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明清江南史叢稿

精彩書摘

明亡前後江南士大夫的歷史抉擇
“功名富貴”與“治國平天下”兩種價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一般是可以並行不悖地暫時共存的。當然，兩者並不隨時隨地都能相互包容而不致發生撞擊。“治國平天下”是基於儒家內核文化而產生的道德規範，它要求社會成員理智地壓抑個人的欲望和本能，服從社會群體諧調發展的需要，以“仁學”（即所謂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實際上有等級結構的愛，或可謂之古代人道主義）的理性去消融任何個性要求，將國家（及其君主）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經過長期歷史沉澱，它已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原始心像”），深深地扎根於整個文化教育之中。即使如此，在心理的深層，仍潛伏著欲望、本能等無意識暗流，可以被壓抑，卻不能被消滅，時時還會從海底上升到水面，偶露崢嶸。宋明理學，就是針對商品經濟發展刺激起來的“人欲”，企圖靠“內省”壓抑“情欲”的再一次嘗試。傳統社會“功名心”所包容的這種內在的矛盾，在不同的環境影響下，可以因人因時而異，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尋求簡單的“統一”將會使人失望。同是江南士大夫，甚至同屬復社成員，也並不是都如此瘋狂地熱衷於利祿，追逐、角鬥於官場，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特別是到了亡國之禍臨頭，大難從天而降，我們也確實在許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晚明畸形的“人纔過剩”，既造成了角逐科舉官場的病態，也撞擊出一種與之離心的力量。在看透科舉官場的種種弊害之後，有些人產生了對當時流行的價值指向的懷疑和否定。例如歸莊，自嘆“讀書二十年，做秀纔十年，不曾一望見場屋”，歷經折磨，幻想破滅了，“今心已獃，氣已盡，卻不復知有所謂愁悶也”，總算從“功名富貴”的價值觀中解脫出來。由於時勢使他與科舉、官場相隔離，他的心理較少受到污染，對政治還保持著一種鮮明的儒家理想主義色彩。他自許“壯夫薄雕蟲，《草玄》亦可已。我有救時策，他日獻天子”，已經不汲汲於當時的功名追求。他在送其好友黃淳耀、周上蓮會試時，殷切贈言“今日所急者經濟，經濟尤要者兵農”，望他們“守其素履，以報國家”“必以匡國家、安社稷為心”，即反映了中國古代士大夫高尚的人格與傳統的政治理想，同時也多少暴露其不諳世情、富於幻想的弱點。因此，這些人一旦涉足官場，目擊了種種黑幕慘狀，經受不住政治風雨的煎熬，就迅速由狂熱跌入悲觀失望。由此，我們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視政治為私利工具的吳昌時，也看到有視富貴如浮雲、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最典型的便是常熟瞿式耜。崇禎初他由進士授官戶科給事中，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充滿了憧憬，寄“中興”之望於烈皇帝，連連疏奏，提出了許多治國主張。終因烈宗忌刻，又牽涉進了老師錢謙益的政治糾紛中，丟官卸職，鋃鐺入獄，差一點送了命。由此，他幾乎懷疑自己由科場到官場是一場噩夢：“憶從早歲誤桑蓬，滅沒翻身濁浪中。”“浮生空自嘆飄蓬，眨眼都拋役夢中。”這種心灰意懶、視功名似浮雲的心情，一直到明亡後他南下桂林、勉力支撐永歷危局時，依然非常強烈。他在給常熟家人的信中，一再表示“吾生平不愛官爵，且受過幾許風波患難”，“宦興索然”，不“貪位慕祿”，隻求做一個“太平百姓”，對晚明政局絕望至極，憤嘆道：“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更有一人後來看破紅塵、入禪削發的，這就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桐城方以智。他原是一個“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的貴公子，在桐城組織“澤社”，在金陵結交天下名士，又與陳貞慧等起草《留都防亂公揭》名震當世，很是顧盼自得。想不到崇禎十三年赴會試，恰逢其父為時相所忌，以失律罪下獄。方以智在長歌當哭之後，淡然於功名富貴，唯求歸隱，以著書自娛。明亡後，又遭到阮大鋮的殘酷報復，流離於南方各地，歸隱於深山之中。永歷政權曾多次召授他為東閣大學士，他十次上疏辭退，堅不出仕。瞿、方兩人在廣西相遇，成為莫逆之交。桂林為清兵攻破後，瞿壯烈殉國，方則萬念俱灰，削發為僧。但方以智並沒有虛度餘生，在隱、禪期間寫成了《東西均》等皇皇巨著，著作等身。
（插圖“瞿式耜墓”）
瞿、方兩人的經歷代表了士大夫價值的一種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使一切正直的士大夫不能不受到“治國平天下”理性意識的強烈感染，始終不能忘情於國家、民族的群體利益，“自我”的價值必須在社會價值中得到承認，個性意識相對朦矓和薄弱。隻有當這種價值觀受到現實政治的摧殘與無情嘲弄後纔會發生某種轉向。這是一種在精神心理學中可以謂之“移情”的心理動向。瞿既不願身居宦職，卻一直以內閣首輔的身份勉強主持著久歷內爭不已的殘局，作為自己的歸宿。城破後，明明可以脫身，卻坐以待死。這就是一種以壯烈殉國代替苟且偷生的“移情”。方比瞿更超脫，始終不願任職，名謂“著書自娛”，實則在經歷九死一生之後，熔儒、道、禪於一爐，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對天、地、人深邃的哲學思考中，頗有發明。他關於“合二而一，一分為二”的自發辯證法思想更是曠古未有的獨創，在世界哲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這是又一種“移情”，較之前一種，功利主義的遺習已脫落得了無痕跡，似乎很有點否定“超我”的意味，顯示出“自我”意識的崛起。因為它已屬於一種置具體的世情國事、經世致用於度外的個人獨創的精神活動。這也許要歸功於道家。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唯有道家還具有一點“自我”意識，肯定人的個性價值。可惜的是，我們在後面將要看到，明亡之後，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擺脫了晚明功名官場的污濁氣，不時顯露出純潔高尚的靈魂，但更多的卻是瞿式耜這樣的“殉情”型“移情”以及另一種以“經世致用”為目標的新功利型“移情”。這再一次證實了儒家的內核文化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有頑強的生命力。
（插圖《方以智晚節考》書影）
大明復興的絕望，對顧炎武為代表的士大夫遺民打擊沒有比之更慘痛的了。然而正是這一不堪回首的事實，迫使他們做出了另一種歷史抉擇。這種抉擇是在對有明一代士大夫的價值觀做了認真清理之後產生的。對此，顧炎武在給門生潘耒的信中說得最完整：
“凡今之所以為學者，為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為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
對當代的強烈失望誘發出一種空前未有的歷史感。面對有明三百年慘痛的“亡國”“亡天下”的事實，他們鄙薄一切對現實功名利祿的追求，隻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熱望由此尋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此豈顧炎武獨然。梨洲先生命其書名曰“明夷待訪”，不也正是這種意思？因此，當顧炎武讀到《明夷待訪錄》，抑制不住喜得知音的興奮，即致書於黃宗羲：
“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
（插圖亭林公園顧炎武像）
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歷史反思”。無論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還是顏習齋、李恕谷、陸世儀、張履祥，雖然主要都還是從檢討有明一代的治國得失入手，思路追跡所及卻是自秦始皇以來整個君主專制制度統治史。可以說，這是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光照進中國之前，在傳統思想的範圍內對中國傳統史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面反省。傳統社會的各種制度，如君相制度、郡縣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錢糧制度、科舉學校制度、選舉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們面前受到歷史思辨的審判。他們看不到在此之外還存在另一個世界，沒有任何新的社會模式或思想資源可以借鋻比較，隻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歷史資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們並不是倒退，歷史的思辨使他們天纔地猜測到君主專制制度的許多致命弊病，設想過各種校救的可能，如君主專制是否有存在的價值，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方面，權力集中於中央（郡縣制）好還是使地方有相對的獨立權（“復封建”）好，還議論到民間輿論對國家政治的作用，用推舉選撥代替腐朽的科舉，以及關於商業流通有益、改善金融貨幣制度，等等，都閃耀著思想的火花。這種反思，在具體的對策上，隻是重復存在過的，企圖化腐朽為神奇，並不足取，但在批判的思路上，卻天纔地揭示出許多病灶區域，對後人認識君主專制制度不無啟發。二百年之後，近代革命家孫中山、章太炎等從這裡找到了所謂議院政治、地方自治等“啟蒙”思想，也證明了這一點。現在，我們看到了也許會令古代士大夫震驚的一個價值不平衡律，那就是最不急功近利的人，卻成就了最大的功業和名望。這是為什麼？究其主觀方面的原因，是因為黃、顧、王諸大家對人生價值的追求，對“功名”的理解，有他們獨特的立場。且看顧炎武是怎樣說的：
“常嘆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名之為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悟歟？”
壯哉，亭林，吾鄉先賢！誠哉，亭林，此言足令後人長相思！
(本文節選自《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歷史命運》，
載《明清江南史叢稿》，王家範著，三聯書店2018.4。
圖片均采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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