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報紙上登過一幅漫畫，上面畫著大頭小身變了形的福樓拜，一手拎著一顆鮮血淋漓的心髒—那是包法利夫人的心髒，一手持著放大鏡。其中的諷刺意味一目了然，是說福樓拜冷酷無情，對待筆下的人物，就像一個冷冰冰的外科醫生。
浪漫派文學是主“情”的，情感的抒發是其主要的特征，雨果、喬治·桑絕對不會這麼寫。抒情之風到司湯達、巴爾扎克那裡明顯降溫了，他們更多地以客觀寫實的手法來扮演時代生活記錄者的角色，但他們從不掩飾對人物的態度，不時出面對書中的人與事指指點點，與他們同喜同悲。《紅與黑》中，司湯達對於連的回護乃至感同身受，不言而喻，巴爾扎克在《高老頭》中寫到高老頭被女兒拋棄的淒慘結局時大發感慨，差不多要呼天搶地了。福樓拜反其道而行之。他最在意的是真實，認定“美就意味著真實，雖說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東西，永遠是真實的”，“喪失了真實性，也就喪失了藝術性”。寫實派的作家都將寫出真實定為自己的目標，問題是，材料取自現實並不就此保證作品的真實，在福樓拜看來，作家保持超然的立場，客觀冷靜的態度，纔能確保真實性的傳達。摻雜主觀情感好比戴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理想的狀態則應該像鏡子一般，隻負責映照，不負責評判，作者摻和其中，影像勢必走樣。
福樓拜當真讓自己像鏡子般冷漠，比照一下巴爾扎克、司湯達筆下的主人公與包法利夫人的死，這一點就更顯突出。司湯達筆下於連的死顯出英雄氣概，巴爾扎克要喚起讀者對高老頭的同情，福樓拜呢？他隻是不動聲色地寫出死亡的實況。且看福樓拜怎麼落筆：
愛瑪的下巴靠在胸前，兩隻眼睛大得像兩個無底洞 ；兩隻手可憐巴巴地搭在床單上，就像人之將死其心也善，其形也惡，恨不得早點用裹尸布遮丑一樣。……她仰起頭來，嘆了一口氣，又倒在枕頭上了，她的胸脯立刻急速起伏。舌頭整個伸到嘴外，眼珠還在轉動，灰暗的像兩個油盡燈殘的玻璃罩，人家會以為她已經死了，但是她還拼命喘氣，喘得胸脯上下起伏，越來越快，快得嚇人，仿佛靈魂出竅時總得蹦蹦跳跳似的。
愛瑪與於連、高老頭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作者與人物的關繫也不一樣，於連之於司湯達，簡直就是替身，巴爾扎克對高老頭有無限的同情，福樓拜對愛瑪的態度要復雜得多，但她畢竟是他筆下的主人公，而他其實不無同情，可是寫到最能引起憐憫的死亡，他一點也不心軟，當真有一種科學家面對生物標本的冷靜。愛瑪的“死相”，怎麼說也引不起美感（同樣是自殺，托爾斯泰決不會以這樣的筆觸去寫安娜的“死相”），但對福樓拜而言，不容情地寫出來，纔是“藝術”，至少，無礙於“藝術”。圍繞著愛瑪之死，他還寫到了藥劑師、兩位醫生、神父等人的種種表現，他們對愛瑪毫無憐憫之心，藥劑師甚至因為趁這機會能請到外科名醫到家裡喫飯興奮不已，福樓拜無疑對這些角色極為厭憎，但就在這當口他仍然保持著輕松的口吻交代他們的種種做派—真是“冷”得可以。
習慣巴爾扎克式小說的讀者到福樓拜這裡不免感到困惑，他的如同天道無親一樣的冷漠原來是要把主動權交給讀者，他將人物故事“和盤托出”，讓讀者自己下判斷，倒變成了對讀者的冒犯。打比方說，巴爾扎克式的小說，作者充當了導遊的角色，讀者跟著他，知道對書中的人與事采取什麼態度，不必擔心迷失方向—作者是上帝，信從上帝，哪會有錯？福樓拜拒絕承擔導遊之責，他比司湯達、巴爾扎克更精細地向你呈獻地形地貌，卻不指點路徑，你想詢問他也沒處去問。驟然沒了導遊，讀者陷入四顧茫然的狀態也是無怪其然。
福樓拜是有意為之。用他的話說 ：“作者的想像，即使讓讀者模模糊糊地猜測到，都是不允許的。”文學作品的“一行一頁，一字一句都不應當有一丁點作者的觀點和意圖的痕跡”。就是說，他要達到“純粹的客觀”。
同時代人的筆下，福樓拜天性熱情，在現實中很看重人格、正義、友誼，會因為見到卑鄙之人、卑鄙之事而憤憤不已。但他有他自己的藝術的紀律，進入藝術之門，就得把那一切統統留在身後。在另一處他說過，作家應該“深深地藏匿自己，像木偶戲
演員那樣小心翼翼地遮掩著自己手中的提線，盡可能不讓觀眾覺察出他的聲音”。既然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小說中克制、超然、不動聲色的敘事調子就是必然的了。在情感的流露上，雨果都是做加法，巴爾扎克亦如此，福樓拜卻是做減法，減法的極致，就是作家仿佛不存在，至於拋頭露面發議論，當然更是懸為厲禁。
話雖如此，在絕對的意義上，作家全然消失是不可能的，既然小說裡的世界是他一手制造的。福樓拜反對的是作家直接登場，但若“藏匿”得好，他並不反對。在《包法利夫人》中，他就“深深地藏匿”了自己。不像後現代作家，他對筆下的世界把控得很嚴，他的存在像空氣一樣，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所不在，他的態度滲透在故事的全部敘述中，像鹽溶在水裡。這比作者拋頭露面的指指點點要微妙得多，讀者必須耐下心來，細細品味，纔能捕捉到蛛絲馬跡。
《包法利夫人》因此是一部針腳細密的小說，有好多伏筆、照應和暗示，可以說是遍布機關暗道，通向福樓拜隱藏起來的觀點，不去仔細尋繹，就難解其中味。仍以愛瑪之事為例 ：愛瑪彌留之際聽到外面傳來盲人的歌聲，唱的是民謠，似乎不相干的（這盲人前面就出現過，唱著同樣的小調），她突然“像僵尸觸了電一樣坐了起來，披頭散發，目瞪口獃”。“瞎子！”她喊道。愛瑪大笑起來，笑得令人難以忍受，如瘋如狂，傷心絕望，她相信永恆的黑暗就像瞎子丑惡的面孔一樣可怕。她隨即抽搐一陣便斷了氣。愛瑪到底為何傷心絕望，為何大喊一聲“瞎子！”，福樓拜一字未加解釋，對她的一生也未有一語評斷，但細心的讀者想起瞎子的一再出現，自然有理由去想，女主人公雖有一雙美麗的眼睛，卻如瞎子一樣看不清周圍的世界，隻顧撲向她的幻想。福樓拜的評斷就在其中，卻決不道破。愛瑪的大叫，是她大徹大悟了嗎？ ——作者就這樣，引而不發。
有人稱《包法利夫人》是“最完美的一部小說”，與福樓拜同時代的大作家左拉稱《包法利夫人》為“新藝術的法典”，前者重在稱贊小說本身的完成度，小說藝術的爐火純青，無可挑剔，後者則點明這部小說的開風氣之功，為後來的作家立了新的規則。今天看來，左拉的話一點也不誇張。《包法利夫人》之“新”在哪裡？新就新在福樓拜異常執著並貫徹始終的那一點，即作家的退隱。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石破天驚，在小說領域，福樓拜要求作家消失，隱身到作品後面去，同樣是革命性的（想想看，作家在他的想像世界裡，正是等同於上帝的）。
福樓拜以前，並非所有的小說家就不知“限制視角”為何物（事實上，我們在《紅樓夢》裡也可以找到限制視角的運用），但福樓拜顯然是一個更自覺地接受“限制”，並將其當作某種原則的小說家。而且從他開始，作者退隱，不動聲色的敘述，限制視角的使用，在西方小說的寫作中，已然成為一種潮流。
名家點評
福樓拜復興了法國文字的生命。——馬塞爾·普魯斯特
沒有福樓拜，就不會有法國的普魯斯特、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俄國的契訶夫也不會成為真正的契訶夫。——納博科夫
他是世界文學中最講究文法修辭的大宗師。他本人是個對世界的絕望者，深知人的劣敗，無情揭露。——木心
中譯本概況
1925 年，中華書局出版作家李劼人翻譯的《馬丹波娃利》，這是《包法利夫人》的首個中譯本。
1948 年，李健吾譯本問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流傳甚廣。
1992 年，譯林出版社出版許淵衝譯本，後收入“經典譯林”。
1998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周克希譯本，2015 年譯者授權譯林出版社出版，收入“名家名譯”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