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新版自序
本書起草於抗戰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冊完成於1965年，合計共三十年。中間有八年，將時間花在政治學的著作及修改，實際本書之寫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兩冊，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戰時，曾摘要編為講義，發給“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繫學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著手寫作唐代。
抗戰勝利，我赴中山大學，主持法學院院務。在兩年（1946年至1948年）之間，一方編述五代部分，同時著手搜集宋代資料；1948年我來臺灣，主持法學院院務，開始寫作宋代部分。宋史寫成之後，陸續搜集資料，明二代。明代寫完之後，我不敢遽爾出版，又將第一冊及第二冊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紀東先生諄諄勸我付印，意謂萬一失掉，未免可惜。於是就於1962年之鼕，先出版第一冊及第二冊。
第一冊除1944年在重慶出版不計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冊於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冊於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冊於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價忽然大漲，因之各冊雖將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謂“版”與國內各書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隻稱為“刷”。例如拙著《政治學》，名為四版，其實，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計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稱之為再版、三版……這是各國所沒有的。
我在小學時，除算術、國文外，對於中國歷史極感興趣。後來閱讀《資治通鋻》，總覺得其對於社會情況，如民風、士氣、經濟、國防、戶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產力、各種階層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寫得太少，而且未曾說明這許多要素對於政治現像有何影響。研究歷史必須闡明歷史發展過程之因果關繫，單單記憶事實，尤其用盡腦力，去暗記小事實，不但記得之後，旋即忘記，而且一點用處也沒有。這是我寫本書的動機。
我寫作本書當然是先搜集資料，而要搜集資料，必須腦中已有一種觀念，依此觀念，做成每朝歷史的目錄，而後依此目錄，去搜集所需要之資料。否則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無結果。
搜集資料先由正史開始，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後漢書》，我前後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覺得毫無資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纔有收獲。南北朝歷史分量極多。《宋書》不錯，《魏書》固然蕪冗，而資料還不少。《南北史》隻能作補充之用，至於《北齊書》《南齊書》等等隻是族譜及升官圖。沒有什麼好的資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會要（《西漢會要》根本不必看）或會典，最後纔看文集及筆記。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詩賦記銘。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參考之用的奏議及書信並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筆記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種筆記之中，合於本書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錄》《夢溪筆談》之類，不過五六篇可供參考。又如讀者所熟知的《日知錄》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兩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這不是說其餘各篇沒有價值，而是說對於研究歷史的人沒有用處。
以上所述隻就初版言之。學問本來沒有止境，讀書愈多，資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時，無不增加字數。字數增加，又須改排。但全書改排，不是個人財力所能負擔。故凡某一頁字數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隻改排該頁，而增加其行數。字數增加太多者，則在該頁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冊二十七頁，共增加八頁，遂於二十七頁處改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頁亦增加九頁，故改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時，又增加字數，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兩頁，則由十八行改為二十一行。
寫作歷史，不消說舉證極其重要。但既有“全稱”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稱之例。萬不得已而須引用特稱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讀者必感頭痛，而認為資料的堆集，反將顯明之事變為曖昧。現今學者喜歡引用“實錄”，實錄太過蕪雜，它隻能補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經有了，何必引用實錄。何況自史官失去獨立地位之後，實錄未必據實而書，其受當時政治勢力之影響者未必比正史為小。名為實錄，事實上所錄者老早就非“實”了。
我有一種野心，意欲改寫會要，改編會典，不但各種事實，即當時名臣學者之言，亦宜編入。這種工作當然不是個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書，喜歡修改，修改到主觀上認為滿意之時，纔肯罷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讀者之提議。例如讀者來函，多謂第二冊與其他三冊比較之後，分量稍輕，餘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開始修改全書，尤其增加第二冊之分量，務使四冊分量大略相等。茲應告知讀者的，本書新版由第一冊至第四冊無不修改，其修改頁數每冊均在一百餘頁以上，各冊增加資料不少，頁數自亦隨之增加。
本人接到讀者來函不少，他們提出兩種希望：一希望改用較大之字排印，縱令“售價提高，讀者不會計較”；二希望“繼續完成清代部分的寫作”。關於第一希望，非本人財力所能負擔，幸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於1975年之春提議願意承印是書，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書局從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約可以實現，因為本書既由三民書局承印，則本人不擬再作修改，而當致力於第五冊之寫作，預定五年內出版。
本書第一冊初版之序，已經提到，當物價低廉之時，著者為時間起見，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寫，而用剪貼。1946年復員時，著者全家坐飛機回到東南，除本書原稿及隨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運送。而政校竟將餘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內，行至三峽，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財產損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數年搜集之資料卡片全部毀沒。
來到臺灣之後，不得不購買藝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兩部及各種文集各三部（兩部剪貼，一部保留）
再行閱讀一遍。我雖然沒有一目十行的本領，而卻能一字一字地快讀下去。有人問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寫得最好。依我管見，《漢書》最好。《漢書》列傳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無，而事又與國家治亂、典章制度、士風民氣有關。李廣不得封侯而有傳，其從弟李蔡做過丞相而無傳。劉屈氂不過平凡之人，《漢書》所以有傳者，蓋欲借他說明三事。一是漢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為丞相。二是漢時郡守多先為三輔，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後纔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躍而為左丞相（這又暗示武帝要恢復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時，屈氂不敢發兵，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這又可以證明丞相對於緊急事變，有急速處分之責任。司馬相如、揚雄兩傳之賦與歷史雖無關繫，而後人觀此亦可知道當時賦之體裁。唐時舉官試“判”，新舊《唐書》未載“判”之文體。明代舉士用“八股”，《明史》亦不舉八股之例。這種重要的文章體裁應該舉出一篇，留給讀史者參考。當然，《漢書》也有缺點，以桑弘羊那樣重要的財政家，竟不立傳，唯於《食貨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沒有《鹽鐵論》一書，吾人將無從知道桑弘羊的思想。從來學者多謂《晉書》好采詭謬碎事，其實這種詭謬碎事往往可以說明當時社會風氣，而知晉祚之不長。列傳與墓志銘不同，墓志銘可寫個人的私事，列傳所寫的，必須該事與整個社會有關，或該事可以說明社會的結構、政治的狀況、經濟的情形，以及士風民氣等等。
研究歷史，尚須知道時代思想。思想不能領導歷史發展，反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春秋戰國之時何以各種學說雜然並興，這必有其時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漢初年盛行道家與法家的成以後，儒家纔見抬頭。王莽變法，完全根據儒家學說。到了東漢，儒家又參以陰陽家的思想。魏晉之世，學者祖述老莊，然而吾人觀當時人士的行動，絕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楊朱的快樂主義。唐宋二代，如韓愈、司馬光極力推崇君至明，《四書》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後又發生了反動思想，如王陽明的學說，尤其李卓吾之反對道學。明末清初之黃梨洲復反對君權，這均有其歷史的原因。本書對此思想均稍加敘述。且進一步，說明某一種思想所以流行於某一個時代的原因。
現今五族共和，歷史學者不宜囿於成見，再用胡虜等各種名稱，自行分裂。今日之漢族已與秦漢時代及秦漢以前的漢族不同，它是融化亞洲許多種族而成的中華民族。餘本欲用“種族移動”以代替五胡亂華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們要知道每次種族移動之時，中華民族一方同化外來的種族，同時向南發展，而擴大中華的版圖。世界上最堅強的莫如我們中華民族。天降大任於中華民族，我們起碼須向北發展，完成此種使命。
本書關於制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詳細說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談。多談，徒亂人意，反令讀者不能認識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與時代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繫，而制度之良窳對於政治之隆污又可給予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方祿俸，西漢的官秩是十五級乎，抑是十八級，花了許多時間去考證，著者認為空費精力。本書所注意的是將最低的祿，一與農民收入（百畝農夫，蓋祿所以代耕，因此又須知道當時農業生產力）比較，二與一般工資比較，由此說明祿俸與國家治亂的關繫。
社會科學與歷史有密切的關繫，研究歷史而不了解社會科學，往往顧到部分，而忘及全體。反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常能由全體以觀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觀察全體。而全體又放在時間（時代）與空間（環境）之內。一個變化了，其他亦必變化。部分可影響全體，全體又影響部分。時代可改變事物，事物又可以變更時代的精神。環境可改變事物，事物亦可以變更環境的需要。而時代與環境又會互相影響，改變彼此的性質。歐洲社會科學家對於歷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歷史的人對於社會科學亦有深刻的了解，吾人讀各種名著，即可知之。單單知道歷史，而未讀過社會科學各種書籍的人，往往不識輕重，輕者說得詳之又詳，至於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繫又舍而不談，如斯著作不過歷史之雜貨攤而已。
本書引文均注明出處，詳載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減少紙張的浪費，且讀者的時間，不必去翻數頁或數十頁之後，查看注釋。但所注文字太長，則放在該段原文之後。此與今人著作喜將注釋放在每篇或每節之後者不同。又者本書引文所以詳注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者，蓋謀讀者的便利。例如《新唐書》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復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許多列傳，如果隻寫《新唐書·楊炎傳》，閱者非翻盡《新唐書》目錄，必難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舊唐書》第一百十八卷）。著作人不過多寫幾字，而讀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國內學者何以吝此數字不寫。至於頁數不必寫出，因為古書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圖書館所藏古書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於狂狷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