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與經筵》研究的是明代皇帝與儒生之間的互動：前一半探討明璋如何受到儒生和儒家經典的影響，將儒學作為明代立國的意識形態，對於明太祖的文治給予積極的評價，以往習見的璋獨斷專權的暴君形像在書中有所辨正；後一半是關於嘉靖、隆慶、萬歷等朝皇帝經筵講讀的研究，經筵講讀是明代大學士給皇帝講授《書》《春秋》等經書的制度安排，兼有禮儀的性質和議政的功能。

明璋的政治理想、文化素養、治國理念是本書著重研究的問題，明代洪武、嘉靖、隆慶、萬歷等朝帝王經筵講學的情形也值得深入考索。經過一組專論，本書揭示出帝王與士大夫在政治觀念和文化傳承上的異同，以及士大夫對於勸導君主接受儒家政治理念在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努力。

朱鴻林，畢業於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史學繫及中國文學研究所，1984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博士學位。歷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繫研究員、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繫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繫創繫繫主任，現為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講座教授、香港孔子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香港人文學院創院院士。專攻中國近世歷史與文化，包括中國近世尤其明代的思想、社會及政治歷史、宋明理學經典、明人文集等。

目錄

總序

明太祖的經史講論情形

明太祖對《書經》的征引及其政治理想和治國理念

明太祖的孔子崇拜

洪武朝的東宮官制與教育

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書

《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導言

嘉靖皇帝與其講官之間的互動

高拱與明穆宗的經筵講讀初探

高拱經筵內外的經說異同

明神宗經筵進講書考

申時行的經筵講章

文章出處

明太祖的經史講論情形·結語

明太祖出身寒微，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卻最終表現出一種君師合一的作風和實事，在創制立法和文治武功上，成為近世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開國君主之一。明太祖的政治思想來源和政策的制定基礎，從《明太祖實錄》《明太祖文集》等看來，和他所接近的儒臣顧問的學術關繫密切。

本文首先從太祖起事之後、明朝開國之前，他與眾多文人及儒者的接觸和討論情形考察，探討了他樂於從事經史講論的知識背景；接著論述太祖經史講論的形式和內容，他對講論的接受和反應情形，以及他吸取經史知識的一些做法；然後從太祖的實際行事觀察他對經史之重視以及對講論之認真情形；最後論析這些經史講論的現實意義以及太祖從講論中所獲得的文化上之成就。

通過如上論析，本文認為，太祖從早年已經認識到儒家道理的重要。太祖率眾初期從屬的文士，對於他的儒家意識傾向以及思想言行有所影響。至正十五年渡江之後，他與有學問的耆儒日相接近，從而獲得的經史知識也日有增長。他獲取重要地方之後，都會公開祭拜孔子和征訪當地名儒，可以看出，他真心相信儒家之道是有益於治國的。

太祖下集慶後，所得人纔日眾。除了當即延聘的秦從龍、陳遇這兩名像朋友般的親密顧問之外，以後請教過的範祖干、葉儀，以禮獲致的朱升、劉基、宋濂，以及其他為數可觀的徽州和浙東地區人物，都是學問深湛的儒者。從他們之間的對話可見，太祖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一直受到這班儒者的肯定。太祖的儒學傾向，受經史教訓的影響，吸收儒家的智慧，崇尚儒者理想等情形，也在這些對話中有所表現。

至正十九年是太祖有繫統地經常讓儒士進講經史的開始，而且講論之餘，還會“咨以時事”，增加了這種學問活動的實用意義。這些講論使太祖的經史知識日益增加，到了明朝開國時，他和儒者對答已經能夠從心所欲地征引經史以作說證。以後的經史講論，盡洪武一朝不斷，而經義對於治道和政制的構思不斷產生影響。

太祖確信經史是所有參與治國者應有的重要知識。因此，世子受的是儒學教育，講說的也不離儒家經史；大將和公侯子弟也都被鼓勵或要求學習經史。他終身強調古代經典能給讀者帶來智慧，並且深信書籍是知識的來源、意見的根據，而歷史則能為現實提供參考，歷史故事有正面的教化作用。

太祖的經史講論，早期在場所、時間、形式上都較有彈性，講員也沒有固定數目。中期之後，隨著桂彥良奏疏的生效，有正式經筵化的現像出現。他看書和讀史時，每每也有文學侍臣隨從在側，所以告謂和問對之言時常可見。太祖又能在正式講論之外的其他場合，隨時吸收經史知識。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在召見應征至京的儒士和任滿來朝的儒學教官時，命他們講說經史，甚至和他們論難，聽取不同的解說和闡釋。

經史講論雖然大多不會與時政直接相關，但太祖和進講的儒臣雙方都會借此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主張。儒臣有時還會對政事直接表達意見，太祖有時也能接納他們所提出的意見。但太祖會認真要求講官提供經史證據支持自己的說法，而對於有問不答或者敷衍了事的侍臣極端厭惡。

太祖對於經史知識的重視、閱讀古書的興趣，以及在實務中獲得的經史學問，不隻提高了他和侍臣講論經史的能力，也增加了他對經史講論的信心和興趣，提高了他個人的文化素質。這些長期講論使得儒家思想對於明朝的政治體制、明初的施政作風產生實際影響，也推進了經典解釋的簡易化，使儒家文化在社會上更易普及。明太祖的政治成就，正如《明史》本紀末所載異代史官的贊詞所說：“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這樣的事業自然需要堅強的意志和毅力，也需要一種習慣性的持勤。太祖凡事躬親，專制獨裁，讀明史者盡人皆知。這種態度和作風，也體現於他對經史知識和智慧的追求上。《明太祖實錄》的史臣這樣稱贊過他：

昧爽臨朝，日晏忘餐，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裡。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置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遊幸，卻異味，罷膳藥，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樸，以身為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制，淳厚簡古，洞達物情。當寧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敕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貽法萬世。

這段贊詞除了難免的溢美之外，所及太祖對於經史講論之認真和造詣，從本文的述析來看，是可以相信的。這種態度和成就，與他一貫的勤勞作風是一致的。洪武十八年（1385）五月，他告訴侍臣說：

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恆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原因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