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是一種信仰
工匠精神不僅是一種精神，而且在我看來還是一種信仰。我前面講，現在的這套企業制度竟然是從新教倫理裡面脫胎而出的，就和宗教有關，宗教是一種信仰。這裡我要引用 20 世紀大作家瀋從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文學之於我，不僅是興趣，而且是信仰。”這句話我看到以後，有一種觸電一樣的感覺，要支撐你從事一個專業，樂此不疲地受到各種挫折還願意鑽研下去，與它終身為伴，有時候僅僅靠興趣是不夠的，興趣是可以發生轉移的，但是一旦興趣成為你的信仰了，那就是真正金不換了。“工匠精神”對於工匠們來說，實際上是一種信仰。
我們都非常喜歡蘋果手機，喬布斯把蘋果的產品，無論是電腦還是手機，做到了極致。這個產品不僅在技術上是極致，而且還是一個藝術品。有一個詞叫作“技藝”，這個詞我非常喜歡，既是技術又是藝術。蘋果在技藝的層面做到了完美和極致。
一個產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很高的階段之後，每提高 1%，它的投入可能就不是 1%，而是 10%，甚至更多，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一般人如果隻追求市場的價值，會覺得得不償失，但是喬布斯的邏輯不是商業邏輯，他就是一種工匠邏輯，他的動力就是對內在利益的追求，我要把我的產品從技術到藝術都做到完美和極致，所以今天纔有一個無人可挑戰的蘋果，纔有那個永遠都讓人懷念的喬布斯。中國媒體有一句神評論，說中國人“老是想著 job，所以永遠出不了 Jobs”。因為喬布斯有一種工匠精神，這是我們欠缺的。
大家都說年輕人要有理想，世俗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是什麼呢？我們不必提得太高，一講到理想主義好像一定要是道德上的聖人、有家國天下情懷。理想主義在我看來就是從你腳下這塊地方做起，就是把你所從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極致，而不是把它看成一個養家糊口的飯碗。理想主義的精神恰恰是你有一種專業精神、志業精神。
要有這樣一種東西，當然你要對自己的領域和從事的具體工作有敬畏感，當然要有競爭，但是僅僅有競爭是不行的。我們以前很相信市場，覺得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通過市場自由競爭，自然會產生優質的產品。但是，如果缺乏一種工匠精神，在野蠻生長的市場早期階段，勝出的可能不是那些工藝最好的，而往往是那些粗制濫造的，這就是所謂“劣幣驅逐良幣”。
市場經濟時代，有一種倫理叫作“工作倫理”，或者叫“職業倫理”，這就是對自己的專業有責任感，是把自己的專業看成一種信仰，這就可以培養出一種倫理的精神。
馬克斯·韋伯有另外一個著名的看法，他說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有兩種，第一種理性叫價值理性，第二種理性叫作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就是一個人在實施自己行動的時候，隻為自己的動機負責，為自己的目的負責。對於一個宗教徒來說就是“做到盡可能地完美，把結果交給上帝”。這就是一種價值理性，隻問耕耘不問收獲，這當然是一種信仰。
但是現代社會是一個世俗社會，大部分的人是不按照這種價值理性來行動的。大部分的人不問這個選擇、這個行動終極目的是否合理，是否有意義，他隻設定很具體的目標，隻問要達到這個目標我該如何行動，采取一個什麼樣的方案，又通過什麼樣的一種工具我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就叫作工具理性。
韋伯就講，現代資本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就是工具理性所支配的。隻生產，不問最後生產出來的東西對人類有利還是有害。現代人普遍的行動方式都是工具理性，當然這也沒什麼好指責的，如果沒有工具理性，今天的財富、今天的技術不可能有這樣一種爆發性的增長。但是在今天我們這個社會裡，我們會發現由於資本主義產生以後，包括 18 世紀啟蒙運動以後，人的理性方式隻用到一種工具理性的話，最後我們的生產目的、我們追求財富的最終目的，被忘記了。人類現在擁有了能夠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忘記了我們為什麼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否要有一個限度，人與自然、與生態環境是否要有一個和諧、平衡的問題。我們這樣拼命地促進財富增長的目的到底是什麼，這個終極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些東西今天都忘記了。似乎追求財富、追求欲望的滿足成為我們唯一的生活目的。但是，隨著人類財富的增長，隨著我們所擁有物質的增加，人類的幸福感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反而在減少。這是價值理性會問的問題，而工具理性不會問這個終極的目的為何。
涉及各個具體行業，當我們僅僅是為了盈利，為了賺快錢，為了市場的需求而進行生產，這僅僅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態度。但是，我們究竟是為了實現一個什麼樣的價值，這個終極性的目標今天卻被淡化了。一旦一個行業自身的行業內在價值被淡化了，這種工匠精神也就衰落了。前不久放映的吳天明導演最後的作品《百鳥朝鳳》，是一個嗩吶匠的故事。我看了以後很震撼，這個“匠”特別好，他追求的就是那種嗩吶自身的精神。老嗩吶匠說：吹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那是吹給自己聽的。《百鳥朝鳳》在我看來是一曲挽歌，是一曲中國古代匠人精神的挽歌。吳天明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問題，即工匠精神的匱乏。現在各地都在提倡創業，你僅僅有工具理性可以創業，但是創不了大業。創不了像華為、騰訊、阿裡巴巴這種真正的大業。為什麼？創大業的人是要有夢想的，馬雲有一句名言：“夢想總是要有的，萬一它實現了呢？”這句話是對年輕人講的。但是我們對夢想的理解不要狹窄，在我看來夢想和目標是不一樣的，目標每個人都有，現在凡是自我理性能力很強的人都有一套人生規劃，但是這個東西叫“目標”，目標是具體的，但是夢想是抽像的。
馬雲的夢想是什麼？一開始搞黃頁，他的夢想是要為中小企業服務，這是他的夢想。他不是僅僅為了賺錢，他有他的夢想所在。以這樣一個夢想作為一個價值理性，然後一步一步往前，最後做大、做強。前不久發生了一個大事，阿爾法狗在人與機器的圍棋大戰中打敗了人類，這個事情轟動了全世界。這家公司後來被谷歌收購了，谷歌是一家什麼公司？谷歌竟然是一家“10% 的人負責賺錢，90% 的人負責胡思亂想和科技創新”的公司。這家公司不是賺快錢，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於賺錢，它造就的是人類的夢想。它關注以前人類都難以想像的、連科幻作品也隻是依稀猜想到的那些夢想，它要努力地實現它。過程中可能經歷了很多我們所不知道的失敗，但是實現的那部分卻震撼了整個世界，可能會改變人類。這就是有夢想的公司，有夢想的創業者，最後是創造了大事業的。
所以從這一點而言，創業需要什麼樣的稟賦呢？韋伯曾經討論過政治家，他說一個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三方面的稟賦：
第一，價值理性。即對自己認定的價值目標的生命關切和獻身熱忱。就是一個大政治家必須有信仰、有夢想，這種夢想是伴隨他的政治生涯的。像奧巴馬就是一個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在位期間要推行全民醫療改革，這個差點讓他下臺了，但後來竟然成功了。他說“哪怕我因此下臺，我也要追求全民醫療保險”，因為美國和歐洲比，在全民醫療保險方面實在太落後了。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並願意為這個信仰獻身。
第二，要有現實的使命感，並有為實現這一使命所必需的責任倫理。政治家不是教徒，他還要有現實感。當他在實踐自己的目標的時候，要對結果負責，一旦發現這個結果傷害到了自己的信仰，就要為此負責。比如說我是為人類思考的、我是為人類服務的，結果我最後的行動傷害了我的這種信仰，危害了人類，我就要因此承擔責任，這就叫責任倫理。
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他到了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積極反對美國政府的原子能政策，他覺得這個原子能技術若不加以束縛會毀滅人類。現在全世界的原子彈可以毀滅地球二十次，他就站出來激烈地批判美國政府和不加約束的原子能技術，這就是他所擔當的責任倫理。
第三，對現實具有超越感情的冷靜判斷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這個當然是更稀貴的素質，韋伯討論的是政治家，在我看來一個好的創業者，一個有工匠精神的創業者，不僅僅靠一種獻身精神、責任倫理，而且需要第三條，那種冷靜的判斷和洞察能力。這三種稟賦和氣質，纔構成了一種全面的創業能力。
這個時代聰明人很多，聰明人干什麼都行，轉行特別快，今天發現這個潮流領先了，我立馬轉行做這個，那都是聰明人，聰明人是沒有自我的，他不斷地在變。雖然他夠聰明，跟得很快，他也小有成就，立馬就跟上了。但是你會發現不斷轉行的人未必是能夠做成大事業的人。從這一點而言，有時候不是比誰更聰明，而是比誰更傻。“傻”是指他就認一個死理，就認準了干一件事。當然這個也不能是一個夕陽產業，他還是認定這個行業是有前途的，隻是由於各種原因處於蕭條期而已，但是隻要做下去，依然有可能死而復生。這是一種傻子精神。
往往一個行業的大事是傻子來做成的，而不是那些外面來的隨時準備開溜的聰明人做成的。傻子是什麼？有時候就是一種遊戲精神，遊戲就是好玩，沒有太功利的目的，也不追求成功，沒什麼道理，就是喜歡，於是沉湎於其中。工匠精神有時候也是這樣，不是為了錢，隻是喜歡。工匠精神講到最後也就是一種遊戲精神。如今教育界都很崇拜“學霸”，崇拜成績出類撥萃的學生。實際上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人都不是學霸。有機構做了一個統計，發現從 1978年恢復高考到現在，中國出了上千名各省市”，上千”裡面，幾乎沒有人出名，幾乎沒有人成為那個行業的領軍人物，而都成了平庸的人。他們可能也不錯，但是他們成不了大業。什麼道理？學霸太看重分數了。但是教育史上卻有一個現像叫“第十名現像”，一個班級如果是四十到五十個人，跟蹤調查發現，後來能夠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級裡面是成績在十名左右，這第十名不是他拼死拼活考到了第十名，而是他夠聰明，用了 70% 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學霸用 100% 的精力衝前五、衝第一，而他不干，用剩下的 30% 的精力去玩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因為他夠聰明，基礎也夠好，後來就靠這 30% 的精力所形成的興趣，有了大成就，這就是“第十名現像”。
工匠的最高境界就是遊戲，因為遊戲就是像工匠那樣，用一種喜悅的方式來欣賞自己的努力。遊戲這個東西要麼不成功，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工匠精神不要內含犧牲和痛苦，而是快樂。有一年我在香港看到香港電視記者采訪當年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華裔學者崔琦教授，記者傻乎乎地問他：“崔教授，你每天在實驗室，一定很辛苦吧？”崔琦教授淡淡一笑：“我每天都是懷著好奇的心情進實驗室，不知道每天的實驗結果是怎樣的，像小孩子一樣期待實驗的結果，每天進實驗室都像過節一樣快樂。” 就像我們看歐洲杯一樣，假如知道結果是什麼，還會看嗎？不會了。你每天像過節一樣期待著結果，那個結果是未知的。玩實驗也是一樣的，你不知道最後玩出一個什麼東西來。哪裡像現在的各種課題，非常奇怪，讓你事先規劃好，哪一年干什麼，最後結果怎麼樣，好像一個實驗是一個最終規劃的結果，連第一年買什麼、第二年買什麼，都要報得清清楚楚。實驗是未知的，所以這纔好玩，這纔有動力。
美國著名的知識分子薩義德，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有一本很有名的書《知識分子論》，講了一句名言：“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業餘精神。”現在大量的知識分子成了專家，做研究、著書隻是為了稻粱謀，對自己從事的專業一點興趣都沒有，就是為了換來職稱、收益、課題。但薩義德說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業餘精神，以此推廣，工匠精神也是一種業餘精神，你要把專業的事情當業餘的來做，因為專業一定有某種功利的目的在裡面的，但是你一旦把它看成業餘，那就沒有上班下班之分、業餘與專業之分了，因為這就是你喜歡做的事，有可能干出一番大事業。著名的創業導師李開復，當年辭去了微軟的高薪，自己出來創業，他的老板想不通：我給你的高薪是任何人都抵擋不住的，為什麼你竟然說“No”，為什麼？李開復後來說，他的夢想，就是要幫助更多的年輕人創業，最重要的，是要聽從內心的聲音。 什麼叫成功？一個真正的創業者，一個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成功的標準不是外在的、市場的、世俗的標準，不是多少財富、多大的公司，他的成功是一個自在的、自我的標準——“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所以李開復教導很多的創業者說，最大的成功就是成為最好的自己。問題是很多人不知道最好的自己是什麼，所以盲從，跟著大潮流走，大部分人隻能“跟”，無非是“跟得上”和“跟不上”的區別。但是最優秀的人就像孟子所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他認準的目標一般人是不在意的，但是他能夠看到這個目標代表了未來。就像當時誰都不看好馬雲，不肯貸款給他，隻有日本軟銀的孫正義獨具慧眼，給了他投資，讓馬雲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今年上海電影節期間，李安的一場講座爆滿，三百人的會場湧進了六百人，他的一番話，第二天媒體紛紛報道，我的微信也被刷屏。很多人問他中國電影什麼時候趕上美國，因為中國的電影票房馬上要超過美國了。李安給大家潑了冷水，他說：“我希望大家慢速成長，我就是一個三十六歲纔晚熟的藝術家。”李安真的是大器晚成，雖然他從小喜歡藝術，他讀了紐約大學的電影學院。這是美國最好的電影學院，但是這個行業一畢業就是失業，沒有人找你拍片。他整整六年時間在家裡帶孩子，靠太太養。李安熬得住，連短片、廣告片都不接，最後熬出了頭，踏入了好萊塢的頂尖導演行列。他身上是有一種傻子精神。李安說現在中國人都在想著賺快錢，各種資金都湧入了電影行業，但是都是要求你幾年裡面達到多少收益。這樣的急功近利是出不了李安的。今天中國各種各樣的人纔培養工程，各種各樣的課題、項目、創新孵化器，都是速成式的，要求你立馬成功。比如很多課題要求三年、最多五年必須完成。誰都不是傻子，當然不會報一個風險大的項目，所以就弄一個保險繫數比較高的，好像有創新，實際上是一個保證不失敗的平庸項目。今天中國對科研的投資，在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但收獲甚少。玩出大成就的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國的“傻子”太稀罕了，“聰明人”太多了！
工匠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品位，你要做出優質的產品，首先你要知道何為卓越，何為平庸，要有專業的品位。但是今天這個時代隻講多快好省，是不講品位、隻講市場價值的。比如在大學裡面，急功近利地要求老師和學生發表成果，但很多學者連基本的專業品位都不具備，你還指望他能夠出什麼卓越的成果，還能帶出怎樣優秀的學生呢？在我看來，這種以發表為核心的培養工程應該降降溫了，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階段，更多地應該放在培養和提升學生的專業品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