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是由著名學者甘陽教授編選的韋伯學術演講集，輯錄了其早期的四篇主要論作，是為以往韋伯研究所忽視，現今則受到學界特別重視的文本，主要目的在於以較小的篇幅反映韋伯學術第一階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關懷，展現其在這一階段轉向經濟學研究的時代背景、問題意識和獨特方法。韋伯在此階段思考的中心問題，乃是由當時的社會背景所引發，即德國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時所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困境。

本書曾收入牛津大學出版社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策劃的“社會與思想叢書”，於1997年同時在香港和北京出版，受到廣泛好評。新版特請畢業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社會學的遲帥博士（現為南開大學教師）對照德文原文對翻譯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訂，並增加一些德文本中的注釋，準確性與可讀性大大提高。

本書是韋伯的學術演講集，由著名學者甘陽教授編選。主要反映其學術第一階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關懷。

全書由四篇講演組成， 其中第二篇與第三篇概括了此一階段韋伯思考的中心問題，即德國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時所面臨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困境。尤其後者《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是韋伯1895 年就任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就職演說，被普遍認為是了解韋伯思想的重要入手點。

韋伯研究再出發 甘陽
韋伯生平著述年表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 甘陽 譯
易北河東部地區農業工人的處境：經濟發展趨勢與政治後果 李強 譯
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 文一郡 甘陽 譯
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 卜永堅 譯

韋伯研究再出發
甘陽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1864——1920）的思想和學術生涯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890年代初韋伯在德國思想界嶄露頭角開始到1897年韋伯精神崩潰止。隨後是整整六年韋伯完全喪失學術工作能力的痛苦時期（1897—1903）。從 1903年韋伯發表其第一篇社會科學方法論文章為標志而重新恢復學術與政治活動開始，是為韋伯學術活動的第二階段，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即為此階段的成果果；這一階段大體以 1910年韋伯發表“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批評”一文告一段落。第三階段則從1910年到1920年韋伯因肺炎病卒而終，此期間韋伯日益轉向對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較宗教研究，同時以極大精力主持《社會經濟學》（Sozialokonomik）研究繫列，最後遺留下《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這部未完成的巨著（遺稿以《經濟與社會》這一誤置的書名刊行），以及同樣隻完成部分的“比較宗教社會學繫列研究”（參本卷“韋伯生平著述年表”）。
我們編選本書的目的是試圖以較小的篇幅反映出韋伯學術第一階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關懷。韋伯在這一階段的論著是以往韋伯研究最忽視，但晚近以來則為學界特別重視的文本。其中韋伯在 1895年就任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著名就職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本書第三篇）現在尤其被普遍認為是了解韋伯思想的最重要入手點，我們因此也以這篇著名講演的標題作為韋伯文選第一卷的書名。
按理來說，韋伯學術第一階段著作對於韋伯研究的重要性本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韋伯的學術生涯並非遲至他四十歲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1905）時纔開始，相反，《新教倫理》本身乃是韋伯將近二十年思想掙扎（其中一度精神崩潰）的結果。事實上韋伯夫人在《韋伯傳》中曾說韋伯思想在二十四歲即他寫博士論文時已定型，以後隻是不斷豐富但卻從未重塑。這話當然不能全信，因為實際上即使到韋伯發表《新教倫理》以至 1910年發表“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批評”為止，他都還根本沒有提出日後被看成他思想標簽的所謂“西方理性主義”問題，更沒有提出研究非西方文明的必要性，這些問題意識隻是在韋伯學術第三階段（ 1910年後）纔逐漸開始發展。但有一點確實是目前學界一致同意的，即韋伯思想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有著很強的連續性。其中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盡管中間有六年精神崩潰的中斷，但韋伯思考的問題卻似從未打斷過一樣。《韋伯文選第一卷》最後一篇因此特地收入韋伯大病復出後的第一次學術演講，即他訪問美國時所作的學術報告（ 1904年），以彰顯這一連續性。讀者不難看出，這篇學術報告的主題與韋伯十年前思考的中心問題，即德國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時所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困境（本書第二篇、第三篇），乃一脈相承。確切地說，韋伯第二階段的重要論著如《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的“客觀性”》以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事實上是企圖回答他自己第一階段思索中所面臨的諸多困擾。正因為如此，離開了對第一階段著作特別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這篇著名就職演講的了解，我們事實上將很難理解韋伯為什麼大病復出後要首先花如此大精力不懈地論述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同樣，他為什麼要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背景也變得全然晦暗不明。而由於這種晦暗不明，韋伯學術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變化也更加費解。例如為什麼韋伯會有所謂“從‘資本主義問題’轉向‘理性主義問題’”這一轉向？所謂理性主義問題本身又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為什麼他要轉向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所有這些事實上都不像以往認為的那麼自明。
晚近以來韋伯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如著名韋伯專家施路赫特教授（ Wolfgang Schluchter）所指出，就在於所謂韋伯的“著述史”（Werkgeschichte）本身成為焦點並成為進一步弄清韋伯思想脈絡的前提。對韋伯第一階段著作從忽視到重視的變化，是與韋伯研究中這一“著述史”的問題日益突出有關的。所謂“著述史問題”說起來本應是任何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亦即我們通常所說，在研究一個作者時不應割裂其文本脈絡而任意抽取某些篇章段落作斷章取義的解釋，而應從作者本人的文本脈絡及其時代背景出發去研究其著作和思想。但在韋伯研究中，以往長期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恰恰就在於相當多的論者並不是從韋伯著作的文本脈絡和韋伯本人的思想歷史脈絡出發，而是以某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出發去解讀韋伯，其結果是許多解釋常常似是而非，不但無法在韋伯的著述本身得到充分印證，而且不乏把韋伯所反對的東西說成是韋伯主張的東西的情況。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於，由於韋伯去世（ 1920年）後的德國和歐洲一直處在二次大戰前後的惡劣環境下而導致歐洲社會科學發展的停滯，因此韋伯的著作和思想在德國本土和歐洲事實上長期被忽視。例如今天被看成其思想集大成的遺著《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雖然在韋伯去世後不久即由其遺孀以《經濟與社會》為名於 1922年出版，但該書到 1947年為止隻售出不到二千本。韋伯在西方社會科學界的影響事實上是首先經歷“美國化”的過程，並在二戰結束後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國和歐洲學界重視的。這一“韋伯美國化”的過程一方面確立了韋伯被公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科學奠基者的地位，甚至有所謂“誰掌握了對韋伯的解釋權，誰也就有望執學術研究的牛耳”（Who ever controls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ber can entertain hopes of also governing scientific activity）的戲言。但另一方面，正如今天學界一致認為，這種“美國化的韋伯”主要是二戰後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界對韋伯思想的解釋，更多是以 50、60年代美國社會學建構社會學理論繫統的需要出發（以帕森斯為代表），而並非從韋伯思想本身的脈絡及其歷史時代的背景性問題出發。也因此，這種“二戰後的美國韋伯”與“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幾乎可以說是道不同而不相謀。
德國學術界可以理解地逐漸群起糾正這種“美國化的韋伯”。1959年德國歷史學家和韋伯專家蒙森（ Wolfgang Mommsen）率先發表影響深遠的《馬克斯 ·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 1920》（增訂第二版1974，英文版1984），第一次把韋伯及其問題意識放到韋伯本身的時代來考察，是為“使韋伯脫美國化”之始。同年另一德國學者滕布魯克（Friedrick Tenbruck）亦發表長文指出韋伯時代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與二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熱衷的所謂“方法論”實在乃風馬牛不相關的事。不過在當時，這些著作的影響主要限於德語世界和少數專家。但 70年代中以後，一方面美國本身所謂社會科學“去帕森斯化”的趨勢導致社會科學基本範式（ paradigm）發生根本變化，另一方面則德國學界在“韋伯著述史”的研究進展日益使“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逐漸有取代“二戰後的美國韋伯”之勢。 1975年凱斯勒博士（ Dirk Kasler）發表了韋伯著述的詳細編年考證，第一次使韋伯著作的寫作和發表次第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編年史根據。 同年滕布魯克教授發表震撼學界的“韋伯著作的主題統一性問題”一文，提出《經濟與社會》不是韋伯主要代表作這一驚世駭俗的論點，從而使“韋伯著述史”的問題成為以後任何韋伯研究再無法回避的問題。1976年聯邦德國成立，以蒙森、施路赫特和文克爾曼（Johannes Winckelmann）等五位專家為主編的《韋伯全集》（Max Weber-Gesamtausgabe）編輯委員會，開始計劃繫統出版新的“批評 -歷史版”韋伯著作。1984年國際學界在倫敦召開規模盛大的“韋伯與他的同時代人”研討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成是“德國的韋伯”和“一戰前後的韋伯”在韋伯研究中的地位已基本取代“美國韋伯”和“二戰後的韋伯”的標志。在這次大會上，德國學者亨尼斯（Wiilhelm Hennis）發表的主題報告“韋伯與德國歷史學派政治經濟學”進一步提出“韋伯不是社會學之父”的論點。其含義當然不是要貶低韋伯的學術成就，而是強調韋伯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旨趣與今天人們一般所說的社會學實在相去太遠，因此“從現時社會學的角度將不可能使韋伯著作的基礎及基本原則得到歷史的解釋”。使韋伯“脫美國化”由此同時發展為“使韋伯脫社會學化”，即認為要了解韋伯就必須首先研究“社會學以前的韋伯”（Weber before Sociology），特別是韋伯學術第一階段的著作。1990年，在美國著名韋伯專家羅斯（ Guerther Roth）等主持下，又有“韋伯的新教倫理：起源、證據與背景”討論會，同樣突出了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德國背景和時代背景。
總之，晚近二十年來西方韋伯研究的基本傾向是日益強調對韋伯的研究必須從弄清韋伯本人的文本脈絡和思想歷史背景出發，從而表現為“解構美國韋伯，重構德國韋伯”的趨勢，並由此突出了韋伯思想第一階段在韋伯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這一新的研究取向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是有利的，而且具有超出韋伯研究本身的意義。其原因在於，“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乃是從當時歐洲一個後起發展國家即德國在這種歷史處境出發來思考問題的，事實上，韋伯全部問題意識都是從當時德國大大落後於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這種焦慮意識出發的。 “德國韋伯”的這種歷史處境及其焦慮意識，不消說乃與我們中國人至今的歷史處境和問題意識具有更多的相關性。相反，“二戰後的美國韋伯”則以一種發達國家的自鳴得意心態，力圖描繪出一套普遍適用的所謂“現代化理論”，這與身處落後國家境遇的“德國韋伯”的心態是格格不入的。韋伯終其一生根本反對有任何“普遍歷史規律”，根本反對把社會理論繫統化的努力，認為“一種繫統化的文化社會科學這一觀念本身就不知所雲”。因為這種追求繫統化、普遍化的企圖，在韋伯看來，隻可能落入“黑格爾式泛理性主義”（Hegelian panlogism）甚至“自然主義論”（naturalistic monism）。晚近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特別批判韋伯落入“文化主義”即特殊主義，而未能提升到普遍主義的高度，並以超越韋伯的文化特殊主義而論證人類理性發展的普遍性為自我期許。雄心壯志誠然可嘉，但我卻不能不懷疑哈貝馬斯究竟是超越了韋伯還是根本就還沒有達到韋伯的視野!晚近以來學界已常常指出韋伯以後的西方社會理論導致“具體歷史之維在現代社會理論中的黯然失色”（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今天應該是更注重“具體歷史之維”的時候了。
中國學術界對韋伯學術的興趣由來已久。十年前我們在北京創辦大型學術文庫“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時組譯的第一本著作就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全譯本（於曉、陳維綱等譯，甘陽、蘇國勛校。北京三聯書店 1986第一版）。這本《韋伯文選》則是我在諸多朋友的敦促和支持下勉力所為，然因時間精力之有限，前後拖延幾達三年之久。惟願它對中文學界的韋伯研究尚不無小補。
1997年 3月於芝加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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