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新版自序
本書起草於抗戰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冊完成於1965年,合計共三十年。中間有八年,將時間花在政治學的著作及修改,實際本書之寫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兩冊,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戰時,曾摘要編為講義,發給“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繫學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著手寫作唐代。
抗戰勝利,我赴中山大學,主持法學院院務。在兩年(1946年至1948年)之間,一方編述五代部分,同時著手搜集宋代資料;1948年我來臺灣,主持法學院院務,開始寫作宋代部分。宋史寫成之後,陸續搜集資料,明二代。明代寫完之後,我不敢遽爾出版,又將第一冊及第二冊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紀東先生諄諄勸我付印,意謂萬一失掉,未免可惜。於是就於1962年之鼕,先出版第一冊及第二冊。
第一冊除1944年在重慶出版不計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冊於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冊於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冊於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價忽然大漲,因之各冊雖將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謂“版”與國內各書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隻稱為“刷”。例如拙著《政治學》,名為四版,其實,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計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稱之為再版、三版……這是各國所沒有的。
我在小學時,除算術、國文外,對於中國歷史極感興趣。後來閱讀《資治通鋻》,總覺得其對於社會情況,如民風、士氣、經濟、國防、戶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產力、各種階層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寫得太少,而且未曾說明這許多要素對於政治現像有何影響。研究歷史必須闡明歷史發展過程之因果關繫,單單記憶事實,尤其用盡腦力,去暗記小事實,不但記得之後,旋即忘記,而且一點用處也沒有。這是我寫本書的動機。
我寫作本書當然是先搜集資料,而要搜集資料,必須腦中已有一種觀念,依此觀念,做成每朝歷史的目錄,而後依此目錄,去搜集所需要之資料。否則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無結果。
搜集資料先由正史開始,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後漢書》,我前後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覺得毫無資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纔有收獲。南北朝歷史分量極多。《宋書》不錯,《魏書》固然蕪冗,而資料還不少。《南北史》隻能作補充之用,至於《北齊書》《南齊書》等等隻是族譜及升官圖。沒有什麼好的資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會要(《西漢會要》根本不必看)或會典,最後纔看文集及筆記。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詩賦記銘。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參考之用的奏議及書信並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筆記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種筆記之中,合於本書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錄》《夢溪筆談》之類,不過五六篇可供參考。又如讀者所熟知的《日知錄》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兩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這不是說其餘各篇沒有價值,而是說對於研究歷史的人沒有用處。
以上所述隻就初版言之。學問本來沒有止境,讀書愈多,資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時,無不增加字數。字數增加,又須改排。但全書改排,不是個人財力所能負擔。故凡某一頁字數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隻改排該頁,而增加其行數。字數增加太多者,則在該頁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冊二十七頁,共增加八頁,遂於二十七頁處改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頁亦增加九頁,故改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時,又增加字數,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兩頁,則由十八行改為二十一行。
寫作歷史,不消說舉證極其重要。但既有“全稱”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稱之例。萬不得已而須引用特稱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讀者必感頭痛,而認為資料的堆集,反將顯明之事變為曖昧。現今學者喜歡引用“實錄”,實錄太過蕪雜,它隻能補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經有了,何必引用實錄。何況自史官失去獨立地位之後,實錄未必據實而書,其受當時政治勢力之影響者未必比正史為小。名為實錄,事實上所錄者老早就非“實”了。
我有一種野心,意欲改寫會要,改編會典,不但各種事實,即當時名臣學者之言,亦宜編入。這種工作當然不是個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書,喜歡修改,修改到主觀上認為滿意之時,纔肯罷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讀者之提議。例如讀者來函,多謂第二冊與其他三冊比較之後,分量稍輕,餘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開始修改全書,尤其增加第二冊之分量,務使四冊分量大略相等。茲應告知讀者的,本書新版由第一冊至第四冊無不修改,其修改頁數每冊均在一百餘頁以上,各冊增加資料不少,頁數自亦隨之增加。
本人接到讀者來函不少,他們提出兩種希望:一希望改用較大之字排印,縱令“售價提高,讀者不會計較”;二希望“繼續完成清代部分的寫作”。關於第一希望,非本人財力所能負擔,幸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於1975年之春提議願意承印是書,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書局從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約可以實現,因為本書既由三民書局承印,則本人不擬再作修改,而當致力於第五冊之寫作,預定五年內出版。
本書第一冊初版之序,已經提到,當物價低廉之時,著者為時間起見,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寫,而用剪貼。1946年復員時,著者全家坐飛機回到東南,除本書原稿及隨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運送。而政校竟將餘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內,行至三峽,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財產損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數年搜集之資料卡片全部毀沒。
來到臺灣之後,不得不購買藝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兩部及各種文集各三部(兩部剪貼,一部保留)
再行閱讀一遍。我雖然沒有一目十行的本領,而卻能一字一字地快讀下去。有人問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寫得最好。依我管見,《漢書》最好。《漢書》列傳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無,而事又與國家治亂、典章制度、士風民氣有關。李廣不得封侯而有傳,其從弟李蔡做過丞相而無傳。劉屈氂不過平凡之人,《漢書》所以有傳者,蓋欲借他說明三事。一是漢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為丞相。二是漢時郡守多先為三輔,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後纔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躍而為左丞相(這又暗示武帝要恢復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時,屈氂不敢發兵,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這又可以證明丞相對於緊急事變,有急速處分之責任。司馬相如、揚雄兩傳之賦與歷史雖無關繫,而後人觀此亦可知道當時賦之體裁。唐時舉官試“判”,新舊《唐書》未載“判”之文體。明代舉士用“八股”,《明史》亦不舉八股之例。這種重要的文章體裁應該舉出一篇,留給讀史者參考。當然,《漢書》也有缺點,以桑弘羊那樣重要的財政家,竟不立傳,唯於《食貨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沒有《鹽鐵論》一書,吾人將無從知道桑弘羊的思想。從來學者多謂《晉書》好采詭謬碎事,其實這種詭謬碎事往往可以說明當時社會風氣,而知晉祚之不長。列傳與墓志銘不同,墓志銘可寫個人的私事,列傳所寫的,必須該事與整個社會有關,或該事可以說明社會的結構、政治的狀況、經濟的情形,以及士風民氣等等。
研究歷史,尚須知道時代思想。思想不能領導歷史發展,反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春秋戰國之時何以各種學說雜然並興,這必有其時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漢初年盛行道家與法家的成以後,儒家纔見抬頭。王莽變法,完全根據儒家學說。到了東漢,儒家又參以陰陽家的思想。魏晉之世,學者祖述老莊,然而吾人觀當時人士的行動,絕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楊朱的快樂主義。唐宋二代,如韓愈、司馬光極力推崇君至明,《四書》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後又發生了反動思想,如王陽明的學說,尤其李卓吾之反對道學。明末清初之黃梨洲復反對君權,這均有其歷史的原因。本書對此思想均稍加敘述。且進一步,說明某一種思想所以流行於某一個時代的原因。
現今五族共和,歷史學者不宜囿於成見,再用胡虜等各種名稱,自行分裂。今日之漢族已與秦漢時代及秦漢以前的漢族不同,它是融化亞洲許多種族而成的中華民族。餘本欲用“種族移動”以代替五胡亂華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們要知道每次種族移動之時,中華民族一方同化外來的種族,同時向南發展,而擴大中華的版圖。世界上最堅強的莫如我們中華民族。天降大任於中華民族,我們起碼須向北發展,完成此種使命。
本書關於制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詳細說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談。多談,徒亂人意,反令讀者不能認識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與時代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繫,而制度之良窳對於政治之隆污又可給予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方祿俸,西漢的官秩是十五級乎,抑是十八級,花了許多時間去考證,著者認為空費精力。本書所注意的是將最低的祿,一與農民收入(百畝農夫,蓋祿所以代耕,因此又須知道當時農業生產力)比較,二與一般工資比較,由此說明祿俸與國家治亂的關繫。
社會科學與歷史有密切的關繫,研究歷史而不了解社會科學,往往顧到部分,而忘及全體。反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常能由全體以觀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觀察全體。而全體又放在時間(時代)與空間(環境)之內。一個變化了,其他亦必變化。部分可影響全體,全體又影響部分。時代可改變事物,事物又可以變更時代的精神。環境可改變事物,事物亦可以變更環境的需要。而時代與環境又會互相影響,改變彼此的性質。歐洲社會科學家對於歷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歷史的人對於社會科學亦有深刻的了解,吾人讀各種名著,即可知之。單單知道歷史,而未讀過社會科學各種書籍的人,往往不識輕重,輕者說得詳之又詳,至於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繫又舍而不談,如斯著作不過歷史之雜貨攤而已。
本書引文均注明出處,詳載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減少紙張的浪費,且讀者的時間,不必去翻數頁或數十頁之後,查看注釋。但所注文字太長,則放在該段原文之後。此與今人著作喜將注釋放在每篇或每節之後者不同。又者本書引文所以詳注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者,蓋謀讀者的便利。例如《新唐書》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復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許多列傳,如果隻寫《新唐書·楊炎傳》,閱者非翻盡《新唐書》目錄,必難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舊唐書》第一百十八卷)。著作人不過多寫幾字,而讀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國內學者何以吝此數字不寫。至於頁數不必寫出,因為古書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圖書館所藏古書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於狂狷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