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三書:記憶之塔》:
他似乎在文化認識上受傷很深,整個世界不朝著他認可的方向運行,甚至反其道而行,讓他很傷心,卻無能為力。他認為國民黨失去整個大陸江山,是新文化運動害的,在他看來,沒有新文化,沒有白話文,沒有胡適,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整個中國就沒有今天的陵夷之痛。他早年出國留學,還拿過威斯康星大學的學位,也到過歐洲,對西方文化語言浸淫甚深,他除了嫻熟英文、德文,對拉丁文與希臘文也有研究,據說新生南路聖家堂的耶穌會教士看到他都十分尊敬的。但他晚年,把那些讓人家尊敬的東西都拋棄了,變得急切又憤慨,他把整個西方幾千年發展出來的文化或文明用最短的兩個字來概括,那兩個字就是“狗屁”!
他不相信現代醫學,他年老有泌尿問題,有人勸他開刀,說那是很簡單的手術,但他拒絕,隻服食中醫開的藥。他把所有的西書都扔掉、燒掉,書桌旁隻放了一部丁福保編的《說文解字詁林》。他輕視、敵視整個世界,但都沒有回應,他就把這種輕視與敵視帶到課堂,把怒氣盡數發在受現代教育的學生身上。他隻要我們背書,背得不好就大聲地跟學生叫:“滾出去!”他跟我們說:“在我眼中看來,你們什麼也不是!”這已經是比較輕的責罰了,要知道幾千年的西方文明,在他老人家眼中也隻是“狗屁”兩字而已,而大學者瀋剛伯、臺靜農在他嘴裡隻能與最不堪的字眼相比。隻獲得“你們什麼也不是”的詈責,我們何其有幸啊!
我們大四的時候有一門“中國思想史”的必修課,課表上寫的是由林尹教授來教。林尹字景伊,浙江瑞安人,他是師大的老牌教授,也是師大“國文”研究所的所長。大學辦中文研究所,師大的博士班成立得比臺大還早,所以當年我們一些年輕的教師如教文字學先生、教聲韻學的陳新雄先生,都剛從師大博士班畢業或還在修業中,“中國思想史”由我們老師的老師來教,當然令大家延企以待了。
當年師大“國文”研究所,極重師承,相沿成風,對老師必稱字號,絕不敢直呼其名。師大學生對外校老師就沒這個規矩,像臺大的名師,也臺靜農、屈萬裡地亂叫,但對林老師他們不僅不敢叫他林尹,連叫林景伊也覺得不夠恭敬,都隻能稱呼“本師林先生”,寫出來,林字前必空一格,念出來,必在林字前一頓,表示鞠躬頓首的意思,十分有趣。因為林先生以前在大陸曾做過黃季剛(侃)的學生,而黃季剛又是章太炎(炳麟)的弟子,所以師大這派人,遇到要提起章黃的時候,也畢恭畢敬地稱章先生、黃先生,而錢玄同因曾為林先生的《中國聲韻學史》做過序,也算是林的老師,遇到這位瘋瘋癲癲的晚年連姓都改了的“疑古玄同”老哥,他們也得敬稱他錢先生,表情也是凝肅得很。
我們在教室恭候“本師林先生”,但林先生卻晚了半個小時纔進教室,他在教室外捻熄了手上的香煙,一上得講臺就問我們買了他寫的《中國思想史綱要》沒有,沒有要快買,然後天南地北地大談中國思想發展的“大勢”。他說中國思想的大勢在先講孝親,然後“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的移孝作忠,這叫修齊治平,也就是“大學之道”。他要我們千萬不要忘了孝親,以免“子欲養而親不待”了,整堂課他在演說儒家的孝親之道,根本不是什麼中國思想發展的大勢。更有趣的是他越說越得意,竟然從他西裝的內口袋裡掏出了一個扁平的玻璃瓶,裡面裝了大半瓶洋酒,他打開瓶塞,當場就喝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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