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品“翰墨瑰寶”漫賞碑帖珍本
上海圖書館所藏歷代碑帖，因得久遠深厚之傳承積累，加之幾代人堅持不懈的搜求發現，其質量之精，堪稱舉世聞名。惜由於各種因素，除有限的公開展覽或少數的零星復制之外，許多珍稀名品，若非特殊之需並經特別手續，一般人甚至是有近水樓臺之便的本館人員，平時皆難獲一睹，更遑論上手細品。因憶三十多年之前，於此興趣正濃的筆者，恰逢幾可謂百年難遇的特定機緣，不僅有幸多見原本原件，且展閱之間，常聆館內老輩專家當場指點評說，至今銘心。而自 2006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得上海圖書館支持並合作，陸續刊行“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以下簡稱“翰墨瑰寶” ）一至三輯，以最新尖端的影印技術和幾可亂真的復制手段，精選二十種皆為鎮館之寶的孤本善拓，原色原貌，化身千百，不僅將古人一向艷稱的“下真跡一等”之玩賞緣福，名副其實地讓今日研究鋻賞各家盡情分享，也使我能有機會重對佳本，再續前緣；並就其中舊識新知，略說一二。
一 《史晨碑》
全碑分為前碑（碑陽）《史晨奏銘》（以下簡稱《奏銘》）和後碑（碑陰）《史晨饗孔廟碑》，合稱“史晨前後碑”。這是與《禮器》《張遷》《曹全》諸碑並列為四大漢碑的漢隸名作，也是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深遠的傳統經典。明代金石學家郭宗昌贊其“分法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代楷模，亦非後世可及”。清初著名鋻賞家孫承澤，更在《庚子銷夏記》中直接援引此說，評其為“漢石之最佳者也”。啟功先生《論書絕句》（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 年版 ）中則謂：“漢隸風格，如萬花飛舞，絢麗難名。核其大端，竊以《禮器》《史晨》為大宗。”“漢隸之傳世者多矣……以書藝言，仍宜就碑版求之。蓋樹石表功，意在壽世；選工掄材，必擇其善者。碑刻之中，摩崖常為地勢及石質所限，縱有佳書，每乏精刻，如《褒斜》諸石是也。磐石如砥，厝刃如絲，字跡精能，珍護不替，莫如孔林碑石。”《史晨碑》正是這類石材質地精良、書寫刻工考究的名碑巨制。而汪慶正先生又在《東漢石刻文字綜述（上）》（ 原刊《上海博物館館刊》第一期，後收入氏著《中國陶瓷錢幣碑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一文中，撚出其文獻價值：
至於《史晨後碑》所載：“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這段文字，是有關東漢市井制度的重要資料。
此碑自明及清，直至近世，傳拓頗夥。但明拓諸本，多僅拓前碑《奏銘》。現存最早的，當是傳為清代著名書家何紹基舊物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闡字本”，為明初所拓每行三十六字本，惜僅殘存《奏銘》前半部共九行。而分藏於故宮博物院的龔心釗題簽、徐郙題跋本和上海圖書館的孫氏小墨妙亭本，皆屬明代中葉前傳拓的“穀字本”，則是現存明拓《奏銘》最全本中的最早、最善之本。今“翰墨瑰寶”據以精印的，正是後者。碑帖鋻定名家王壯弘先生早在其 1959 年 3 月 26 日的鋻碑筆記中，就這樣評價：“孫氏小墨妙亭藏王山史、郭胤伯舊藏本，孫氏題為宋拓……字跡凝厚，墨色渾古，為漢碑最古拓本。展玩再三，贊嘆不已。況從首至尾，無塗描配補之弊……餘見明拓《史晨》不下廿餘本，以此為觀止，自幸眼福不淺。”（ 《崇善樓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8 年版 ）日後，又於其《增補校碑隨筆》（ 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1 版 ）中再次述及 ：“此碑舊拓屢見，所見明初至乾隆以前拓者，不下百餘本，而《奏銘》‘穀’字中橫波筆未損者，僅孫氏小墨妙亭一本最為完全。郭胤伯題簽，墨色黝古濃重，紙質也較粗厚，乃明中葉前拓本也。”至此本後原跋所稱“宋拓雲雲，則仲威先生在“翰墨瑰寶”影印本“導言”中，已明確指出：“以碑名入趙明誠《金石錄》，則判定當時必有宋拓。然楮墨之古，名家印章，皆非宋本要件。漢碑不必言宋拓，明拓亦已罕見。”此說應具識見心得。昔嘗聞潘景鄭先生於展閱館藏漢碑善本之時，謂世傳漢碑諸本中號宋拓者，其實多為明初精拓。而吳湖帆先生跋漢《景君銘》，亦曰“漢碑世無宋拓，其號稱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而已”，又於其所藏宋拓《昭仁寺碑》後題記中，更述原委：宋代因“盛行集帖，不尚碑刻，凡世傳宋拓古帖，不論整殘，所見猶夥；至於碑碣，凡初唐諸刻，宋拓尚可見，漢魏則絕無也，蓋亦風尚使然”。語雖稍顯絕對，但還真有其道理。
王氏《增補校碑隨筆》中，除多記此碑歷代拓本考據特征之外，復列包括藝苑真賞社、文物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有正書局，乃至日本二玄社等在內的各家影印本七類九種，且各詳其所據之底本，因知就其所舉影印眾本之底本而言，已皆不及“翰墨瑰寶”所收，況囿於時代技術等客觀條件，又有黑白、原色之別。值得一說的是，雖早在20世紀初，著名學者葉昌熾就在其碑刻研究名作《語石》中稱賞碑帖影印：“惟近時歐洲電光攝影之法，可大可小，雖剝
泐皴染筆墨所不到之處，亦無不傳神阿堵。此為古人續命第一妙方，垂燼之鐙，火傳不絕，真翰墨林中無量功德也。”然有意識地在研究碑帖拓本的同時，全面關注影印各本，強調“自清末民初以來，出版影印本眾多，其中良莠相雜、真贗難甄；不加評述，無以抉擇”，從而把繫統排比影印之本並明其各自底本高下優劣以助考校，列為碑帖著錄中一項新的重要體例，則王氏《增補校碑隨筆》，恐當為首創。
又羅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中，著錄《史晨碑》拓本多種，其中有瀋均初舊藏《奏銘》殘本：“前半自首行至第六行‘玄立制命’之‘立’字止，均已佚。其存者自‘制命’起，每行僅拓三十二字，復多蠹蝕，氈墨至精，明拓本之較先者。”王壯弘先生亦指其為“與孫本同時所拓”。羅氏還通過比勘眾本，將此碑明拓、明末拓、乾隆拓，直至嘉道拓、近世拓各本之主要考據，詳列專表，不僅可見其於此碑之重視程度，更對後來研究有利用參考之便。
二 《許真人井銘》
此為大名鼎鼎的傳世孤本，當年連富藏金石、慣見善拓的一代巨眼吳湖帆先生獲藏之後，也格外青睞、喜形於筆下 ：“吾家所貯唐宋諸碑帖，以此真宋初拓為最古。所見唐拓諸本，亦不可信，皆無此古也。”遂奉為“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裝，四歐堂墨寶之一”。作者徐鉉，繫由南唐入宋的篆書大家，與其弟徐鍇，並號“大小二徐”。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 ：“留心隸書，尤善篆與八分，識者謂自李陽冰之後續篆法者，惟鉉而已。人跋其書，以謂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籀，氣質高古，幾與陽冰並馳爭先。又謂鉉書映日視之，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折處亦然，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耳。”王壯弘先生曾評原石早佚的秦《嶧山刻石》徐鉉摹本，則謂：“現所見最早刻本，是北宋淳化四年八月，鄭文寶以南唐徐鉉摹本（摹可作摹拓、臨摹二解。以此刻與李斯諸刻及徐鉉《許真人鏡銘》對勘，則當為徐鉉臨寫之本）重刻於長安者，原石現存陝西省博物館碑林內。書法與《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相比，覺得框廓纖弱，似乎更接近唐代李陽冰。”因知徐氏之書，能承唐法且比肩大家，自具功力而獨步當時。再觀《許真人井銘》之凝重遒勁，似更勝《嶧山刻石》摹本，況又為徐鉉現存篆書中唯一宋拓宋裝的傳本，則其珍稀難得，可以想見。
篆書之外，徐鉉另有行書手札墨跡一通，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今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張蔥玉先生曾評其“筆勢沉著，猶是唐人矩矱”（《木雁齋書畫鋻賞筆記》，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徐邦達先生亦謂其“書法厚潤渾穆，李建中與之近似，可見一時風氣”（《古書畫過眼要錄 ：晉、隋、唐、五代、宋書法》，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年版 ）。而啟功先生於《論書絕句》中所詠“行押徐鉉體絕工，江南書格繼唐風”二句之下，更以注文詳論之：
徐鉉書，世傳多篆字，如所摹《繹山碑》《碣石頌》，其犖犖者。棲霞有其兄弟題名，亦篆書，但作“徐鉉徐鍇”四字。近世出土《溫仁朗墓志》為大徐篆蓋，新發於 ，最見真貌，然非真行墨跡。譬之峨冠朝服相見於廟堂之上，不如輕裘緩帶促膝於幾榻之間，為能性情相見也。
大徐簡札墨跡，數百年所傳，惟《貴藩》一帖。其帖曾入《石渠寶笈》，而《三希堂》《墨妙軒》俱未摹勒，不知其故。今屢見影本，筆致猶是唐人格調，札尾具名處作一花押。不見此札，不知大徐墨跡之真面目，亦不知唐代書風，與時遞嬗，至宋而變，其變如何也。
鄭重先生《海上收藏世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寫吳湖帆的一篇中，記《許真人井銘》最後由吳氏讓歸當時上海市文管會的逸事，則又為有關此帖的掌故趣聞，因移錄附此：
《許真人井銘》為宋拓傳世孤本，徐森玉欲將此帖購進博物館，便叫秘書汪慶正去動腦筋完成此事。汪去了，吳說不缺錢，不願出讓。汪還是出入吳家。吳愛好圍棋，汪常常陪他下棋。他有時讓汪五子，汪還是以輸而終局。如此往返經年，吳就是不把此帖拿出來。有一天，吳突然到天平路文管會找汪慶正：“小汪，你在十二點之前，給我籌劃人民，這部帖就給你。但過了十二點，就不要來了。”十二點之前，汪把錢送到吳家，遂將此帖攜回。
三 《鮮於光祖墓志》
趙孟頫和鮮於樞，代最傑出的書法家中的兩位。而趙氏三十四歲所書鮮於樞之父《鮮於府君（光祖）墓志》，不僅為其早年書法，尤其是小楷碑版的典型力作，更是研究鮮於樞家世生平，乃至趙氏與鮮於樞交誼的重要文獻。此志現僅知有二件原拓存世 ：北京大學藏本拓雖較早，惜有殘缺 ；故上海圖書館所藏，遂成唯一全本。“翰墨瑰代碑拓中獨選此件，可見主事者眼光獨到，出手不凡。
正如近世學者柯昌泗先生在《語石異同評》（ 《語石·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 1994 版 ）中指出的那樣碑於文史之用最鉅代著名文人周砥撰文的《鮮於府君（光祖）墓志》，因記鮮於樞家族世繫及其曾祖、祖父事略，更詳鮮於樞之父鮮於光祖生平行跡，而極為有關研究者所注目，屢加引述。更重要的是，該志後盛彪題記中，有“太常公既志鮮於府君之墓，未及卜兆而公卒。後十七年，當大德戊戌，府君之嗣樞，始得吉於錢塘縣西次孤山之原……其嗣樞年五十有三”諸語，由此，最終推定鮮於樞的確切生年為南宋淳祐六年（1246），從而解決了鮮於樞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基礎問題。
趙孟頫年輕時與鮮於樞初識之下，即一見傾心，結下友誼，並至終身。趙氏《松雪齋文集》中多有關涉兩人交往之篇什，其中《哀鮮於伯幾》長詩所述，似最詳備：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發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挐舟，夜坐常促席……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我時學鐘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下濕。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淒涼方井路，松竹蔭真宅。乾坤清氣少，人物世罕覿。緋袍儼畫像，對之淚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豈終極。
因此，鮮於樞以父親墓銘書丹這樣的要事，鄭重請托，絕非僅僅因為趙氏擅書；而趙孟頫時雖年輕，卻以精楷小字盡心報命，也正緣於非同尋常的情誼。故王澍（良常）在跋語中稱其“文外有筆，字中有韻，為吳興楷書之冠”，洵為真賞知音。而趙氏一生中，除為鮮於樞父親書寫墓志之外，後代書法史上與鮮於樞齊名的另一書家康裡巎巎之父撰寫神道碑銘，亦可謂難得佳話。
趙氏三十六歲（1289）所書姜夔《蘭亭考》卷後自題中，已有“予自少小，愛作小字 ；邇來宦遊，無復有意茲事”之語，知其早在少年時代，就喜歡寫小楷，則其所用之功，當尤勤且深。五十六歲（1309）時重題此卷，又憶及二十年前其“為郎兵曹”，即任《鮮於府君（光祖）墓志》前題銜之“奉訓大夫兵部郎中”時作書的用功趣向：“餘往時作小楷，常、蕭子雲。”今觀其三十四歲（1287）所跋《真書孝女曹娥誄辭》、傳王羲之《大道帖》，以及三十六歲題錢選《八花圖》卷，乃至三十八歲（1291）所書小楷《過秦論》諸跡，皆楚楚有致，古趣盎然。而作為“我時學鐘法，寫君先墓石”的《鮮於府君（光祖）墓志》，則小楷規整，氣息典雅，多有魏晉遺韻，也正是其當時浸淫傳統的用心之作。雖然這類書跡與其中、晚年風格成熟後的典型“趙字”相比，尚未完全形成所謂自家面目，但卻自然清新，生機時見。正如董其昌跋趙書《過秦論》時指出的那樣：“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頹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贗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而據與趙氏同時代的袁桷所記“承旨公作小楷，著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則更可見趙氏的功力和自信。故當年鮮於樞就已一言論定：“子昂篆、正、行、顛草，俱為當代第一 ；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
現存《鮮於府君（光祖）墓志》原拓二本中，上海圖書館本曾為清代著名碑版收藏家陸恭松下清齋舊物，故陸氏婿潘世璜之子遵祁所錄《須靜齋雲煙過眼錄》中有記：“松雪《鮮於府君墓志》，小楷書石刻，後有王良常跋。”後歸金石鋻藏大家瀋韻初。值得注意的是，葉昌熾《語石》中又記石至精之品有兩本：一為宋仲溫《七姬權厝志》，一為趙承旨《鮮於府君志》，皆希世珍也……《鮮於志》舊為瀋韻初孝廉所藏，其子筱韻來修士相見禮，以此為贄，遂歸餘五百經幢館。”北京大學本雖自“適李擇善銘曰”至“又命其友餘”共六面約 330 字不知何時缺失，由清代瀋梧抄補，然因椎拓較早，故文字泐損仍有少於上海圖書館藏本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圖書館本第五開中“君諱光祖，字子初”之“祖”字已泐，而北京大學本（第八開）則完好；上海圖書館本第八開中“拂衣而去”之“去”字剪失，“次淮安，卒於舟中”一句中，“淮”字和“於”字之間已成石花，且僅占一字之位，則“安”“卒”二字必失其一，而北京大學本（第十二開）“去”字未失，“安”“卒”二字全，且不損。此外，上海圖書館本第四開（北京大學本第五、第六開）中“高祖為始金初”之“為”字、“門人多第而己獨不第”之“獨”字，第六開（北京大學本第八開）中“盡刮去險縱之習”之“盡”字，以及第九開（北京大學本第十三開）中“與宋張忠定公”之“定”字等皆漫漶，而北京大學本均存。除此之外，北大本可寶之處，還由冊尾舊藏者之一的唐翰題諸跋及所引相關文獻中，知此志原石曾“在保定一士人家”，而唐氏於同治五年丙寅（1866）從瀋琴齋處獲此不全之拓後四年，又“得見全文拓本於湖州鈕君蘭畹所”，“以索值過昂置之，後為川沙瀋韻初中翰購去。每一展讀，愴然久之”。再據唐跋記其所見全文拓本中“君諱光祖”之“祖”字已漫漶等特征，則應當即為今上海圖書館藏本。凡此種種，似皆可備一聞，且能證吳湖帆先生跋其自藏《金拓蜀先主廟碑足本》中所記 ：“唐鷦安與先外祖瀋公韻初為金石至交，故咸、同間凡古碑舊拓，大江以南，不歸瀋氏，即入唐氏。餘所收數十種中，兩家曾經收貯者，殆過半矣。”又近世收羅金石碑拓極富的著名學者羅振玉，曾列此《鮮於光祖墓志》於其《墓志征存目錄》之中，以備訪求。今由北京大學本中“上虞羅氏”“叔言集古”二印，知其最終亦得遂願入手。
附 ：《司馬昞妻孟敬訓墓志》
此志一名《司馬景和妻孟氏墓志》，清乾隆年間出土，與同時所出《司馬紹墓志》《司馬景和墓志》及《司馬昇墓志》，皆為書法精美、善拓難覓的佳刻名品，人稱“四司馬”。“翰墨瑰寶”所印上海圖書館藏本，不僅是《金石萃編》作者王蘭泉題跋之初拓，且為民國年間文明書局影印底本，故其屬珍稀，已毋庸贅言。而朱翼盦先生《歐齋石墨題跋》（紫禁城出版社 2006 版）中，記此四志出土最初之流轉存佚，頗詳細節，因稍節錄，聊供談資 ：
方其初出土時，縣學生張大士購得其三，即《景和》《孟氏》《進宗》三石興》一石為一韓姓者買得，以贈河內劉姓，復自劉姓轉入孫姓。孟人欲購不得，僅宛轉拓得紙本，是此石存佚已不可知。《景和》一石即在張大士所，時有以聞於邑令周洵者，取至署中。令去任時攜去，後亦不知所終。
又啟功先生《堅淨居金石書畫題跋》（ 收入《啟功叢稿》，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中，有《初拓司馬景和妻孟氏墓志跋（一九七七年初）》，稱見更善之本，故並錄其文，期助探討：
北朝書結字密而點畫疏，後人每於亂頭粗服中窺其消息，《石門銘》《孟氏志》其較著者也。此本捶拓既早，鋪王昶跋瀋景熊藏北魏《司馬昞妻孟敬訓墓志》初拓本墨尤精，宜乎雪堂翁之著於簿錄。世行影本，若王蘭泉跋本、馮魚山淡墨本，皆不及此。今歸硯壽軒秘篋，足壓邺侯三萬簽矣。此志石公姬氏志》火後碎石，同在燕市人家，容光憔悴，等諸馬骨，昔嘗寓目，彌覺此初拓精本之堪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