎。網絡社群還是認同建構、社會動員的新土壤，因而在網絡熱點事件中經常可以看到聲勢浩大的集群行為。所以，對網絡社群的研究具有經濟和政治意義，值得學界進行關注和深入探討。
因此，本書共分為兩大部分對網絡社群的興起及相關社會問題的治理展開研究，第一部分為“網絡社會中的群體與結構”，具體討論網絡社群的表現形式、本質屬性以及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實質影響。
第一章探討了網絡社群的商業化現像，通過微商現像來呈現社群經濟的新形態及其產生的失序和過度商業化的問題。眾所周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是人際溝通交往的工具，也是一個“眾聲喧嘩”的輿論場，更形成了各種新型的社會群體。當用戶團體追逐財富夢想時，基於社交媒體的網絡社群就具備了經濟社會學意義。透過微商現像，我們可以重新審視網絡化時代的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繫，以及互聯網技術的新發展給市場交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第二章探討了網絡社群興起所產生的權力結構變遷，通過對網絡直播和短視頻熱潮的分析呈現了一種新的社交模式和群體間的權力結構，揭示了一種獨特的互聯網“民間文化”。在這股熱潮中，中國互聯網進入了一個“全民直播”時代，這得益於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的普及，也因為網絡直播與短視頻正好滿足了普通群眾自我展示和渴望關注的心理需求以及人們日益碎片化、感性化的網絡使用習慣。它改變了受眾在媒介中的角色和位置：它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絡權力進一步下沉的反映，以十分“接地氣”的方式形式喚醒了普通受眾的力量，讓他們不隻“圍觀他人”，更可以“呈現自我”。
第三章用定量的方式對網絡社群興起後的社會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用數據澄清網絡社會中的群體關繫到底是趨向於扁平化，還是趨向於加重不平等的數字鴻溝。發現網絡社會呈“倒丁字形”的結構形態：雖然互聯網普及率不斷提高，但網絡信息資源占有極少的群體仍然規模龐大。這種結構產生於網絡信息資源占有情況對線下社會經濟特征的再生產，而制度因素又將這種再生產機制分割為不同的模式，劣勢制度環境中的個體傾向於擁有較少的網絡資源，並且更加難以通過改善社會經濟特征來獲得網絡資源的提升。
網絡社群的崛起對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重大影響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關注，網絡社群中所蘊含的經濟潛力一直受到我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而它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也一直是國家網絡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書第二部分為“網絡社會中的治理”，具體討論國家對網絡社會的治理政策、揭示其中的邏輯和面臨的困境。
第四章繫統梳理了我國網絡治理政策的演變，重點分析了互聯網發展何以上升為“國家戰略”。本章將我國的互聯網戰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指導方針是“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這一方針基本將互聯網視為一個重要的技術工具和經濟機遇，希望“為我所用”。第二個階段是“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這一指導方針，突出了科學發展觀和依法管理的精神，並且把信息安全作為互聯網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最近一個階段確定為“統籌推進、創新引領、驅動發展、惠及民生、合作共贏、確保安全”，這一方針在強調網絡安全的同時，將互聯網上升到國家競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
第五章以“互聯網+”戰略為例，分析了我國互聯網戰略的重大經濟意義和其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本章關注“互聯網+”戰略提出的背景與原因以及該戰略的本質特征與具體表現，並分析了戰略實施面臨的挑戰和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互聯網+”戰略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我國作為網民數量眾多的互聯網大國，在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等領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為“互聯網+”戰略的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存量基礎。但是“互聯網+”戰略的目標是實現“跨越式發展”，任何的“跨越”都是“驚險的一跳”，都要面臨現有條件不足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