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國讀者
半年前，我寫成一本英文小說，題為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譯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來的一個心願。
我生於盧溝橋事變的兩個月之前。二十歲赴美國，專攻理論物理。
多年前，我曾動念寫一本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小說。但在美國大學任教，“不發表，就滅亡”。研究工作與學術生命攸關，我不能分心。
這十年來，讀小說的人愈來愈少。美國書商鋻於經濟風險，不願接受新人。有意從事文學創作的美國人都叫苦連天，一個中國人加入競爭幾乎絕無成功的可能，大都隻能自費出版，賣個百十本，然後就銷聲匿跡了。
我為何忽然動手寫這本小說？
我的決心來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點多鐘，我的美國朋友哈維? 格林斯潘和威廉姆? 馬爾克斯來到我的辦公室，要我去參加一個正在進行的會議。
“那邊的主講人在扭曲歷史！”兩位教授都說。
我走到麻省理工的9—150 室，看見大廳裡坐滿了人。臺上四位主講人，三位是美國人，一位是日本人。沒有中國人，也沒有東南亞人。
會議的主題是五十年前的廣島事件。
我聽了一會，忍不住舉起手站起來。我說：“我要請問四位主講人：如果一群強盜闖進了你的家，強奸了你的妻子，殺了你的兒女，還要割斷你的喉管。警察打進屋來制服了強盜，救了你的命。對你來說，這是一個警察暴力執法的故事嗎？”
全廳沉靜下來。一位主講人回答了幾句，然後臺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話題：如果不是某事陰差陽錯，投擲原子彈的罪惡就不會發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議。
會議結束後，我走出大廳，忽覺一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轉過頭來，身後是幾分鐘前站在臺上的那個日本人。他對我說：“先生，我不認識你，但你剛纔說的話我字字同意。”他請我在一張大紙上簽名，要求日本政府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罪行道歉。
其後我給《麻省理工技術評論》雜志寫了一封信，聲明廣島事件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惡果。幾個月後，這封信被登出來，一些警句被刪掉，隻剩下短短半頁。前述會議的一位主講人，在同一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身為一名物理學家，我明白原子彈的殺傷力，也為死傷的日本平民悲悼。但歷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們有權對世界發聲，把中國人過去身受的苦難說個清楚，提升世界對列強蹂躪中國的認知，喚醒裝睡者的良知。像我這樣年紀的老人們，身歷八年抗戰的煎熬，有責任把這個歷史的教訓傳下來，留給我們世世代代、千千萬萬的子孫。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個沒有抽水馬桶的宿舍裡，過著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問
路。這是我在南京最驕傲的一刻！這個人不把我視為外人。
在南京的幾個月裡，我有幸和兩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見面長談。這兩位老者向我敘述六十二年前的慘事，講述中不免流淚。我的妻子志潔當時在旁，也頻頻以手帕拭淚。
《南京不哭》裡面的許多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演繹。例如，陳梅家庭遇害的許多情節，是兩位幸存者的親身經歷。任克文許多奇特的個性是我從幾位師友身上觀察到的。魏特琳女士被掌摑的故事源於《拉貝日記》。帕奈號炮艇事件的信息可以在網上找到，其中包括一部環球影片公司的現場紀錄片。
感謝至今不識的苗德歲教授的熱心，把這本小說的消息傳給江蘇譯林出版社的宋旸女士。感謝宋女士立刻和我聯絡，此書始得和國內讀者見面。
我謝謝汪柄業博士，把《南京不哭》仔細地讀了一遍，給了很多建議。王凡和張連紅兩位教授，為我牽線與有關人士認識。孫宅巍教授給我提供了歷史資料。張鑫博士帶我領略了南京的不少風光。
我感謝伊麗莎白? 查迪斯女士將本書的英文稿Nanjing Never Cries 送到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社長艾倫? 法蘭最初一口拒絕，理由是他們不出版文學作品。法蘭女士又說，她願意在閑暇時翻一翻此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看後給我一些意見。兩個月後，她寫了電子郵件給我，說她沒“翻”此書，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讀完，後又繼續讀了下去。讀完全書後，又從頭再讀一遍。她告訴我一個想法，願意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體制內創一個Killian Press 子公司（Killian 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長的名字），接受文學作品及其他的作品，問我是否願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慮後答應了，由此Nanjing Never Cries 始得面世。
鄭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