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MEMO2018：三聯生活周刊的觀察與態度

精彩書摘

挪威：幸福感從何而來
賈鼕婷、李菁
財富，一定會帶來幸福嗎？
提起挪威，腦海中總會浮現出森林的意像。“挪威的森林”最初源自甲殼蟲樂隊上世紀60年代的一首歌《Norwegian Wood》，講述了一段亦真亦幻的情感故事，而故事裡的超現實情境正是借挪威的森林營造出來的。
令人好奇的是，這一置身世界盡頭的冷酷仙境，除了帶給人物質的有形饋贈——典型的如森林、海洋、石油、三文魚、極光——還會產生什麼樣的精神影響？與幸福又有什麼關聯呢？
事實上，挪威一直是“幸福感”超級強國。自2011年起，聯合國每年發布一次“全球幸福指數”報告，挪威、丹麥、芬蘭、瑞典這北歐四國一直占據著榜單的前幾位，挪威更在2017年位居榜首，得到最高10分中的7.54分。在聯合國報告中，衡量一國幸福感有一整套復雜標準，九大領域：教育、健康、環境、管理、時間、文化多樣性、社區活力、內心幸福感、生活水平。但說到底，幸福是一種很難量化的內心感受，這激發著我們深入挪威去探尋幸福的秘訣。
最容易與幸福建立關聯的變量是財富。聯合國報告也顯示，富裕的國家民眾幸福感比較高。不過，財富對幸福的影響並非單向的正相關。從總量上看也是如此，過去30年全球生活質量不斷上升，但幸福指數的提升卻相對緩慢。報告制定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傑弗裡·賽克斯指出，經濟增長會提升生活質量，但同時也伴生一些社會問題，比如社區意識喪失、社會信任度下降、焦慮感擴散等。
去探尋挪威的社會制度和國民幸福，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它的國家財富，而且是由於石油的發現而突然激增的財富。它是如何享用財富，同時又設法擺脫石油財富的魔咒的？
1969年，在挪威境內的北海區域發現了日後證明堪稱巨大的石油儲備，這個發現超越其他一切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每個挪威人的生活，可謂喜憂參半：一方面，現代挪威社會的成功——福利國家制度，無可比擬的生活水平，強大的區域性基礎設施和服務，以及散布各地的新建築，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石油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從歷史上看，石油財富很少對一個國家產生長遠的正面影響，挪威會幸免嗎？我們去卑爾根拜訪了挪威石油基金專家、挪威經濟學院院長歐斯坦·特格森（Oystein Th?gersen）。
事實上，“石油基金”是個習慣性說法，1996年開始啟動的這一基金，2006年已改組為政府全球養老基金，作為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在境外進行投資。采訪當天，基金主頁上的實時數字顯示，基金市值達到87170億挪威克朗，早已突破1，也是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是個小國，人口隻有520萬，這一主權基金總量相當於GDP的兩到三倍，人均擁有1財富。而且，這筆財富被妥善管理，嚴格控制，每年隻使用區區4%，剩下的都用於海外投資。可以說，石油基金是現代挪威社會最大的成就——它是北歐自制精神的終極體現，是負責任地管理財政的楷模。
特格森告訴我們，挪威人並非生來養尊處優。1969年之前，挪威是斯堪的納維亞三巨頭的窮親戚，經濟拮據，捉襟見肘。因為境內2/3的面積都被冰川、山地、高原覆蓋，人們要在貧瘠的土地上勉強勞作，或者在危機四伏的海洋上討生活。直到1969年底在北海海域南部發現第一塊油田，1972年成立挪威國家石油公司Statiol，此後不斷發現新的油田以及天然氣田。巔峰時期，挪威一度是全球第七大石油生產國、第三大石油出口國、第二大天然氣出口國。據估算，即便挪威人什麼事情也不做，現有的石油資源也足夠全體國民富足地生活150年。
石油的影響立竿見影。特格森說，他的祖父母一輩以前都在“舊行業”工作——漁業、船業、制造業，大批石油開采後，人們紛紛轉向“新行業”——石油工業直接相關的海上勘探、石油工程、沿海地區更多的酒店和餐館服務業等。即使是遠離海岸線的地區，工資水平也顯而易見地上漲了，舊行業的人在減少，大規模轉向間接的石油產業或者公共服務部門。
直到上世紀80年代遭遇經濟危機之後，挪威人開始有了憂患意識：石油資源枯竭後，挪威該往何處去？於是在1990年，挪威議會批準通過政府石油基金法案，石油營收將不再直接歸入政府財政，而是轉存入石油基金中。這也開始真正踐行1971年挪威政府提出的“石油十誡”，宗旨就是確保收益不僅有益於這一代，而且可以造福子孫後代。特格森認為，石油基金也是挪威遠離2009年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石油基金的絕大部分由挪威央行負責進行海外投資。特格森介紹，投資思路是盡量多樣化，“把風險分散到多個籃子裡”。目前，這筆基金投資在了全球78個國家的9050家公司，其中60.6%投資國際股票市場，36.3%用於固定收益投資，另有3.1%用於投資海外房地產。累積下來，挪威已控制著全球大約1%的股票，是歐洲股票市場最大的國有股東。
特格森認為，石油基金成為挪威人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之一，基於兩個原則：第一，基金的使用被嚴格限制。這一基金相當於國家的儲蓄賬戶，原則上不會動用本金，隻消費利息。之前經濟學家估算的基金回報率是4%，2016年以來因全球彙率降低，將預期調低到了3%，於是政府財政支出也隨之變為動用基金總額的3%。“這樣的話，即便石油開采殆盡，本金不再增加，這筆錢也不會減少。”第二，財富由全體國民共享。通過一套包括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等在內的社會福利體繫，奠定了一個從搖籃到墳墓都能得到照護的烏托邦社會，將財富轉化為了福祉。
挪威人如何做到了抵制消費，沒有花掉更多石油收入？特格森認為，一方面是基金建立之初就很清楚，要避免“荷蘭病”，即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所以每一屆政府盡管都面臨少用石油收入的挑戰，但都會遵守規則。另一方面，也是基於文化傳統。“挪威一直是個窮國，人們分散生活在沿海，而不是聚居在城鎮和鄉村，習慣了靠簡單的必需品維持生活。所以，挪威人不喜歡放縱揮霍，對儲蓄始終繃著一根弦。”
有關資源枯竭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特格森說，目前挪威石油的儲量已經開始下降，而天然氣正處於增長的最高水平。說石油時代結束或許為時過早，但對未來的預期必須要改變。他舉例，從石油基金中的支出是可持續的，但支出的增加是不可持續的；工資的增速會放緩；石油產業的勞動力要削減，轉移到新的產業。
那麼，在石油經濟逐漸褪色之後，驅動挪威經濟的新動力來自哪裡？我們決定去挪威創新署找答案，那裡是政府支持本國企業和產業創新的最重要機構。創新署由一位女性CEO安妮塔·克羅恩·特拉塞斯（Anita Krohn Traaseth）引領，她身著富衝擊力的紅色，開門見山：“挪威隻有三文魚和石油嗎？這些傳統假設當然沒錯，我們是一個以自然為本的國家。但基於自然資源的潛力，又遠遠不止這些。”
桌上有幾瓶蘋果汁，安妮塔隨手拿起來：“這是一個關於循環經濟的典型例子。挪威東部很多人種蘋果樹，但采摘不了那麼多蘋果。於是就有年輕的社會企業，四處尋找過剩的蘋果樹，把蘋果采摘下來，按照傳統做法制造新鮮果汁，而不是讓它們被扔進垃圾桶。”安妮塔認為，類似這樣的關於可持續發展的案例俯拾皆是，畢竟挪威人擁有難以比擬的自然資源，“對下一代來說，販賣安靜、純淨、清潔更為重要”。
安妮塔告訴我們，挪威創新署在2015年策劃了一個名為“夢想承諾”（Dream Commitment）的調查。他們向學生、大公司CEO、協會等發出邀請，讓人們說出對國家發展有哪些期望。因為研究表明，當你把夢想說出來的時候，就更容易實現。最終，有幾個領域被選出，成為挪威未來發展的方向：清潔能源、生物醫藥、智慧城市、創意產業、旅遊、海洋產業、醫療與養老。這些領域對於正在塑造國家新品牌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必須要讓世界知道這個隻有500多萬人口的小國到底要做什麼、能做什麼。
以海洋產業為例，安妮塔說，海底下的東西比目前出口的要多得多。除了傳統的漁業、船運和船舶制造之外，挪威還在創造基於海風的新能源，以及開發下一代生物醫藥。比如，挪威海域有很多蘑菇，研究人員已經發現，海洋中的蘑菇也可以制造下一代的抗生素。
無論是對傳統資源的有效利用，還是對創新產業的開發，都是基於挪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基因。1987年，挪威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聯合國發表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正是在這一理念下，挪威社會傾向於安全、務實、內斂、調和、凝聚力，這也是挪威人幸福感的根本。
Koselig，生活裡的幸福哲學
挪威人甚至有一套“幸福哲學”，這要從一個詞“Koselig”說起。想像一下，在挪威森林的小木屋中，燃起蠟燭，火爐裡的木頭燃得噼啪微響，再泡上一杯咖啡，擺上小甜點，倒在沙發上慵懶地看著一本偵探小說。這時候，挪威人就會用“Koselig”來形容，它比任何其他詞都更能表達一種溫暖、親密和相聚的感覺，或者說典型的挪威“幸福感”。
對於一個挪威家庭來說，如何去不遺餘力地追求這種簡單又樸實的幸福哲學呢？
一個周二的下午3點鐘，我們在奧斯陸中央火車站與伯德見面，跟他一起回小鎮Son的家，去感受一個挪威家庭的日常生活。看到我們對於他下班時間的驚訝，伯德說，挪威人在工作上享有很大的彈性，規定每天工作7個半小時，但可以自己決定幾點上班，也可以在家辦公。此外，對於每一個勞動者來說，每年都有至少5周的帶薪假期。因為挪威人最珍視的一點就是，“工作和生活平衡”。
這一天原本的計劃是：在附近鎮上工作的博德妻子下班後回家做飯，而博德和我們坐50分鐘火車去鎮上，先去把大兒子接回家，然後我們和全家人一起共進晚餐，再去兩個女兒的學校看她們的一場足球賽。沒想到，因為在火車站聊天忘了時間，我們錯過了第一列火車，隻好再等半個小時，於是接孩子的任務隻能交給妻子了，博德做飯。無論如何，夫妻兩人總是共同承擔，分工明確。
回到家，女主人已經帶著13歲的大兒子出門了，留下了晚餐的半成品，我們再簡單加工下就好。一家五口居住的是幢樸實的白房子，屋內也沒有奢侈的家具，起居室一側是看得見風景的大落地窗，室內的視覺中心是滿牆的書架，圍合的布沙發，連通著開敞的廚房和餐廳。牆面和桌面上散布著一些畫作和擺飾，博德說，這些都是當地藝術家的作品，或者來自他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的紀念品，充滿“Koselig”哲學下的溫暖和親密感。作為挪威世界自然基金會負責人，博德關注海洋垃圾問題，還有機動車和人類活動帶來的污染，在生活中也盡量使用公共汽車或電動汽車，消費奉行環保和節儉。他認為，這也是挪威人的共識。
讓我們有些意外的是，盡管挪威人收入高居全球第二，人均收入超過，但卻很少在這裡見到奢侈品店，也很少有人炫耀性消費。博德說，部分是因為北歐社會盛行的“詹代法則”，這一法則可以總結為“你和我們都一樣”。如果一個人為了攀比，去購買一些自己並不需要的東西，是會被人看不起的。另一方面，挪威有著全球數一數二的稅收——所得稅率從36%開始，食品類消費稅14%，非食品類消費稅25%，汽車的汽油燃料稅則高達80%。但是大部分挪威人都樂於交稅。人們都認為，擁有豪車並不會帶來幸福，幸福來自自己所愛的人在需要的時候能得到援助的那種安全感。
簡單的晚餐後，我們去博德女兒們的學校觀看足球比賽。兩個女孩一個7歲，一個11歲，在相鄰的兩個場地參賽，家長們站在中央空地上加油。太陽漸漸西沉，映照著球場背後的一片挪威森林，樹梢上躍動著金色和紅色的光，仿佛有火焰要噴湧而出。9月的陽光格外令人留戀，因為進入10月、11月之後，日照的時間就會越來越短，下午三四點鐘之後就見不到太陽了。不過，對於熱愛戶外運動的挪威人來說，正如他們的一句俗話所說：“沒有壞天氣，隻有不合適的衣著。”博德說，夏天和鼕天可以做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同樣令人期待。他們從奧斯陸市中心搬到距離50分鐘車程的海濱小鎮Son，也是為了更接近自然。夏天走路10分鐘就可以去海邊遊泳，鼕天則會迫不及待地外出滑雪，幾乎每個多挪威人都有一雙滑雪板。像很多挪威中產家庭那樣，博德一家在山區也有一間小木屋，周末有空就會過去，在周圍徒步。“挪威人周一早上都會彼此寒暄，說自己上周末去哪兒滑了雪、登了山，這些活動非常重要。”
關於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突出體現在挪威獨特的育兒文化上，這一點在我們去拜訪挪威貿工部部長托爾比約恩·勒埃·伊薩克森（Torbj?rn R?e Isaksen）時體會尤深。在去貿工部采訪的路上，我掃了伊薩克森的Instagram，聽說這位40歲的政壇明日之星也是Ins紅人，而且畫風搞怪，顛覆了人們對政治人物的刻板印像。當天果然有條更新：“工作要耽擱了。18個月大的生病小男孩需要他的父親。”配圖是一張伴著小嬰兒的無奈又憐愛的臉。我心想不妙，不知道這位憂心的父親還會不會如約而至。另一方面也難免驚訝，因為孩子生病，一位部長就要推遲工作，而且還公之於眾，難道不擔心引發爭議嗎？
到了中午約定的時間，他已經坐在辦公桌旁了。談起生病的孩子，他說：“他哭了一夜，所以我上午陪他待在家裡，為此不得不取消和推遲一些工作。不過，在挪威，唯一普遍而有效的借口就是孩子生病了。每個人都會說，好的，我們理解。”
伊薩克森告訴我們，挪威已經形成了普遍的育兒友好文化，政界也不例外。“包括現任首相埃爾娜·索爾貝格（Erna Solberg），她在25年前剛剛步入政壇時，孩子也很小，她明白是那種感受。因此，當我們舉行政府會議時，一個有效缺席理由就是你要去幼兒園接孩子。”
牛津大學曾發起過一次“全世界最完美丈夫”的評選，挪威男性榮膺榜首，因為他們花了最多的時間在家務事上。伊薩克森告訴我們，盡管他的工作要比妻子的工作多得多，但家務事分配還挺平均的。“家裡主要是我做飯，我也管洗衣服，但是我不喜歡收拾床鋪，所以我不做這個。我們還一起接送小孩。”不過他認為，出發點並不是“我要當一個完美丈夫”，而是挪威社會無處不在的“平等主義”，特別是性別平等。伊薩克森說，這包括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上有真正的自主權，挪威是女性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在很多領域打破了傳統的性別界限。另外，家庭中也同時兼顧父母雙方的需求，女性並不需要為了家庭犧牲事業，挪威的父親育兒假、育嬰津貼、幼兒園托育制度也都是基於這一性別平等的精神。
父親育兒假這項福利政策由挪威首位女首相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於1993年提出。根據這一法案，新生兒父母雙方總共可休59周帶薪育兒假，而且為了鼓勵爸爸們參與其中，政府還規定了父親育兒假的“配額”——父親必須休滿59周中的至少15周，這15周不能轉讓給妻子。伊薩克森認為，這形成了挪威獨特的育兒文化，父親從次要的照顧者成為活躍的家庭角色，與孩子共處的時間也更多了。無論是爸爸還是媽媽，下班後回家陪伴家人和孩子，纔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一年半前，伊薩克森的兒子出生，他請了12周育兒假，在家陪伴新生嬰兒。而在四年前，大女兒出生時，他也用完了父親育兒“配額”，在家休假14周。他說，這是一生難得的機會，參與孩子最初的成長。作為一位部長，他也並不認為休父親育兒假很特殊。“老實說，如果我不休任何育兒假，將父親的家庭責任置之不理，會被視為一個強烈信號，在政治上會引發更多的負面反應。”
作為貿工部部長，伊薩克森這次也會隨王室訪問中國。他告訴我們，他訪問的主要議題一是貿易合作，特別是在海洋資源、環境問題、能源技術上。二是社會模式。“我生於1978年，中國的崛起貫穿了我的一生。對於中國來說，伴隨著充滿活力的經濟，如何搭建一張社會安全網絡，是下一步的挑戰。在這方面，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全的北歐模式是有借鋻意義的。”
人與自然：強大的紐帶
與挪威人談論挪威，他們總是會將話題帶到與大自然的紐帶上，說起他們對戶外生活深入骨髓的熱愛。大自然，就是走進挪威人內心世界的那把鑰匙。
歷史上，挪威人口的分布就比鄰國更為稀疏。它是歐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國家，每平方公裡隻有11人。分散的人口形成與世隔絕的小社會，方言有上千種。直到現在，挪威人仍一如既往地分散在各個地區——北方腹地、深山老林、海濱河畔，以及冰天雪地的島嶼。
挪威人與自然紐帶的一個典型體現，就是挪威一檔看似無聊的真人秀節目——“慢電視”（Slow TV），卻已經成為挪威的標志性文化景觀。顧名思義，“慢電視”的節奏非常緩慢：歷時7小時從奧斯陸與卑爾根的一趟火車旅行；134小時的海達路德郵輪航行，奪得最長直播紀錄片的世界紀錄；8小時對準一堆噼裡啪啦燃燒的柴火；18小時的釣鮭魚現場，花了3小時，纔釣到第一條魚；8個半小時直播從一隻綿羊到一件毛衣的全過程，鏡頭裡織毛衣的人也昏昏欲睡……但是，這檔沒有主線、沒有腳本、沒有劇情的節目卻取得了空前成功，第一次火車旅行吸引了大約120萬挪威人收看，而看過沿海航程的更高達320萬人，要知道，挪威總人口纔有520萬。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樣的節目？那就必須追溯到2009年，我們幾個挪威公共電視頻道NRK的同事在餐廳討論做一檔節目，以紀念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有個同事想到了火車。那年正值卑爾根鐵路建成100周年，它連接了挪威的東部和西部，跑完全程需要7個多小時。於是我們去跟策劃編輯們說了這個想法，他們回答說：‘好，那節目要多長？’我們說：‘全程。’‘對，但我們是說節目長度。’就這樣來來回回地對話，最終他們纔明白了。”在卑爾根山頂一家咖啡館裡，“慢電視”制作人托馬斯·海勒姆對我們講述，後來他們真的拍了7個多小時，架設了四部攝像機，三機拍攝沿途的自然風光，加點乘客的訪談。他們本來預測，節目會吸引約2000名挪威火車迷，沒想到實際觀眾數字是120萬，成千上萬的臉書及推特用戶彼此聊著，好像他們都一起坐在火車上。有位76歲的老人從頭到尾收看，到了終點的時候，他起身拿起手邊一個他以為是行李的東西，等到他的頭撞到了窗簾杆，纔發現自己坐在自家客廳。
“就在火車旅行首播當晚，一則推特留言說：‘為什麼那麼膽小？為什麼隻有436分鐘？你們可以延長到 8040分鐘，展現挪威的代表性旅程——海達路德郵輪海岸航行，大約3000公裡，幾乎覆蓋我們所有的海岸線。’所以，第二期節目，我們就登上了海達路德郵輪揚帆起航，而且是現場直播。在途中，成千上萬的人在被拍到的時候，對著鏡頭揮手，這是歷時五天半的‘揮手秀’。甚至船上的乘客也在看電視畫面，而不願轉身90度直接看窗外的景色。就這樣，古怪的“慢電視”成了人們客廳的一部分，成了彼此分享的共同話題。”
為何“慢電視”會脫穎而出？海勒姆認為，現場感非常重要。“因為我們保留了真實時長，沒有剪輯，帶著觀眾身臨其境，搭上了火車、乘上船、聚在一起織毛衣。今年夏天，我們又直播了去北部山區的遠足旅行，每天都有500多人加入隊伍，一起參與到故事裡來。”
“現場感之所以讓人著迷，是因為可以展開聯想，就像在美術館看畫一樣。”海勒姆給我們看了一個片段，是峽灣岸邊風光，要盯著幾乎靜止的畫面，盯得胃都痛了。“當你堅持很久以後，我相信你會注意到畫面下方的一個黑點——一頭緩緩移動的牛。你或許會開始想像：農場主人在不在家呢？他在看牛嗎？那頭牛想去哪兒？你就開始在腦子裡編故事。你也會期待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當然，最有可能的是什麼也不會發生，因為生活就是如此。”
“慢電視”的流行，不僅是因為講故事的方式，也是因為故事本身。海勒姆說：“這並不隻是看著油漆干燥觀看冰山融化，也不是藝術或冥想。我們必須找出對挪威人有重要意義的故事去挖掘，比如在12小時直播柴火燃燒的背後，是因為在寒鼕漫長的挪威，人們對火有一種特別的情感。”而在我們外人看來，“慢電視”是和挪威獨特的生活哲學分不開的。這種哲學讓他們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民之一，仍享受著斯巴達式的生火取暖的樂趣，心滿意足地為迎接北歐嚴鼕編織出厚實的衣物，“慢電視”也是一種再現。
......
全身心地擁抱自然，也是和內心對話的一種方式，更容易激發極致的心靈體驗。在奧斯陸蒙克美術館的《吶喊》前，我們又一次體會到這種極致情感。畫作的主體是在血紅色背景下一個扭曲的表情。據蒙克所說，這來自他自己的一次親身體驗。一天晚上，蒙克一次和兩個朋友一起沿著海邊便道散步，日落時分，雲被染得紅紅的，像血一樣。蒙克疲憊地停靠在欄杆上，從阨克貝裡山上俯視奧斯陸峽灣。這時候，仿佛聽到一聲刺耳的尖叫穿過天地間，他站在那裡不停顫抖著。在《吶喊》畫作中，奧斯陸峽灣充滿著發抖的、血紅的幻覺，蒙克將一種沉悶、焦慮、孤獨的情感表達到了極致。蒙克美術館館長斯坦因·奧拉夫·亨裡克森（Stein Olav Henrichsen）認為，蒙克探索的問題並不隻是他個人的，而是普世的。“當然他在5歲時就失去了母親，15歲失去了妹妹，一生也體弱多病，但他並不憚於面對，甚至毫不留情地揭開黑暗面。不隻是《吶喊》，事實上，他一生都在探究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是什麼，何以為人。”
著名音樂家格裡格的音樂也突出地汲取了大自然的靈感。比如《培爾·金特》組曲，配樂詩情畫意、色調豐富；《晨曲》如一股涼爽的清泉，在一片安謐的田園氣氛中，襯托著太陽破雲而出的晨曦精致；《山妖的大廳》中則充滿了狂暴粗野、咄咄逼人的怪誕之感。格裡格傳記作家阿凌·達爾（Erling Dahl Jr.）原是一位大提琴家，他哼唱起格裡格著名的《晨曲》的開場曲：“非常美麗的音樂，對吧？格裡格在創作中借鋻了大量民族音樂的範式與主題，而這種音樂模式可以讓全世界的人都能‘識別’出來。”格裡格的故居在卑爾根郊外的山上，面臨大海。阿凌·達爾帶我們穿越山林，來到海邊，一片錯落的礁石延伸到海裡。他說，格裡格經常來這裡眺望遠方，尋找靈感。也是在這裡，他某天看到一縷夕陽照射到對面山坡下一處陡峭的崖壁上，感覺到了召喚，決定死去後就葬在這裡。他後來如願歸返自然，棺木非常簡樸，幾乎不留痕跡地嵌入了崖壁中間，面對大海和夕陽。（實習記者俞可薇、龔思怡、韓越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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