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從農村走出來的經濟學人，親歷了“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大轉型，這不僅是一個家族城鄉生存方式的大踫撞，更是經濟學思維和研究方法的大踫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發展經濟學家劉守英至情講述三十年來鄉城踫撞的心路歷程。

本書主要收錄了劉守英教授關於中國鄉村變遷和哈佛訪學的繫列隨筆文章。作者不僅以其自身及家族成員的親身經歷，感性闡釋了改革開放給其家庭帶來的翻天覆地的改變，而且憑借其幾十年來對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積累，更從學理層面分析了改革開放給整個農村和城市帶來的改變。更為難得的是，劉教授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通過廣泛的學術交流，對大學教育和制度反腐敗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思考，充分體現了一位經濟學人的問題意識和經邦濟世之情懷。

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政治局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31次集體學習土地問題講解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獲得者；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農村部副部長，《中國經濟時報》社長、總編輯。兼任貴州省湄潭縣農村改革總顧問，參與南海、義烏、瀘縣、餘江等地改革試驗。
研究領域為土地制度與發展、制造業轉型升級、城鄉互動以及鄉村振興與鄉村治理等，曾先後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並赴牛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世界銀行、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等世界知名學術機構進行學術演講和交流。翻譯著作主要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等，代表專著有《中國土地政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與轉變發展方式》、《直面中國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問題調查：土地權利的底層視角》、《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等。

這是一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當代知識分子，他以平實雋永的文字，記錄了從落後農村貧困家庭的長子到全國幾個*重要的智庫及大學院所掌門*的奮鬥歷程和內心求索。《撞城》是這個大時代的縮影，讀來感人心肺，難於釋卷！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劉守英教授與土地研究結緣，歷三十年而不輟，從內地鄉村到邊疆大漠，縷縷風塵穿行在歷史與現實的隧道裡，目睹神州大地千年滄桑巨變與朝代制度鼎革。以古鋻今，在史實中求史識，尋找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使作者的學術思想、理論體繫具有歷史穿透力和熔鑄現實於新規範的強悍力量。

——嶽南（作家、《南渡北歸》作者）

盡管守英與我在復旦同窗七年，但我對他的真正了解則始於他這幾年所寫的有關鄉土情懷的那些文字。他離開鄉土求學於上海，遊學於世界，立足於北京並成長為經濟學家的“撞城”經歷，感人至深，會撞擊讀者的心靈深處。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守英是一位有著底層情結的學者。他的觀察來自真實世界，又回歸真實世界。他始終以問題為核心，以提供解決方案為目標。這使得他的學術、他的文字都帶有人道主義的情懷。

——張進（財新傳媒編委，《中國改革》執行總編輯，“渡過”平臺創始人）

古人雲：“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這是一個經濟學家以天下國家的胸懷反思生命歷程的文字。誠身強恕，莫大於此，莫近於此。

——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

1. 撞 城

與許多在城裡長大的研究者不同，我對城與鄉之間的敏感完全來自親身經歷。各種切膚之感使自己往往對一些關於城鄉問題的高談闊論嗤之以鼻，對大量堆砌城鄉差距的冷冰冰數字不以為然，對一些隔靴搔癢的政策建議報以一笑。對於一個無論以什麼方式、什麼目的進到城裡的農村人來講，城與鄉之間立著的是一堵難以逾越的牆。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須消除體制對農村人的制度性歧視，另一方面也需要個人從裡到外積蓄足夠強大的能量。

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算是 20 世紀 80 年代初靠高考改變命運的幸運兒。與許多從名中學考取大學的學生不同，我當時在湖北洪湖一所普通中學就讀。這裡的學生不認命，老師也想幫助來這裡的孩子改變命運，於是就一起拼命，使這所中學在當時的高考成績每年能排洪湖第三位，在全縣甚至周邊縣都很有名。由於這所中學位於公社一隅，“城”還沒有進入我的視野，當時支撐自己在這所學校苦讀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大學後“喫上糧票”，在我們公社供銷社門市部站個櫃臺，像裡面的人一樣賣煙酒、布料、煤油。也就是說，當時的最高理想按學術術語講頂多也就是“農村商業化”，絕沒有當城裡人的奢望！

當然，想通過高考“鯉魚跳龍門”來擺脫農村的貧困，也絕沒有那麼輕而易舉！當年參加高考的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由於所在的公社未設考場，我們是被拉到相鄰的公社去考的。記得我們幾十個人滿滿地擠在一輛解放牌敞篷卡車上，個個表情凝重。沒想到自己第一次坐汽車就是去干人生如此重大的事。我站在敞篷前邊，扶著欄杆，有著一種奔赴戰場的悲壯！那兩天考完後，我們已不再聊答題的對錯，晚上圍著煤油燈，談著各自考完後的去處。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考不取，就在老家找一個師傅學半年木工，然後到深圳打工，幫人家蓋房子。也就是說，當時已拿定主意，即便考不取，也不想跟父母一樣過著“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怎麼也得去當一個“農民工”。

高考結束以後，我除了農忙時幫父母做一些田裡的活（這實際上也是我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干過的十分有限的農活），心裡當然也惦記著有一天能接到那份能改變命運的錄取通知書！盼啊盼的，終於在一天午後，我正在河垸捕魚的興頭上，我們校長搖晃著那張錄取通知書，遠遠地喊著向我跑來：“錄取啦！復旦錄取啦！”在我們洪湖老家，復旦那時的名聲是與北大齊名的，當地老鄉無論識字還是不識字的，都有句口頭禪：“北有北大，南有復旦。”那幾天，全村的鄉親圍在我家，所有老鄉的激動與興奮是我長那麼大從未見到的，我父親絕對是那天最幸福、最揚眉吐氣的人！也就是從那天起，我知道了中國有所學校叫“復旦”，她就坐落在上海！環顧幾天幾夜未合眼陪我聊天的鄉親，我也隱約感到，自己要與這些淳樸、勤勞的人們告別了！要與這片生我養我的鄉土告別了！我要進城了！

當我背著重重的行囊離開家鄉，踏上去往上海復旦的征程時，路途的奔波對我們農村人還不算什麼，最大的不適應是，從熟人社會闖入非人際的陌生人社會後的惶恐與不安。先是村裡鄉親用一輛手扶拖拉機把我送到公社，在公社搭上去縣城的汽車，然後再從縣城搭上去往武漢的長途汽車。在武漢一下長途汽車，整個人就陷入木然和不知所措，第一次進到城市的那種陌生和絕望啊！出長途汽車站

後，向行色匆匆的城裡人一打聽纔知道，搭去往上海的輪船，我要過的第一關是從新華路長途汽車站抵達王家巷碼頭。當地人十分熱情地告訴我坐幾路轉幾路車可以抵達碼頭。問題是，我從未坐過這玩意兒，每一路車的去處也不一樣，拉遠了怎麼辦？於是，我決定步行著向去往上海的碼頭進發！我一邊問路，一邊扛著重重的行李走著，足足花了近四個小時方抵達王家巷碼頭，買了最便宜的票，登上了沿長江而下去往上海的輪船。

經過五十多個小時的乘船，終於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一上岸，就找到了組織—復旦新生接待站，很快被我們經濟繫幾個學生接到寢室。我們七個人一間寢室，三個上海本地同學，還有三個是外地同學。最讓我窒息的，是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之間那種在我當時看來一輩子甚至兩輩子都消除不了的鴻溝！在寢室裡，城裡學生聊的話題，農村孩子根本不明就裡，他們聊得起勁，笑得翻掉被子，我們卻無動於衷；在教室裡，除了上課老師或濃或淡的上海口音的困擾，更主要是知識貧乏產生的阻隔；在圖書館，城裡學生看報紙雜志津津有味，我這種靠背題做題考進復旦的，一張《文彙報》從頭看不到尾；聽講座時，城裡學生聽黑格爾、康

德、尼采津津有味的，農村來的學生會不自覺地發問：這些跟我們有什麼關繫！當然也有讓我們農村學生自豪的。記得進復旦後，我們的文藝委員——同樣是來自大城市天津的一位高挑女生，組織我們去長風公園劃船。看到小小的劃子、窄窄的槳，還幾個人坐一條小船上一起用力劃，我很好奇，城裡學生為什麼好這個？我們在洪湖用一根竹竿一使勁就讓船跑老遠，那什麼勁啊！後來纔明白，人家玩的那叫情趣！

對於進城以後的農村人來說，最讓人感到恐懼的是，貧困是否會將自己摧毀。盡管那時農村人窮，城裡人也富不到哪裡去，但是，兩者在生活條件上的差距還是蠻大的。印像最深的是，幾名來自北京軍隊大院的學生穿著一身綠軍裝的那個牛啊，上海同學隔兩天換一套、穿著在枕頭底下壓出的有折有縫的衣服走進教室的那個洋啊，我則穿著那件在農村買的冒牌的海軍緊身夾克衫度過了整整四年的那個窮啊！我們可以不和他們比穿著，但是，基本生存的威脅有時真會摧毀你的自尊，澆滅你的鬥志。記得那時學校是按學生家庭收入條件發助學金的，我們農村來的大多是二十三塊五。農村來的，除了缺物質，更缺精神。我們助學金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校門邊那家書店去做貢獻。踫到好書多的月份就慘了，經常是花掉以後，就剩下個十塊八塊的。怎麼過？一個辦法是，等城裡學生大排喫得吱吱響後，再去食堂，買一份復旦式的底菜，加一份復旦式的腐乳，找到食堂一角草草填滿已經饑腸轆轆的肚子。除了日常生活應對的尷尬，過春節回家上街買禮品也是一道難過的坎兒。由於我們一看就是“鄉下人”，口袋裡肯定沒有錢，見多識廣的上海營業員對我們也難以熱情起來。為了保住自尊心，我們經常是戴上“復旦大學”校徽，以引起他們的重視。

以我自己由鄉入城的經歷來看，一個農村人要變成城裡人，不僅僅是收入方面城鄉差別的消除，生活條件上的拉平，更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後一方面的彌合比那些看得見的方面的縮小更難！第一代農村人落腳城市後，往往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繼續努力，纔能真正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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