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史，困難之處還不在於歷史場景的還原。時至今日，我們完全有能力尋覓更多的歷史細節，把故事講得無比繁復。真正的困難恰在於胡適所謂的“價值重估”，如何回應中國當下的思想氛圍，重新檢討五四一代的立場。

“五四”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基石。長期以來這塊奠基石過於穩固，以致我們忽略了它的存在。當“五四”的歷史地位逐漸松動，變成一塊“滾石”時，既給學科帶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機，而在危機中或也蘊含著自我更新的生機。

現代文學史一貫把《新青年》標記為新文化運動的起點。然而魯迅在《熱風·題記》中卻說，“新文化運動”是譏嘲《新青年》的人“另起”的名目，隨後“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本書從名與實的縫隙切入，追問“新文化運動”一詞何時出現，是誰的發明？又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五四”與“新文化”是如何被“焊接”在一起的？從而重審文學革命、“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歷史邏輯。

本書采取的研究策略，不是用“另一個”起點來對抗原有的起源神話。“另起”是動態的過程，新文化、新文學的“起點”本是復數的。每個事後追認的“起點”都對應著一種運動方案、一種歷史評判及一種文化遠景。

新文化運動作為“起點”的標志性意義，從長時段看，最終體現在語言文字的變革上。“五四”文學革命，亦可視作一場漫長的讀寫革命。從不同角度探討漢字存廢及閱讀方式、書寫習慣的變化，未嘗不是松動“起點”的另一種方式。

袁一丹，重慶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現任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及近代思想史研究。近期研究課題包括：1.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史；2.抗戰時期淪陷區研究；3.北京都市研究。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華文史論叢》《讀書》等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已出版學術隨筆集《此時懷抱向誰開》（六合叢書）。

引言 松動的“起點”

第一章 “新文化運動”的名與實

一 “反套”在《新青年》上

二 “五四”：“文化”還是“武化”

三 研究繫與北大派：“爭個你偏我正”

四 學衡派的張冠李戴

第二章 新文化的運動機制與權勢落差

一 縱的持久與橫的擴張

二 文化運動與地方新政

三 新文化的金字塔

第三章 新文化人的自我改造

一 從“半儂”到“半農”

二 “恥辱的門”

三 陸沉中的自我救贖

四 “瓦釜”之聲

五 “戰士”與“文娼”

第四章 交換廣告中的新文化聯盟

一 新文化的“地方代理”

二 “五四”前後的雜志聯盟

三 閱讀共同體

四 民初雜志界

第五章 重構文學革命的前史

一 最後之因還是個別之因

二 科學救國抑或文學救國

三 視同“闌尾”的《去國集》

第六章 作為社交手段的新詩

一 新詩的自我窄化

二 受質疑的送別詩

三 “社會化”的修養

四 詩可以群

五 海外組黨的挫敗

第七章 新文學家的遊戲筆墨

一 《何典》的再出土

二 疑古“廢話”

三 從字體到文體

四 “射他耳家”

第八章 創造一種新的可讀性

一 繫於聲氣抑或文義

二 亞東版《水滸》與金聖嘆批點

三 眼的文學革命

第九章 心理實驗與漢字命運

一 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的聚光燈外

二 橫讀與直讀之爭

三 儀器背後的原理性思考

四 漢字的“格式道”

參考文獻

後記

引言 松動的“起點”

一

任何一種歷史敘事都需要指認一個起點，起點本身即包含著敘述者的意圖與方法。所謂“另起”，並非用一個起點去置換另一個起點，用新的歷史敘事去推翻已有的歷史敘事；恰是要並置不同的起點，對勘歷史敘事的不同版本。

並置不同的起點，通過文本對勘重構歷史（history though textual criticism），是為了對抗“起源”的神話。按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區分，“起源”（origin）掩蓋差異，是唯一的；“開端”（beginnings）凸顯差異，是復數的。“起源”是神學的、神秘的、有特權的；而“開端”是卑微的、人造的、不斷被檢驗的。從單一的起源中可以“離析”出多重的開端。在歷史開端處發現的不是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種種人事的不一致、不協調。“開端”中隱伏著復數的起點、復數的歷史時間、復數的個體經驗，它有意挑戰“起源”的權威，不斷制造出另一個起點。

我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始於2008年。碩士論文《“新文化運動”發生考論》即處理新文化的“起點”及運動過程。現在回過頭去看，有點佩服自己當初的勇氣。事實上，自己並沒有能力重構五四新文化的總體圖景。當時的勇氣，可能源於確信自己找到了一個特別的入口。從這個入口進去，仿佛能窺見一點微光，由此闢出新的論述空間。

這個選題有一定的偶然性。據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一個中心”（五四運動），“兩個基本點”（周氏兄弟）。選題時不知道去哪兒找題目，索性從《魯迅全集》讀起。沒想到運氣不錯，《全集》第一卷還沒有翻過半，就瞥見《熱風·題記》中的一段話。魯迅說“五四”以後，之前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叫“新文化運動”，後來又把這個名目“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按魯迅的說法，《新青年》與當時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不是一回事。這有點違背文學史的常識，現代文學史一貫把《新青年》標記為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新文化運動不就是《新青年》同人提倡的，以北大為策源地的文化運動？

由魯迅《熱風·題記》裡的這段話，我生出幾個疑問：

《新青年》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與當時所謂的“新文化運動”究竟是什麼關繫？魯迅之外，其他《新青年》同人怎麼看“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目？

“新文化運動”這個詞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到底是誰的“發明”？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目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頭上？

碩士論文中隱含的方法論意識：一是對於語詞的時態的敏感，用現在進行時的“新文化運動”取代過去完成時的新文化運動；二是渾樸的過程的觀念，追問“五四”與“新文化”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三是傾聽不合時宜者的聲音，關注新文化的排斥機制及自我壓抑的面向。以語詞、過程、個體為支點，撬動固有的起點。

通過考察胡適、陳獨秀、周作人等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表態，我發現，至少在1920年代前期，《新青年》同人普遍認為所謂“新文化運動”是在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事業。“新文化運動”一詞出現在“五四”以後，即1919年下半年。這個詞的發明權，主要歸功於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繫。

逐頁翻檢“五四”前後研究繫掌控的北京《晨報》《國民公報》及上海《時事新報》，我得到的基本印像是，“新文化運動”表面上是作為政治運動的反題出現的，但骨子裡是一種泛政治運動，承擔著為政黨政治造血、換血的功能。“五四”前後文化與政治的共生關繫，構成一個莫比烏斯帶（Mobius strip）。當把正反面扭轉為一個單側曲面，其間存在一個“擰勁”。“五四”釋放出的社會能量及“新文化運動”的裂變，即隱藏在文化與政治這個“不二之面”構成的“莫比烏斯帶擰勁”當中。

重新翻看2008年撰寫的碩士論文，站得住腳的或許就是這篇論點的“起點”，即從魯迅《熱風·題記》裡無意間發現的歷史縫隙。但寫論文光靠靈光一閃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說服別人。我當時沒有能力從這條縫隙深入進去，把從歷史現場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圖景。

語文學家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特別強調“起點”（a point of departure/Ansatzpunkt）之於歷史綜合的重要性。他認為“起點”的發現多憑個人的直覺，因而基於內在視點的綜合歷史（a synthetic history from within）也隻能寄希望於個人。“起點”好比是研究者掌控的“手柄”。一個別致的起點，足以撼動整個歷史圖景。光有總體史的抱負與輪廓是不夠的，必須沿著起點指示的路徑，尋求可以深描的現像。理想的起點應該既是具體而精準的，又具有向外輻射的潛力。對歷史概念的詞源學考辨，對經典文獻的拆解與重構，對個人前史的打撈與修復，都可以成為通向自內而外的歷史綜合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