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
周恩來的一席話，使夏衍下了決心，他回答：“組織上決定了，我一定盡力去做。”
上海淪陷後，組織決定讓夏衍南下：“記不起具體日子，大約是十二月十六七日，漢年突然把一張赴香港的船票交給我，並說到了香港，會有認識你的人在碼頭接你。……在一個寒風刺面的日子，大概是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我一早起來，收拾了帶走的行李，對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輕輕地在熟睡的瀋寧、旦華額頭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碼頭。……汽笛發出了鈍重的聲音，船慢慢離開了碼頭。渾黃的江面上，有幾艘掛著太陽旗的兵艦，兩岸幾乎沒有行人，出了吳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興了，原來潘漢年也在這條船上。”在潘漢年年譜中，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離”。
抗戰是統一戰線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進入周恩來領導的中共隱蔽戰線做統戰工作的開始，而之前的工作隻能算作是外圍工作的階段，這樣理解應該是相對客觀的。
在中共隱蔽戰線中，統戰和情報是兩條線，互為明暗，時有分合或交叉，但不會完全重合。夏衍在這條戰線上的非凡經歷，離不開周恩來和潘漢年這兩位最重要的人。
統戰的經歷對夏衍影響深遠，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來給他的任務就是“勤交朋友”，為黨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此，李克農跟他講的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罵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敵壘去影響他們，纔是你應盡的本分。在國統區，菩薩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統戰工作，戴白手套行嗎？”
在祖父留下的大量各類文字中，他都在反復的強調自己的工作性質是統戰，甚至在一九六五年一月“文化部整風”的檢討中，他也會寫到統戰工作對自己的影響：“在大約有十年的時期內，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根據當時大後方的具體情況，組織上要我以非黨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觸，由於我立場不堅定，黨性不純，日子久了，不知不覺地就漸漸把自己看成為一個民主人士。很少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恰恰是這十年的文化統戰工作，夏衍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度過了他自己職業革命生涯中最酣暢淋漓的十年。
周恩來、潘漢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是一群精神氣質相同的中共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中國革命的一道別樣風景。很多同時見過潘漢年和夏衍的人，都回憶說，他倆有相同的氣質，像是兄弟。夏衍的秘書李子雲在《記長者夏衍》中寫得更有趣：“是因為他們都頭發整齊、穿著絲襪（我第一次見到夏衍同志的時候，我注意到他也穿著絲襪），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儒雅風度？還是因為他們都對晚輩表現了那樣親切的關心與愛護？他們之間有一種氣質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沒有會議或外事活動，不是去逛郵票商店，就是去潘漢年家。”
對於他自己在隱蔽戰線的諸多業績，夏衍選擇了緘默、無名、密不透風，因為他跟潘漢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漢年用上海話說過：“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對他們來說，隱蔽戰線上的很多事情，寧可讓其埋葬在歷史的塵埃裡，也不能成為坊間飯桌上蜚短流長的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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