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鈞、王克非、譚載喜、廖七一、穆雷、劉軍平、林克難、鄭海凌、劉雲虹……
當代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中西翻譯理論比較、哲學與翻譯研究、語言學與翻譯研究、文學翻譯理論、翻譯批評……
國內翻譯學科各方向領軍學者雲集，編撰出一部反映當今翻譯學概貌、把握翻譯學發展軌跡和為翻譯學研究者提供方法論參照的重磅翻譯學入門必讀書。

本書以融合性思維，全面把握翻譯學現狀和發展趨勢，歸納、評述翻譯學的主要流派，把握翻譯學現狀和發展趨勢；以體繫性架構，凸顯翻譯學的內涵和學科特色；以發展性的目光，梳理並揭示各翻譯理論流派的發展流變與相互聯繫；以開放性態度，提出100個思考題，引導讀者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研究進行獨立思考，開拓學術發展空間。本書對我國翻譯學科建設，尤其是課程建設與學術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許鈞
1954年生，浙江龍遊人，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館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和第七屆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並擔任國內外近20種學術刊物的編委。著作有《文學翻譯批評研究》《翻譯論》《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翻譯學概論》《傅雷翻譯研究》等10餘種，譯著有《追憶似水年華》（卷四）、《訴訟筆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30餘種。

翻譯研究為我們理解和探索人類交流的歷史開闢了一條新路。翻譯是人類跨文化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部翻譯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為一個翻譯學者，我清醒地認識到，翻譯歷史悠久，形態豐富，翻譯的許多問題需要我們繼續研究與探索。
——許鈞
《翻譯學概論》一書是對中西翻譯學進行回眸、反思、總結，同時又對21世紀翻譯學研究進行展望。……作為20世紀翻譯研究的概述與總結，許鈞和穆雷主編的該書繫統地檢閱和總結了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百年探索，真實地再現和展示了翻譯學作為一門新生學科從萌芽、獨立到壯大的發展歷程，對翻譯研究工作者來說不失為一本不可或缺的好書。
——《中國翻譯》

前言

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翻譯的定義
第二節 翻譯本質的雙重屬性
第三節 翻譯的策略、方法與單位
第四節 翻譯的價值
第五節 翻譯學的緣起與體繫
第六節 翻譯學的研究範圍
第七節 翻譯與翻譯學的區別
第八節 翻譯學與相關學科
第二章 當代中國翻譯理論研究
第一節 有關翻譯學的討論
第二節 當前理論研究的範圍
第三節 翻譯學的學科建設
第三章 當代西方翻譯理論
第一節 翻譯學傳統與語文學翻譯研究
第二節 翻譯的語言學研究
第三繫統
第四節 翻譯研究的哲學途徑
第五節 翻譯的文化研究
第四章 中西翻譯理論比較
第一節 比較翻譯學概說
第二節 中西翻譯理論的總體比較
第三節 中西翻譯理論的相似性
第四節 中西翻譯理論的相異性
第五節 中西翻譯傳統的文化烙印
第六節 中西翻譯理論比較的幾點結論
第五章 哲學與翻譯研究
第一節 翻譯的哲學研究
第二節 翻譯的美學研究
第三節 翻譯的認知思維研究
第四節 翻譯的解釋學研究
第五節 主體性與主體間性
第六節 翻譯的倫理道德研究
第七節 翻譯與意識形態
第六章 語言學與翻譯研究
第一節 翻譯研究的語言學理論概述
第二節 翻譯的語義學研究
第三節 翻譯的繫統功能語法研究
第四節 翻譯的語用學研究
第五節 翻譯的語篇分析研究
第六節 翻譯的類型研究
第七章 文學翻譯理論
第一節 概述
第二節 文學翻譯的基本特征
第三節 文學翻譯的審美原則
第四節 文學翻譯的方法問題
第五節 文學翻譯的風格問題
第六節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第八章 翻譯批評
第一節 翻譯批評的本質與價值
第二節 翻譯批評的主體
第三節 翻譯批評的原則
第四節 翻譯批評的標準
第九章 翻譯教學研究
第一節 翻譯教學與教學翻譯
第二節 翻譯教學的層次
第三節 翻譯教育的體繫
第四節 翻譯專業人纔培養模式
第五節 翻譯教學的主要方面
第六節 翻譯教師的培訓與發展
第十章 信息技術手段與翻譯
第一節 機器翻譯概述
第二節 語料庫與翻譯研究

附表 國內語料庫建設一覽表
附錄一 本書參考文獻
附錄二 重要的中外翻譯理論參考書目
附錄三 術語漢英、英漢對照
再版後記

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翻譯的定義

我們學習翻譯理論，首先要討論的問題，就是翻譯的定義，即：翻譯是什麼？
自古至今，翻譯定義層出不窮。限於篇幅，我們不擬羅列翻譯史上出現過的所有翻譯定義，而隻從傳統、現代和比喻三個不同層面來作一簡單回顧與分析，以期對翻譯是什麼的問題有個提綱挈領的認識。
首先從傳統定義入手。從辭書解釋來看，所謂翻譯，是指：（a）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this; 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行為或過程；亦指譯作；用另一種語言表述出來的文本）或 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把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保留原意……）（《牛津英語詞典》）；（b）“【翻譯】fānyì ① 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也指方言與民族共同語、方言與方言、古代語與現代語之間一種用另一種表達）；把代表語言文字的符號或數碼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② 做翻譯工作的人”（《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
在上述傳統定義裡，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在英語中，“翻譯”這個概念須由兩個單獨條目即名詞和動詞來表示，而在漢語中，“翻譯”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同時還可以表示“翻譯者”的意思。同時，定義（a）被嚴格限制在語際翻譯中，而定義（b）則包括雅各布森翻譯三分法中的兩項—語內翻譯和符際翻譯，它們被作為次要信息置於括號裡。翻譯定義中這些明顯的差異表明：各種語言之間，不同的事物在表述上可以有不同的對等物；這一點間接觸及了本章第二節將著重討論的關於翻譯本質的兩個基本點之一，即“翻譯對等”概念的相對屬性。
第二，就“翻譯”的基本解釋而言，（a）與（b）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提到了翻譯中的兩個重要內容：（1）“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2）“保留或表達意義”。無疑，這與傳統上對翻譯的理解是一致的。事實上，英漢語之間“翻譯行為”和“翻譯結果”的核心都涉及“轉換”和“意義保留”。然而，“轉換”與“意義保留”的涵義如何，是指無條件的完全“轉換”和“意義保留”，還是指非完全的、有條件的，對於這些問題，（a）和（b）所代表的傳統定義均未言明。
現代翻譯研究領域出現的定義，則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解釋：翻譯是（1）“用其他語言來解釋語言符號，並將翻譯過程理解為將一種語言中的信息替換為另一種語言中的完整信息，而非替換為孤立的語碼單位”（Jakobson，1959/2000：233）；（2）“把一種語言（源語）的文本材料替換為另一種語言（譯入語）中對等的文本材料”（Catford，1965：20）；（3）“從一套語言符號到另一套語言符號的‘意義’轉移”（Lawendowski，1978：267）；（4）“從語義到文體，用貼近的自然對等語在接受語言中再現源語信息”（Nida and Taber，1969：12）；（5）“生成一種與特定源文本有關繫的功能型目標文本，這個關繫是根據目標文本應達到或需要達到的功能（翻譯目的）來加以說明的”（Nord，1991：28）；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定義（1）的“解釋”和“信息”、定義（2）的“對等的文本材料”、定義（3）的“‘意義’轉移”、定義（4）的“貼近的自然對等語”以及定義（5）的“根據目標文本應達到或需要達到的功能”或“翻譯功能”。將這些概念作一互文參照，我們就或多或少能對翻譯學現狀有個大致了解，基本知曉翻譯學家們對於翻譯基本意義和功能的看法。對於多數翻譯學家來說，翻譯是“意義”的“轉移”；是用“其他符號”或“其他語言”進行的“語言符號”的“解釋”；是“源語信息”的“重現”；是源文本、目標文本與目標信息與原文信息之間的“對等”。然而，目標文本跟源語信息或功能的對等程度為多少，是完全對等還是部分對等，以及怎樣從根本上來詮釋所謂的“完全對等”和“部分對等”，對於這些問題，現有的當代翻譯學定義也未能給予合理的闡釋。
關於翻譯的第三類定義來自一種完全不同的描述語言，即翻譯比喻。嚴格說來，翻譯比喻不是翻譯定義，但使用翻譯比喻的目的，是通過形像的語言來解釋翻譯及相關事物的特征和意義，因而具有與“翻譯定義”相同的功用，我們或可把它視為對翻譯的另類定義。
自古翻譯比喻即已成為描述翻譯語彙之組成部分。我們可根據各個翻譯比喻的基本意義及其所用“喻體”的基本屬性，將此類“翻譯定義”粗略地歸為如下幾種：（1）把翻譯比作繪畫、音樂、演戲等；（2）比作橋梁、啟明星、中介、媒人、媒婆等；（3）比作腳戴鐐銬跳舞，把譯者比作奴隸、僕人等；（4）比作叛逆、投胎轉世、靈魂再造等；（5）比作競賽、遊戲等。當然，古今中外的翻譯比喻形形色色，並非隻有以上五類，但我們可以說至少有這五類比喻涉及了對翻譯本質的解釋。這些比喻使我們能以不同的視野去觀察翻譯的本來面貌、它的行為規律以及它的指導原則和操作方法等。尤其在文學翻譯領域，在前翻譯學時期，對於翻譯的定義是什麼、翻譯是怎樣進行的、翻譯過程以及翻譯和翻譯批評中有什麼樣的原則和規則在發揮作用等問題，往往都通過使用各種形像的比喻而得到詮釋。而且，翻譯比喻不僅是探索翻譯本質和面貌的窗口，更是翻譯意義及其社會文化價值的載體。例如，17 世紀法國譯評家梅納日（Gilles Ménage）批評德·阿布朗古爾（d’Ablancourt）的“優美而不準確的”翻譯作品時，所聯想到的是一位他“愛戀過的女人，她很美，但不忠”。通過這個比喻，我們一方面了解到翻譯的一個基本特性，即在保持譯文優美和對原文忠實方面，很難做到兩全其美，文學翻譯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我們透過這個似乎反映法國人“浪漫情懷”的比喻，從更深的、關涉性別研究的政治層面上看到了並不“浪漫”的另一面，即它所折射出的某種“男子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 再如，17 世紀英國大文豪德萊頓（John Dryden）把譯者比作“奴隸”，這個比喻既有“譯者必須時刻聽從原作者”即“忠於原作”的基本翻譯學涵義，同時也表達了對“卑微”譯者深切同情的文化內涵。至於我國佛經翻譯時期出現的（關於直譯的）翻譯比喻，如鳩摩羅什的“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道安的“葡萄酒之被水者也”以及道朗的“如乳之投水”等，不僅道明了對“直譯文”有失原文神韻的顧慮，同時也反映出所用比喻密切聯繫我們“民以食為天”文化的特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過，對任何事物進行意義界定，比喻語言畢竟不如非比喻語言那麼嚴謹、科學。因此，我們並不提倡用比喻語言取代非比喻的、“科學”的語言來闡釋翻譯的本質和現像，而隻是呼吁對它的翻譯學解釋功能予以足夠的肯定和關懷。
毋庸置疑，上述各類定義和解釋，無論是傳統的、現代語言學和翻譯學的，還是比喻的，都有助於我們認識翻譯的本質是什麼。然而，傳統的、詞典的釋義也好，專家的言論或形像生動的比喻也罷，雖然林林總總，門類繁多，卻都沒能把翻譯的真正屬性詮釋清楚，尤其是沒能把翻譯本質中跨語言文化“對等”這個基本概念詮釋清楚。要真正認識和理解翻譯的本質，根本問題就在於弄清楚這些概念，弄清楚這些概念的屬性是什麼。

前言

在嚴格意義上說，“翻譯學”（Traductology）或者“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應該是一門有關翻譯的學科體繫。我們在本書第二章中對翻譯學的歷史發展作了簡要回顧，指出同任何學科一樣，翻譯學的發展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有人開始對翻譯現像進行思考、探索和研究。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中文裡的“翻譯學”或者“翻譯科學”一詞，或英語學術界的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譯科學）的提法，到了20世紀初纔出現。在中國，蔣翼振於1927年編著了《翻譯學通論》。到了30年代，也有林語堂等學者多次使用“翻譯學”一詞（林語堂，1933）。然而，盡管此時有不少東西方學者主張將他們的翻譯研究冠以“科學”或“學”之名，但他們實際上並未有意識地把“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加以繫統地研究並進行建設。在某種意義上說，此時的“翻譯學”有名而無實。這一現像直至20世紀中葉開始纔逐步得到改變。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學者在語言學的啟發下，借助現代語言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從語言學的視角來探視翻譯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開始賦予了翻譯研究以一定的科學性與繫統性，使得西方翻譯理論發展史上出現了第一次真正“質”的飛躍，為之後翻譯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科學的基礎。西方翻譯理論發展史上出現的第二次飛躍應該說是在1972年。這一年，美國荷蘭裔翻譯理論家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一次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論文，提出要把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構想。同年，加拿大學者哈裡斯（Brian Harris）第一次提出了Traductologie（翻譯學）這一術語，並於次年發表了《翻譯學、人工翻譯、自動翻譯和語義學》一文。也是在這一年，法國學者拉德米拉爾（JeanRené Ladmiral）也使用了“翻譯學”（traductologie）一詞，隨後開始在巴黎第十大學教授這門課程。這幾位學者的成果無疑標志著翻譯研究或者說翻譯學又開始有了更明確的學科建設目標。至“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已經成為一門獨立學科”（Lefevere，2004），“翻譯研究是獨立學科”的理論意識已較為廣泛地出現在理論家們的著述當中，因而也就使翻譯研究，亦即我們所認識的“翻譯學”的獨立學科地位在西方學術領域（包括大學教育領域）逐漸得到了確立和鞏固。
在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董秋斯先生首次提出了發展我國“翻譯學”的主張。盡管這一主張未能在其後的20多年中產生重大影響或直接的學術成果，但它卻為喚醒我們的翻譯“科學”意識，特別是為我國當代翻譯理論研究中第二次“質”的飛躍奠定了基礎，起到了重要的啟迪與促進作用。這第二次飛躍，或者說我國新時期翻譯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重要標志，是自80年代後期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界再次旗幟鮮明地呼吁建立翻譯學以來出現的。經過一二十年持續不斷的關於“翻譯是科學還是技術、藝術”、“究竟有沒有翻譯學”或“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譯學”以及“翻譯學”究竟應不應該成為一門獨立（人文）科學學科的爭論，爭論的各方最終就一個基本問題達成了（較多的）共識，那就是：翻譯學的確應當享有獨立的學科地位，並作為獨立學科而得到發展。近30年來，在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國外翻譯研究的眾多成果被介紹入中國，從各角度、各層次探討翻譯的理論著述不斷湧現，學科專業性雜志《中國翻譯》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其開放的視野、開拓的精神和不斷提高的學術質量在中國學術界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而“翻譯學”作為二級學科博士點在一些高校已經得以建立並已培養出第一批翻譯學博士，涵蓋老、中、青三代的翻譯學術研究梯隊已初步形成，作為一門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發展的學科，中國的翻譯學已經具備了堅實的基礎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看到了編撰一部翻譯學基礎理論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我們需要對歷史上，特別是過去 30 年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反思與總結，進一步明確“翻譯學”的內涵、研究對像、研究方法等，以便更好地規劃翻譯學的未來。另一方面，一門學科的建設必須以學科理論建設為依托，學科理論是將在特定學科內從事研究的學者聯繫起來的紐帶，也為人們從事研究提供了可參照的依據。應該說迄今為止，國內外已陸續出版了一些翻譯學導論性質的著作，例如中國學者黃龍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翻譯學》（江蘇教育出版社），英國學者曼迪（Jeremy Mundy）於2001年出版了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一書（該書中譯本為《翻譯學導論—理論與實踐》）。這些著作對我們了解翻譯學的主要內容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這些著作或由於編著年代較早，無法全面、繫統地反映翻譯學學科發展現狀，或由西方學者編撰，關注和反映的主要是西方進行翻譯學研究的情況和取得的成果，對中國的翻譯研究狀況很少涉及或者根本沒有涉及。鋻於此，我們覺得有必要以開闊的視野，在繫統性與科學性上下一番功夫，盡可能集全國翻譯學者之力，編撰一部能反映當今翻譯學概貌、把握翻譯學發展軌跡和為翻譯學研究者提供方法論參照的《翻譯學概論》。為此，我們與國內翻譯學界的一些重要的學者進行了商討，對編寫這樣一部《翻譯學概論》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對如何安排全書的理論框架和主要內容逐漸達成了共識。在具體的編寫工作中，譚載喜、廖七一、劉軍平、林克難、鄭海凌、王克非、穆雷等教授結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擔綱有關章節的寫作，南京大學劉雲虹副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博士生藍紅軍副教授、呂立松，香港浸會大學邵璐博士等也為本書的編寫作出了努力，或參與部分章節初稿的撰寫，或參與後期文稿整理和校訂工作。具體分工如下：第一章和第四章譚載喜、邵璐，第二章和第九章穆雷，第三章廖七一，第五章劉軍平，第六章林克難，第七章鄭海凌，第八章劉雲虹、許鈞，第十章王克非、呂立松。許鈞、穆雷負責全書理論框架的制定、文稿的修訂和統一。南京大學哲學繫張亮教授審讀了第五章。需要說明的是，這部書在某種意義上是相關的學者多年來從事有關研究工作結晶的集成，所以有的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在公開出版的專著或刊物上發表過，敬請讀者理解。
在這部概論中，我們致力於展現中西方翻譯學研究發展的軌跡，對近幾十年來中西方學者在翻譯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比較全面的梳理，概述了不同流派的研究視角、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尤其關注研究者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及其影響。與其他同類型的著作相比，本書具有明顯的特色。首先，它注重融合性，在把握翻譯學現狀和發展的基礎上，融合中西視野，對翻譯學的內涵和主要流派進行了較為全面與深刻的研究。我們深知，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翻譯學應該是全人類的事業，因此，我們並不主張將翻譯學人為地劃分為“西方翻譯學”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而是在吸取中西翻譯學研究特色的基礎上，致力於建立並發展一門具備全球性視野的翻譯學學科。其次，本書追求體繫性，在編撰過程中，我們沒有采取傳統的按照時間或流派進行分類並加以點評的方法，而是重在比較、歸納，以基本理論問題為中心，采取中西比較的方法，在比較分析中凸顯翻譯學的內涵和學科特色，在嚴格把握翻譯學理論脈絡的基礎上，清晰地歸納出中西翻譯研究中的“哲學”“語言學”“文藝學”這幾大重要導向，並以此為理論線索來安排全書的框架和主要內容。與此同時，我們將“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研究”“機器翻譯”等領域也納入了研究範圍，因而具有了更為廣闊的探索空間。再次，本書堅持發展性，采用一種歷史的、發展的目光來審視與思考翻譯研究。應該說，任何理論的發展都離不開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為後人的研究奠定基礎，開拓方向，提供具有更多可能性的研究空間。本書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發展的目光，一方面注重凸顯理論發展過程中和各種流派或理論之間內在的、歷史的聯繫；另一方面，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每一章的內容，提出了10個與該章相關的開放式問題。全書共有思考題100個。這些問題涉及翻譯學的基本問題，也涉及翻譯學研究的新課題，旨在啟迪讀者對翻譯活動、翻譯研究作出自己的獨立思考，並為有志從事翻譯研究的讀者提供新的思考空間和學術思考線索。最後，本書也注重方法論層面的培養和指導。科學研究需要科學的方法，因此在討論各流派及其理論的過程中，我們著重對其研究方法作出分析和點評，在向讀者介紹和傳授知識的同時，也為其從事翻譯研究提供多重的探索途徑和方法參照。
本書的編寫目的是多重的，除上文中所闡述的理論追求之外，還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據有關調查顯示，目前國內有約1 200所高校設置外語專業，其中大多開設翻譯課程，約150所高校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約30個博士點設有翻譯學方向，另外還有40所高校開設翻譯碩士專業學位點，19所高校開設翻譯本科專業。本書顯然是針對這些學生的培養和教師的培訓工作而編寫的，我們希望能為開設有關翻譯與翻譯研究課程的教師和人數眾多的翻譯方向的研究生，包括將會越來越多的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學生，提供一部既具有理論指導價值又具有翻譯研究方法論參照意義的著作。同時，在學科建設的意義上，我們也希望通過編寫一部能反映當今翻譯學研究水平的《翻譯學概論》，力圖引起國內人文社會學科學者對翻譯學研究的關注，在與其他學科學者的互動中，發掘新的研究課題，深化舊有的研究，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研究作出更為深刻的思考，為翻譯學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作出貢獻。
許 鈞
2009年4月28日
於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