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節選）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國內有關世界歷史或歐洲史研究及評述中，經常將16世紀以後歐洲或西方的歷史狀況表述成一種波瀾壯闊大步向前的進程。似乎自16世紀始，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大航海運動等巨變推動下一直處於向現代社會發展的直線演進軌道之中。17世紀中所發生的英國革命、理性的開端、科學的興起等各種歷史事件及其時代功用和意義，隻有而且也必須按照16世紀的啟動與18世紀的結果二者之間的邏輯聯繫，即以社會轉型（或曰制度轉型、文明轉型）模式來進行認識，纔能獲得正確的闡發和解釋。至於17世紀這一百年間，西方社會運動全部進程所包含的各種內容，特別是它所經受的種種磨難、苦痛、曲折、徘徊則都退居幕後。當時西方社會演進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內涵復雜性和所面臨的多種發展的可能性都被現代化進程一個維度遮蔽起來。一言以蔽之，現今人們所批判的“線性發展史觀”和對歷史簡單的處理方法，似乎在以往對17世紀歐洲歷史的認識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雖自15世紀末始，西方社會發展有了相當起色和一種新氣像，但是它每一步進程又都充滿著艱辛、苦難、徘徊、曲折甚至倒退。西方史學界普遍認為在“延長的16世紀”中取得長足進步之後，西歐各國又陷入一場“17世紀普遍的危機”之中。20世紀中葉，圍繞著“17世紀危機”，西方史學界曾爆發過一場由英國著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首先掀起的、有眾多史學家參與的大規模論爭。在是否存在過一場危機以及這場危機的性質、強度、範圍和作用影響等各個方面，學者們見仁見智，觀點各不相同。但在當時西歐的確發生過一次劇烈的結構動蕩這一事實的確認上，各家看法則基本一致。從對這場論爭的過程和文獻的辨析中，人們強烈地感受到了近代早期西方文明發展的復雜性、艱難性、起伏不定的周期性。而對這些，國內史學界所給予的關注、研究和認識應當說是不夠充分的。
當我們對17世紀西方歷史進程進行一番冷靜的回眸和對17世紀之後歐美學術界對這一世紀的認知與評估進行一番客觀而細心的梳理之後，就會發現這個世紀本身的狀況和它在西方歷史整體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是極為復雜又饒有趣味的。可以不誇大地講，對17世紀西方社會運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進行深入的研討與反思，對於中國史學界而言，構成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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