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集書法鋻賞與哲學簡史於一體。不僅是中國著名哲學家、耄宿張世英先生的書法集，更同時展示了中西方數十位哲學家的百餘條經典名句。本書涉及的哲學家貫穿中西方哲學史，所選名言則集中體現了各位哲學家的核心思想。每條名言皆配有注解，簡述其出處與背景。因此，本書堪為一本書法集與中西兩部哲學簡史的結合。

本書由中國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世英先生甄選中西哲學史上數十位哲學家的百餘條哲理名句，並親自進行書法撰寫；由北京大學哲學繫教授李超傑進行注釋。本書所選名句來源廣博，皆為哲學界著名哲學家的經典名言，突出了中西方哲學思想的精髓；李超傑的注釋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名言的出處與背景。本書最後展示了張世英先生自己的哲學理解，集中體現了其數十年哲學研究的感悟和成果。

張世英，哲學家。1921年生，武漢市人。1946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繫。1946—1952年在南開大學、武漢大學任教。1952年至今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繫講師、副教授、教授、外國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黑格爾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編，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全國西方哲學學科重點學術帶頭人。2012年獲北京大學哲學教育終身成就獎，2015年所著《哲學導論》一書獲思勉原創獎。2016年北京大學設立“張世英美學哲學學術獎勵基金”，面對全球華文學者。2017年受聘為世界哲學大會榮譽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與自我》、《哲學導論》、《天人之際》、《論黑格爾的邏輯學》等20餘種。2016年4月《張世英文集》十卷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哲學思問》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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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英的學術人生折射出一代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追求真理、艱難求索的心路歷程和生命軌跡。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年逾九旬的哲學家、美學家以一顆不同凡俗的遊心，求索於天地間。他把中國哲學放到全人類思想和文化的大視野中予以審視，力求超*西方和東方的畛域，以高遠的視角占據學術制高點，用全球的觀念和視野來統攝中西哲學，為轉型期的中國當代哲學與美學構建出了全方位、立體化的寬幅畫卷，為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哲學作出了創造性貢獻。
——《光明日報》

第一部分：中國古典哲理名句
孔子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原載《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也提到這句格言，是對仲弓問仁的回答。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認為，“為仁之方”在於“能近取譬”，意即謂為仁的方法在於，能從近己推及他人：從正面說，就是從近己之所想要的事物，推想到別人也會想要這些事物，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般把這解釋為孔子之“忠”的含義；從反面說，就是從近己所不想要的事物，推想到別人也不會想要這些事物，因而就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孔子稱此為“恕”。孔子“一以貫之”之“道”即“忠恕”，也就是“仁”。
孔子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語出《論語·子罕》。儒家特別重視“志”，強調“立志”、“守志”的重要性。孔子此句中的“志”可理解為堅守“仁”的道德意志。皇侃對該句的解讀是：“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眾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論語義疏》）孔子強調：在任何情況下，人都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生死關頭，尤能考驗一個人的“志”。有“志”者的標志是：寧可犧牲性命而成就仁，不可苟且偷生而害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作為近世大儒，王陽明也特別推崇“志”。“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示弟立志說》）在他看來，為人為學貴在“立志”和“守志”，而“立志”、“守志”不外乎“存天理”。如果一個人為苟且偷生而喪失天理（志），他也就放棄了做人的尊嚴。“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傳習錄》下）如此看來，是否能夠“守志”，就成了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孔子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語出《論語·子路》。理解此句的關鍵在於對“和”、“同”二字的辨析。在春秋時代，“和”與“同”是兩個互為對應的概念。“和”意指“可否相濟”，實即包含差異乃至對立的“和諧統一”。“陰陽不同氣，故能合。甘苦不同味，故能調。五色不同采，故能齊。五聲不同均，故能會。”（戴望：《戴氏注論語》卷十三）“同”則意指“單一不二”，實即排斥差異與對立的“抽像同一”。“和”與“同”反映了兩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君子胸懷坦蕩，“無乖戾之心”，故能包容差別與異己，做到“與人和”；小人心胸狹隘，“有阿比之意”（朱熹語），故不能容納差別與異己，強求他人“與己同”。孔子“尚和”而“惡同”，互補纔是“生生”的根本條件。這個思想不僅使中華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且為當今之世各種文明的和諧相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孔子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語出《論語·為政》。這兩句名言講的是“學”與“思”的辯證關繫。“學”專指“讀書”，即“學舊文”；“思”則指“思考”，亦即東漢包咸所說的“尋思其義理”（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一）。“學”不止於“悅目”，更要“求諸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故上句可以解讀為：讀書而不用心思考，就會惘然而無所得。下句的意思則反過來：如果“不廣學舊文”，即不知道前人的所思所想，而是“專意獨思”，任自己的“思緒”放飛於“無何有之鄉”，則會如何晏所言：“徒使人精神疲殆。”（邢昺：《論語注疏》）孔子的這個思想對今人仍有啟發：在讀書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做到學思結合，既要“學有所思”，又要“思有所依”。
墨子
兼相愛交相利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語出《墨子·兼愛》。按照墨子，天下之“亂”的根源是：人們彼此“不相愛”、“交相惡”。具體表現是：君臣父子兄弟，均“自愛”而“虧他”；在國與國的關繫上，“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墨子給出的“天下之治道”是：“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愛》）“兼相愛”的意思是：不分親疏、上下、貴賤、貧富乃至國別，一視同仁地“泛愛”一切天下人，即“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同上）。“交相利”實為“兼相愛”的題中應有之意，彼此“相愛”之人，必以互惠互利為旨歸。結果是：“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人與人不相賊”。儒家和墨家皆主張“愛人”，但似有下述兩點不同：其一，儒家講“差等之愛”，墨家則“貴兼”，更富有人人平等的精神；其二，儒家重“利他”，墨家則兼顧“利他”與“利己”。
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語出《孟子·盡心章句下》。意思是：在百姓、國家和國君三者中，百姓最為重要，排在首位，國家排在第二位，而國君隻能屈居第三。按照孟子，國君固然受命於天，但也要得到百姓的認可，“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章句下》）。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章句上》）所以，國君要施“仁政”，就必須“愛民”，時刻把百姓之事放在心上，因“民事不可緩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愛民”的方式多種多樣：在物質生活上，要使其“有恆產”，因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同上）。在精神生活上，要“樂民之樂”，“與民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如果統治者反其道而行之，對百姓施以暴政，百姓就有權推翻他，甚至誅之而後快。“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孟子·離婁章句上》）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十分可貴，可視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民主思想的閃光。
……

序言一
張世英
大約是九歲到十二三歲時，父親教我臨帖習字，我一拿起筆來，父親就站在一旁，說我這不是，那不是：不是腰未挺直，就是筆未豎正。我心情緊張，習字多年，字從來寫得不好。
1938年秋，武漢淪陷，我離開家鄉和父親，直至2011年，我年屆九旬，七十餘年之久，除了應邀為某些報刊雜志題字外，極少有機會拿起過毛筆，先前是用鋼筆，近幾十年來都是用圓珠筆，一支破舊毛筆老是塞在抽屜的雜物堆裡，書房裡已很難找到一張用毛筆寫字的紙張。
大約從九十一歲起，我開始有精力不濟之感，腦子裡的哲學和人生問題卻還是連連不斷，但要想寫成一篇學術性的研究論文，那真是隻有“力不從心”四字最能形容我的心境。有一天，枯坐終日，突發奇想：練練毛筆字吧。奇怪，手有些發顫，字卻還顯得有點功力！於是自我得意了一番。兩個兒子看後說：“爸的毛筆字還不錯嘛，練吧。”就這樣，我又回到童年，習起字來了。沒有父親的嚴厲管束，我這纔體會到了書法中的自由之境。
我小時臨摹的字帖，主要是顏真卿的《多寶塔感應碑文》。這次翻箱倒櫃，又找出了幾十年前的這個舊本，幸未缺損一字，而且父親的藏書圖章還清晰可見，我視之為傳家珍寶。開始一兩個月，我真像幼兒習字一樣，一筆一畫地用心臨摹，越寫得像，我越覺得好。有一次，我有點感到不耐煩，太不自由，便甩開字帖，隨意畫了幾筆，一看，躍然紙上，生動活潑；對比之下，原來那些一筆不苟地臨摹的字便顯得實在太死板。這突然讓我想起小時候父親經常教我的一句話：“習字要講究神似，不能貌合而神離。”原來我死死板板地臨摹，就會犯貌合而神離的毛病。兩個兒子也曾提醒我：“爸索性放開來寫，反而更好。”不過我還是牢記一句老話：先要下死功夫打基礎，然後纔能創新。學術研究如此，書法亦然。我現在大多不再一筆一畫地臨帖，而是花更多的時間讀帖，拿著字帖反復地看，細細體味其筆姿和意態，吸收其神韻，轉化為自己胸中的“成竹”，等到拿起筆來，卻根本不看字帖，揮毫自如，達到一種瀟灑自由的境界。我現在深深體會到，寫字要寫出自己的字體，就像寫文章要寫出自己的思想風格一樣。書法和文章都是一個人的靈魂的直接體現。
近三四年來，我寫了幾十幅條幅，還在客廳裡掛了一幅，自我欣賞。有幾位朋友來我家做客，居然稱贊一番，向我索字，我更加得意，天天磨墨練筆。起先都是學一般書法家寫四書五經名言或唐詩宋詞，有一天我無意中寫了一句黑格爾的名言，沒過多久，友人陳越光先生看到了，竟大加贊賞，認為很有特點，要我給他寫一條黑格爾名言的條幅，我不勝驚喜，於是我開始以中國書法寫西方名人名言的條幅，另有一兩位朋友也贊賞我的這一“創新”。在朋友們的鼓勵下，我心想：干脆編一本中西名哲名言，寫成書法出版吧。幾個子女都愛好文學，極力鼓勵我，並在生活上照顧我，支持我。就這樣完成了這本集子的編寫。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煙海，我主要是根據我個人的思想傾向和愛好來編選的，客觀性不夠和掛一漏萬之弊，顯而易見，尚希讀者鋻諒。
我原來沒有想到要給每條名言做注釋，是著名美學家葉朗先生在看了我的書法原稿後，建議我逐條注釋，以擴大讀者面，並建議注釋的文字內容要體現我個人的哲學思想和風格。我有感於葉朗先生的高見和盛情厚意，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這項建議。我選擇的中西古典名言共一百五十餘條，我深知這項工程需要較高的學術水平和廣泛翻閱古籍的繁雜工作，而我年老力衰，特別是記憶力減退，實在力不從心，便找了我二三十年前的博士生、西方哲學史家李超傑先生來擔此重任。他花了近半年的時間，日夜兼程以進，終於完成了這六七萬字的注釋；他寫作時所遵循的“三性”——準確性、學術性、通俗性，尤令我感佩。
我還要衷心感謝文藝理論家顧春芳女士，承她的厚愛，主動給我介紹出版社，否則，我還真不知像這樣的集子該向何處投稿哩！
譯林出版社編輯和設計師劉曉翔工作室做了特別精心的編制工作，謹此一並致謝。
2017年10月
於北京北郊靜林灣
序言二
李超傑
我是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接受為張先生新作《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張世英書法集》做注的任務的。興奮，是因為有此難得的機會，跟隨張先生重走中西方哲學之路，重溫那些膾炙人口的古典哲理名句；忐忑，是因為這是一項看似簡單，實則有相當難度與挑戰的工作。張先生對我說：“這項注釋工程需要水平和耐心。”我自知“水平”不濟，但自信“耐心”有餘，且不乏“愛智”的“好奇之心”，於是，“冒險”領受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工程伊始，我為自己立了三條原則：準確性、學術性和通俗性。我所說的“準確性”指的不是“領會”作者或作品的“原義”，而是指：對任何一句名言之“意義”的“理解”和“解釋”都要有“文本”依據。我心目中的“準確性”還包含另一層含義：對這些古典名句的“理解”和“解釋”要盡可能體現張先生的“哲學觀”和“哲學史觀”。張先生對這些古典名句的“選擇”絕不是偶然的和隨意的，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些名句構成了張先生自己的“中西方哲學史大綱”。正是基於這些考慮，我不僅查閱了相關中西哲學名著，而且重讀了《張世英文集》的相關內容，有些注釋直接采用了張先生的研究成果。
該書所輯哲理名句多出自中西方“大哲學家”，它們不僅是這些哲學家個人思想的精華，而且是各自“時代精神”的精華。為了在“方寸之間”追求注釋的“學術性”，我“希望”自己的“格局”要盡可能地“大”，“視野”要盡可能地“寬”。我的理想是：每個文本不僅在哲學家的整體思想中得以把握，而且在中西方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得以審視。這樣，人們看到的這些哲理名句就不是支離破碎的，而是有內在關聯的。通過閱讀這些名句及其注釋，人們得到的就不僅僅是一個個“知識點”，而且是中西方哲學的“線索”和“精神”。
不可否認，自產生之日起，哲學就是一門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學術活動，它所涉及的問題，討論這些問題的方式，乃至表達這些思想的語言，都是高深的和晦澀的，就此而言，哲學注定是“陽春白雪”。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哲學不應脫離日常生活。雖然哲學隻是少數人的事業，但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卻屬於每一個尋求精神家園的普通人，就此而言，哲學並不拒斥“下裡巴人”。基於這種考慮，我盡量使我的注釋通俗易懂，以期更加廣泛的讀者能夠理解和欣賞這些哲理名句，進而領略中西方哲學的無窮魅力。我的追求是：盡量讓西方哲學家“說中國話”，讓古典哲學“走進當下的生活”。
此項注釋工作是在張先生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下完成的。先生不僅對一些注釋提出了修改意見，而且親自撰寫了幾條，成為整個注釋工作的“範本”。鋻於本書所輯名句橫跨中西，貫通古今，每條注釋又要限制在三四百字之內，注者常有力不從心之感。盡管注者盡了最大努力，注釋一定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望方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2017年10月
於徜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