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人打仗是分秒間的事，女兒怎能嫁給“日本人”！可是張我軍這位青年，從哪邊看也不像個日本人。不錯，他會說日語，而且說得和日本人一樣。可是他的北京話，也聽不出來一點外國口音。人長得英俊，外祖母愈看愈喜歡。那麼天真，那麼用功。
四叔掙扎的結果，是民族主義（但是一種偽民族主義）的勝利。母親馬上被安排出嫁，嫁給一位小有錢的商人。這時候我父親在臺灣編《臺灣民報》，母親與外祖母急得團團轉。不妨，這時就有朋友相助了。父親在北京認識的臺灣人不少，其中有一個鹿港人，叫洪槽，字炎秋。是當代大（舊體）詩人洪棄生的兒子。他那時在北大念書，父親上次來北京時便已熟識。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便連忙寫信給父親，父親接到信，把一切事情拋下，兼程趕到北京，與母親、外祖母和幾個親密的男女同學商量，最後決定回臺灣去結婚。為了表示尊禮，一行分兩批人，到了臺灣找到當時在臺灣最受尊敬的紳士林獻堂先生來證婚。但是沒有用，四叔還是不同意，說他們是私奔，而且登報正式與羅心鄉（文淑）解除叔姪關繫。不過，“張大哥”和“大姐”就成了他們那一代兄弟姐妹間的英雄人物。
從這件事情可以想見洪槽是父親最好的朋友，後來他父親去世，洪老太太被接去北京，和我們住在一條胡同。他們在2號，靠著宣武門內大街；我們在丙25號，離南河沿比較近。洪老太太的小腳是大有名的。鹿港顯然比北京管女人管得好。她的兩隻三寸金蓮及繡花小鞋是鄰居每天爭看的對像和聊天的主題。洪先生的太太是東北人，姓關，是母親在女師大的同學。還有兩個人與張、洪構成北京有名的臺灣四劍客，就是連震東和蘇芗雨。臺灣人有給日本人做官的，如謝華輝做河北的一個道尹，謝介石做駐“滿洲國”大使；也有臺灣人反日本的，比如張深切被日本憲兵抓過一次，還有吳某人被日本人關了很久險被槍斃。父親和他們全都來往，來了就喝酒，他說從喝酒可看出一個人的全部性格。可惜我沒有上過他這門課，但是他的意思我也能夠了解。
給我們家影響最大的同鄉，無疑要數徐木生了。在我上小學搬家到手帕胡同前後，一個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留學生搬到我們家裡來住，這人就是徐木生。二十五六歲的年紀，圓圓的臉，一身筆挺的日本大學生黑制服。徐木生說話聲音很大，充滿自信，見了我和我哥哥便叫，少爺！少爺！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無事的時候便向我和我哥哥宣傳馬列主義。我哥哥確由一個“少年”轉變成為一個馬列主義的革命者，大致是受了徐木生的影響。1945年，哥哥出走，進入河北平山晉察冀邊區，同時也走入了人生另一條大道。在80年代，我們重會以後，有一次我問哥哥：“什麼讓你下決心加入共產黨的？”他的回答是我絕對沒有想到的：“我加入共產黨的第一個目的是，好讓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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