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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翻譯之鏡:文字的辨認與尋繹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譯林出版社
    【市場價】
    750-1088
    【優惠價】
    469-680
    【作者】 王岫廬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5877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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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5877
    版次:1

    商品編碼:13223962
    品牌:譯林(YILIN)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出版時間:2021-04-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66
    字數:162000
    正文語種:中文

    作者:王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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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
    《翻譯之鏡:文字的辨認與尋繹》經由概念的重思,字詞的尋繹,進入生活的譯境,探討何為翻譯,翻譯何為,多維視角下對文學翻譯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辨析與探索。文本旅行和變遷過程中的豐饒世界,將在這奇妙的鏡中之旅中緩緩打開,召喚我們追尋遙遠的光源乃至發現新的意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中山大學文科青年教師重點培育項目“多維視角下文學翻譯批評體繫的理論建構與實踐研究”(19wkzd19)成果。

    內容簡介

    鏡子是人類認識世界、識別自我的重要工具,也是用以理解翻譯的一個重要隱喻。理想的翻譯帶領讀者進入“鏡中世界”,由“鏡”及“境”,不偏不隱,客觀再現它所映照的對像;而理想的譯者則如鏡子一般,內斂虛靜,盡可能忠實於原作。
    全書經由概念的重思,字詞的尋繹,進入生活的譯境,探討何為翻譯,翻譯何為,多維視角下對文學翻譯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辨析與探索。文本旅行和變遷過程中的豐饒世界,將在這奇妙的鏡中之旅中緩緩打開,召喚我們追尋遙遠的光源乃至發現新的意義。

    作者簡介

    王岫廬,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職於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畢業於英國華威大學翻譯與比較文化中心。研究興趣為翻譯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史研究等。出版有專著Bridging the Political and the Personal: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eter Lang, 2016)。在 《譯者》(The Translator)、《同心圓:文學與文化研究》(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世界比較文學評論》(Neohelicon)、《編譯論叢》、《中國翻譯》、《外國語》、《上海翻譯》、《小說評論》、《自然辯證法通訊》、《中國現代文學叢刊》等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精彩書評

    翻譯,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原作的精神世界,映照出社會的思想變遷,映照出譯者自我建構的他者形像,讓我們認識自己,認識文字、文學和文化,認識人類的思想存在和生命意義。這本書透過翻譯之“鏡”而思,引領我們徜徉於翻譯不“竟”之“境”。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藍紅軍

    天空之大,玫瑰之微,信手撚來,甚是灑脫;
    譯如明鏡,五彩斑斕,看似尋常,*為奇崛。
    ——浙江大學 馮全功

    This is a book of scholarly essays in the grand, old-fashioned sense of the phrase: witty, discursive, and erudite, a playful romp through the gardens of language that will delight its readers with alternating flashes of insight and humor. Wang Xiulu channels into this volume many years spent courting the muse of translation in the library, at the writing desk, and at the head of the lecture hall, and her knowledge and enthusiasm will inspire the seasoned intellectual and the casual reader alike.
    ——Austin Woerner,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目錄

    前言:翻譯的鏡中世界
    一、 概念的重思
    背面俱花的錦綺
    “譯事三難”的迷思
    詩情畫意談對等
    無用之用其樂無窮
    偽譯與創作
    萊布尼茨的十四個問題
    一名之立,旬月踟躕
    “凡字必有神采”
    天平與杆秤
    二、 字詞的尋繹
    “番茄醬”:“借詞”的故事
    “add oil”和“加油”
    這/那: 是一個問題
    像聲詞的嘈雜世界
    貓頭鷹的會議
    玫瑰的名字
    風中的尷尬
    妙手偶得與啼笑皆非
    《流浪地球》的天空
    單數還是復數
    郭靖與黃蓮花
    閑話家常
    比蜜糖還甜的吻
    Jabberwocky到底是什麼?
    花的低語
    三、 生活的譯境
    天上掉下了“手推車”
    Auld Lang Syne
    新春又舊年
    花式除夕
    祝福
    復興與再生
    勞動節的往事
    五月,我們去看花
    所有的孩子都要長大的
    當屈原遇上復活節
    Ceci tuera cela
    後記:由“鏡”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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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書摘

    “譯事三難”的迷思

    在中國語境裡,談論翻譯,幾乎不可能繞過“信、達、雅”這三個字。自嚴復在1896年《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信、達、雅”之說以來,大多數翻譯讀者早就將這三個字奉為圭臬,將其看作理所應當的翻譯原則或標準。在簽訂翻譯合同的時候,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條款:“譯著符合信、達、雅的要求。”每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總會心裡一沉,準備簽名的筆頓時重如千斤了。的確,又有哪個譯者,有膽量保證自己的譯作完全“符合信、達、雅的要求”呢?
    其實,嚴復《天演論·譯例言》所說的“信、達、雅”,並非翻譯的標準,而是要指明翻譯的“難處”:

    譯事三難: 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

    嚴復明確了“信”和“達”的統一關繫,它們就好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求信為譯之本,同時必須考慮通達,若譯文詰屈聱牙,就“譯猶不譯”了。根據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的理解,“信”“達”“雅”出自佛典的“信”“達”“嚴”(釋為飾,即雅),三者是一個繫統的整體,“信”處於統攝全局的地位:“譯事之信,當包達、雅;達正以盡信,而雅非為飾達。”
    長期以來,學界關於“信、達、雅”之說的歷史淵源、學術內涵乃至與國外譯論的相互參照闡發的可能性,不乏熱烈的討論和爭議。學理上的推敲,並不總能夠解決實踐中的困境。即便是天纔翻譯家傅雷,也曾感慨“真要做到和原作銖兩悉稱,可以說是無法兌現的理想”。在翻譯的學習和訓練中,我們不妨從這個“無法兌現的理想”中暫時抽身,琢磨一下“譯事三難”的這個“難”,根源到底在哪裡,有哪些解決之道。
    回到《天演論·譯例言》,就在“譯事三難”這句之後,嚴復接著說:

    海通已來,像寄之纔,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海通以後,晚清士人開眼看世界,學習外語乃至留洋的人越來越多。嚴復卻敏銳地指出一個問題: 這些懂外語的“像寄之纔”,譯書的水平往往不敢恭維。社會上不乏雙語人纔,卻很難找到合適的譯者,這個問題其實到如今依然存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人的外語水平普遍提高,海歸人纔比比皆是。有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懂外語就等於會翻譯。也有不少外語學習者自信滿滿,剛學了一些語法皮毛,捧著字典查幾個生詞,就認為自己可以做翻譯了。更有甚者,將機器翻譯的文字稍做修改,一篇譯稿就誕生了。
    事實上,在翻譯這項工作中,外語能力是一個必要但不充分條件。譯者知識結構和譯學修養的欠缺,往往是造成誤譯的根源:“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淺嘗,指譯者的學問做得不深;偏至,指譯者懂的知識比較集中,專業之外的文本就很難處理好;辨之者少,指懂得辨別譯事三難的人不多。換言之,好的翻譯既要是個專纔,也要是個通纔,還得有相當豐富的翻譯經驗,深知其中甘苦。
    學問做得過淺、過偏,都沒法做好翻譯。用一句很多翻譯專業同學都聽過的話來表達,就是要“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這是赫胥黎的名言,並不針對翻譯這個職業,而是泛指所有人的成長。這個“通纔+專纔”的模式,也隻是一個理想。畢竟,再博聞強記,也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極深研幾,也不可能明察所有深奧隱微。赫胥黎的話裡有個不可忽視的動詞: try(努力/嘗試),努力是態度,嘗試是行動。魯迅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說自己“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就是表明了這個態度。朱生豪在動蕩不安的危困環境中,筆耕不輟,矢志譯莎,就是付出了這樣的行動。這個try的態度與行動,便是破解翻譯之難的第一步。
    翻譯,是一個不斷努力的過程。每一個特定的翻譯任務,都是對譯者知識面和專業水平的挑戰,是對譯者學習和研究能力的挑戰,也是對譯者職業態度和操守的考驗。從長遠來看,譯者的學養是做好翻譯的保障。實際翻譯中,總會出現文本內容超出譯者現有知識儲備的情形。如果足夠認真,通過閱讀相應的專業書籍,查閱有關資料和工具書,能夠喫透原文,譯文就能避免不少低級錯誤。
    話說回來,人的知識結構、理解能力乃至時間與精力畢竟都是有限的,譯者需要有to try的態度和行動,也需要有not to try的智慧和判斷力,明白哪些翻譯任務是自己可以勝任的,哪些是可以嘗試的,哪些暫時是mission impossible。這是一個“辨”的能力。
    在現實中,讀者依然會希望翻譯做到“信、達、雅”,翻譯合同中還是會出現“信、達、雅”的條款。面對這樣的期待,譯者往往覺得很有挫敗感,好像翻譯是一項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注定失敗的任務。面對“信、達、雅”的迷思,也許我們更應該牢記嚴復先生同時提出的三大問題: 淺嘗、偏至、辨之者少。如果自己盡力做到細讀、泛讀、明辨,翻譯出的文字也應當會更加妥當。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我想,這不但是解決翻譯之難的良方,也是解決所有學問之難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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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言

    前言:翻譯的鏡中世界

    “Whatever may be their use in civilized societies, mirrors are essential to all violent and heroic action.”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自古以來,鏡子是一件蘊意豐富的物品。英語“mirror”一詞源自拉丁語的“mirare”,原為觀看(to look at)和被迷惑(be amazed)之意。鏡子古稱“鋻”,字從金,其像形取自一人彎腰,倒影映照於一盆水中,意為自照自反,其後引申為觀察和令人警惕之意。從鏡子的歷史裡,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對真實的探尋、認識自我的努力,對美與身份的追求,也會觀察到與我們的心靈、虛榮、欲望等產生微妙關聯的細節。
    希臘神話中,河神刻菲索斯(Cephissus)與仙女萊裡奧普(Liriope)之子那喀索斯(Narcissus)臨水自照,凝視著湖水中那個翩翩美少年陷入愛戀,最終郁郁而亡,其身化為孤芳自賞的水仙花,永遠低頭凝視水中自己的倒影。這個故事裡,水面發揮了鏡子的映照功能,那喀索斯之死則留下了恆久的訓諭: 鏡像可能會成為我們沉溺虛幻而走向自我疏離的迷途。
    鏡子是人類認識世界、識別自我的重要工具,也是經常被用來說明文學藝術本質的隱喻。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把藝術反映生活看作鏡中的影像,認為藝術家模仿著影子的影子,不論藝術家如何努力,希望經由作品逼真再現世界的各種面貌,作品終究隻是如幻似真的虛構,而非實在的世界本身:“拿一面鏡子四面八方旋轉,你會馬上造出太陽、大地、你自己、其他動物、器具、草木以及剛纔所提到的一切東西。”在柏拉圖看來,藝術的本質就是模仿,隻能描摹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寫出事物的真實,恰如鏡中的映像一樣虛幻。
    中國的詩學傳統也有鏡之喻,受佛道兩家的影響,“一方面強調其‘靜’,一方面強調其‘虛’”。老子曾說:“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道德經》第十章)認為人心深邃靈妙,要去除各種錯亂繁雜的信息,就如同拂去四面八方的灰塵,方能保持清明公正、明澈如鏡的本心。莊子有言:“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應帝王》)這說的是鏡子客觀如實映照事物而不留物像的特質,並進而聯想到心靈的開放性與涵攝性,指出人心應該和鏡子一樣不偏不隱,充分地反映自然,逼真地顯現真樸。在佛家的觀點中,“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僧肇語),鏡子可以映照出大千世界,恰因其本身空無一物。同樣地,人的神思若要遊於萬初,首先也需放空心靈,如蘇軾詩雲:“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同樣是以鏡為譬,西方的詩學傳統重在突出作品對外物逼真靈動的描摹,並強調虛幻與真實的差別,中國的詩學傳統則用來觀照創作者的內心,將明靜虛空的詩人之心看作審美創作的前提條件。對應翻譯研究的歷史,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鏡子”也是用以理解翻譯的一個重要隱喻。一方面,我們期待譯作如同一面平整明亮的鏡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完全忠實復寫出原作的思想、風格和手法;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譯者自身的退場或隱沒,“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畢竟讀者對譯本的解讀與欣賞,最希望獲得的是對原作的理解,而並非譯者借翻譯之名而進行的自我創作。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書中,引用諾曼·夏皮羅(Norman Shapiro)的話來表明這種傳統的翻譯觀:“譯文應力求透明,以使其看起來不像譯文。好的翻譯像一塊玻璃。隻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氣泡。當然,理想的是最好什麼也沒有。譯文應該永遠不會讓讀者感到他們是在讀譯作。”
    現實中,譯者即使甘於努力讓自己變得透明,仍不免受到各種責難;他們念茲在茲的“等值”,期望對原作逼真而忠實的再現,始終也隻是一種至美的理想,無法真正實現。當我們凝視他者的時候,我們的眼睛裡既有他者的影像,同時也嵌著自身歷史文化的瞳孔,我們對他者的理解,有真實的一面,也有變形、歪曲的一面,有受社會文化、政治因素所左右和誇大的部分,有想像的部分,也有視而不見的盲點。因此,跨越語言的壁壘和視角局限而產生的譯本,如果真是一面鏡子,也難免在文化的摩擦與語境的擠壓中發生變形,甚至有可能支離破碎。但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若在意外中打破了鏡子,我們隻能收拾碎片,但結果卻會是更意外的發現: 鏡子之碎片一樣可以反映影像,而且更加性。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的《巴別塔之後》(After Babel)以非凡的獨創性和洞察力,從形而上學的角度定義了翻譯。斯坦納將翻譯描述為一種“闡釋運動”(hermeneutic motion),是一種具有認知力的、有意義的解釋行為。翻譯並非原作的鏡像與轉寫,而是包含著譯者對原作理解和認識的再現。翻譯這一闡釋運動分為四個階段: 首先,譯者對文本的意義產生直覺的信任,這種信任源自他對世界一致性的信任;其次,譯者不動聲色由信任轉為進攻,“冒險一跳”(ventures a leap)對原作發動攻擊將其據為己有;再次,譯者通過“歸化”(domestication/ naturalization),將異域之知加以提取和引進,並“打亂或重新定位整個本土結構”;最後是恢復階段,譯者“滿載而歸”(come home laden),並找到一種新的平衡,來彌補他在直面文本的過程中造成的失衡。最終,斯坦納給出了饒有深意的總結:“翻譯就像一面鏡子,它不僅反射光,並且產生光。”
    這或許是我們理解翻譯之鏡的另一種方式。如果翻譯是一面鏡子,那麼它的存在不隻是為了反射原作的光,也會產生自己的光。我們與其追問翻譯對原作之光的扭曲,不如將其看作文本的另一種客觀存在,冒險縱身一跳,進入譯作本身,觀察其本身獨特的透鏡構造,尋找文本之光的不同來源。這不僅幫助我們逼近原作的真實,更重要的是,文本旅行和變遷過程中的豐饒世界,將在這奇妙的鏡中之旅當中,向我們緩緩打開。

    王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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