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圍繞“八十年代”情境及問題意識的對話錄，主持者選取的談話對像多為八十年代引領潮流的風雲人物：北島、阿城、劉索拉、李陀、陳丹青、栗憲庭、陳平原、甘陽、崔健、林旭東、田壯壯、分別屬於詩歌、小說、音樂、美術、電影、哲學及文學研究等領域。對話抽取相關領域裡在今天仍有討論價值的當年熱點內容作為話題，試圖重視這個在中國二十世紀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年代的場景和氛圍，並且在回顧八十年代社會思想面貌的同時也對其進行反思。
20世紀80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年代。談話者以個人的身份和角度，從各自從事的工作出發，既回憶反省過去的那個時代，也評論分析現在，並且眺望臆想未來。書中雖然記錄了許多珍貴的往事，卻沒有變成一個“懷舊項目”，大多數談話者沒有簡單地將80年代浪漫化，盡管他們那時年輕氣盛、出道成名。這些回憶者的態度不是一味懷舊或頌揚，而是盡可能坦率、客觀地對自我和時代的局限，對不少當年轟動一時的現像、事件、人物及文化動因進行深入剖析、批評和反省。

查建英，旅美女作家。筆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87年回國，90年代返回美國。2003獲美國古根海姆寫作基金，再回中國。曾為《萬像》、《讀書》、《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已出版英文著作China Pop，雜文集《說東道西》，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ina Pop被美國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雜志評選為“1995年度25本zui佳書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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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現今社會，我們親歷著城市的欣欣向榮，社會的與時俱進。而身邊大多人的情緒標簽都注滿了壓力、浮躁、世故、焦慮。在這個理想愛好與實際利益掛鉤的年代，百廢待興的“八十年代”作為激情、浪漫、理想主義的代名詞，成了一代知識分子的青春之夢。“八十年代”的文化回潮其實並不是始於今年，但一直都囿於零散。這本《八十年代訪談錄》，作者查建英作為“八十年代”的親歷者和那個年代文化復興的在場者，邀請了包括北島、阿城、陳丹青、崔健、劉索拉在內的當年文化領域的風雲人物深入對話。俯瞰今昔，既有對那個時代的深深迷戀，也有冷靜貶僻的自省和反思。書中對那個充滿理想氣質和批判精神年代的追憶與致敬，開啟了幾代人意識深處的集體反思，照見了今日社會人文精神體征的匱乏與脆弱。縱然“知識精英們”隻提供了“八十年代”整體情境的冰山一角，“八十年代”的回望還需要許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的介入，縱然任何回憶和追想都阻擋不了時代一往無前的腳步，八十年代已成絕響，這本書告訴我們，記錄和反思依然意義非常。
和八十年代有關的常見詞：激情、貧乏、熱誠、反叛、浪漫、理想主義、知識、斷層、土、傻、牛、膚淺、瘋狂、歷史、文化、天真、簡單、沙漠、啟蒙、真理、膨脹、思想、權力、常識、使命感、集體、社會主義、精英、人文、饑渴、火辣辣、友情、爭論、知青、遲到的青春
我們用到的“八十年代”一詞，絕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意味著一個歷史階段，意味著一種社會、文化情態（就像我們不斷回望的五四時期一樣）。那個時代叱咤風雲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影響力，而在“八十年代”氛圍滋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已成為當代中國很多領域的中堅力量，正因此，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受到廣泛關注，甚至引發了一股回顧和反思“八十年代”的熱潮，並不奇怪。查建英選擇的訪談對像包括阿城、北島、陳丹青、甘陽、田壯等八十年代引領潮流的風雲人物，訪談進行得較為深入，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八十年代的獨特氣質和氛圍，站在今天的“高度”所作的某些反思也頗具意味。當然，正如查建英所說，“八十年代中國遠非一場以北京為中心、以知識精英為骨干的‘文化熱’所能涵括”，全面地展現那個獨特歷史階段的“光榮與夢想”，尚需傾聽其他層面、其他人群發出的聲音，但無疑，本書開了一個好頭。
……

寫在前面 查建英
1 阿城
2 北島
3 陳丹青
4 陳平原
5 崔健
6 甘陽
7 李陀
8 栗憲庭
9 林旭東
10 劉索拉
11 田壯壯
圖片攝影:李曉斌

查建英：你想怎麼來講八十年代這個題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十年”這種概念。就像藝術的變化不會隨著政治時期的改變而變化，好比我們文學史上，兩漢、魏晉，或者隋唐，不會因為有了一個新朝，就會出現新的藝術，政治的、權力的轉換決定不了藝術。事情也許早就發生了，也許還沒有發生。單從“八十年代”劃分，有點兒難說了。
查建英：那個時間其實是人為的計量。比如說，從外部環境看，八九年好像是一個句號，它正好又是八十年代末。九。年以後，文學上就有了王朔，大家很習慣就把王朔看成一個九十年代的現像。實際上他早在八十年代就開始了，不過那時他不突出，隻是舞臺上眾多的人之一。其實這個年限不見得。
阿城：對，不見得。就像世紀末兩千年那個分界點，叫個事給攪和了：到底二〇〇〇年，還是二〇〇一年算是兩千年的開始呢？我記得有些國家是二〇〇〇年的時候慶祝，有些國家不認這個，二〇〇一年慶祝。很多人慌了，因為大部分人習慣了以一個十年或者一個時間的量度去決定自己的情緒。“我要跨過這一年，我要有一個新的，我要做什麼事情”，突然發現不是，說下一年纔是，有挫折感。美國人喜歡搞十年這種東西，decade，搞得有聲有色，有好多套叢書，你肯定看到過。臺灣前些年搞過七十年代，找了很多人回憶。查建英：你是說他們回顧過七十年代？
阿城：對，很多人都卷進去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楊澤主持的吧。
我自己的量度不是這種，而是知識結構，或者文化構成。從知識結構、文化構成來說，一八四。年是一個坎兒，新的知識撼動中國的知識結構，船堅炮利；一九一九年“五四”是一個坎兒，新的文化撼動中國文化構成，科學民主；一九四九是最大的一個坎兒，從知識結構、文化構成直到權力結構，終於全盤“西化”，也就是惟馬列是瞻。中國近、現代史，就是這三個標志，其他就別再分什麼十年了。不過既然定的話題是八十年代，總要來說說吧。對一九四九年這個坎兒，我覺得七十年代算是一個活躍的時期，七六年，官方宣布“文革”結束，造成八十年代是一個表現的時期，畢竟出版又被允許了。
查建英：是不是一個從地下轉到地上的過程？比如那些詩人。
阿城：也沒有全轉上來吧。不過確實在八十年代，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七十年代的結果。比如說北島、芒克，七八年到八〇年的時候，他們有過一次地下刊物的表達機會，但變化並不是在那時纔產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末的白洋澱就產生了。七十年代，大家會認為是“文化革命”的時代，控制很嚴，可為什麼恰恰這時思想活躍呢？因為大人們都忙於權力的爭奪和話題，沒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鄉下的年輕人在想什麼。
查建英：對，六六年、六七年是特厲害的，六八年以後就開始下鄉了。
阿城：管不著了，這些學生坐在田邊炕頭了。他們在想什麼，傳閱一些什麼，寫什麼，權力者不知道。像六十年代末的芒克、根子、多多、嚴力他們在河北白洋澱形成那樣一個詩的區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像銳利迷茫，與食指的《魚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區別得很開。《三月的末日》在我看是那時的經典，可惜沒有人提了。我記得嶽重跟我說，他當時提了一桶魚從白洋澱坐火車回北京，到北京的時候桶裡的魚死得差不多了；春天了，但是，三月是末日。這樣，一直貫穿整個七十年代。所以，好像是壓制得最厲害的時期，但是因為把他們推到權力、行政力管理相對松散的地方，他們反而有些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