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辨證法在中國（新編增訂本）》是１９９６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新編增訂本。所謂增訂，就是較之原書，增加了自那以後到２００４年間的文章十五篇，保留了原書中的十八篇（刪去五篇）。所謂新編，就是把原書的兩大部分，重新編輯為三輯：一輯講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在蘇聯、在北大的歷史，為歷史篇；第二輯講毛澤東和鄧小平關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的論述，為毛鄧篇；第三輯是其他文章，為時論篇。
在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學研究方面，我編自己的文集，共有三次。
一次是編《關於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這本文集，１９６２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前多次印刷，“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還出過增訂本，累計印數超過十萬冊。全書分為科學與社會、科學與生產、科學家與群眾、科學與哲學四輯。不過，那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以前的事了，收在那裡面的文章，如果還有一點意義的話，那就是現在的人們可以從中了解那時在曲折中前進的歷史的一個側面。
第二次是編《科學·哲學·社會》。這本文集，１９８７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三輯：“自然辯證法和自然科學論”為一輯，“科學前進中的肯定和否定”為一輯，“中國共產黨的科學政策史”為一輯。其中小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部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文章。
第三次就是編《自然辯證法在中國》。這是一本關於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學研究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情況和歷史經驗教訓的書，是《科學·哲學·社會》之後我在自然辯證法方面文章的結集。１９９６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新編增訂為三輯。
一輯的一篇長文，可以說是《自然辨證法在中國（新編增訂本）》的主要一篇，所以就以這篇的題目為全書的書名。它原來是為《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而寫的一個條目，在《自然辯證法研究》上連載過。搜集材料，梳理線索，花了不少功夫。１９９６年又根據在刊物上發表後聽到的意見，作了一些修改。
第二篇長文，講的是蘇聯過去在這方面的歷史。由於蘇聯這方面歷史在一段時間中對我們有過相當大的影響，又由於這篇文章反映了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狀況，把它同我們自己這方面的歷史聯繫起來讀一讀，我想是有益處的。
第三篇《自然辯證法在北京大學（大事記）》，則是從這所大學來看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它是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同志編寫的一份史料。承蒙他們的好意，同意把它收到這《自然辨證法在中國（新編增訂本）》中。
遺憾地是，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和在北大的歷史隻寫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蘇聯的歷史更是隻寫到五十年代末，這次新編增訂也沒能繼續寫到現在。好在講歷史也可以隻講一段。新近這些年的歷史，就留給別的研究者了。
第二輯為毛鄧篇。包括原有的四篇文章，加上後來寫的四篇文章，獨立出來列為一輯。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的工作轉到了專門研究毛澤東、鄧小平以及黨的理論和歷史的崗位上。由於歷史的緣故，我仍保持著同自然辯證法研究的聯繫，並且還擔任了兩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現在還擔任著名譽理事長。這樣，研究毛澤東、鄧小平對科學和技術的論述，成了我特別關注的課題。這方面的一些成果已經收在《科學·哲學·社會》中，自那以後還有一些更有繫統的研究，包括毛澤東逝世十周年時的研究、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的研究、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時的研究，都收集和增補在這個新編增訂本中了。
第三輯為時論篇，則收集了圍繞這些年來黨的歷次綱領性文件、圍繞捍衛科學尊嚴和發揚科學精神、圍繞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和交融這些主題所寫的文章。其中保留了原來的文章十一篇，新增了十一篇。
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通過之後，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繫統地提出之後，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決策確立前後，我都撰文聯繫科學技術工作分析了這些方針、理論和決策的意義。
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兩屆理事長和中國科協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兩屆主任的任期內，我所參與和推動的一項較有影響的工作，就是組織和堅持了持續多年的“捍衛科學尊嚴、反對愚昧迷信和偽科學”繫列座談會。從醞釀開始，到多次會議上，到圍繞這個繫列座談會而進行的許多活動中，我都發表了或短或長的演說和文章。這些大都收集在這次的新編本中，成為這次增補的重要部分。
還有一個主題就是呼吁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和交融。對自然科學的哲學研究，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研究，本來就是科學與人文結合和交融的研究領域。五四以來，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歡迎德同志和賽同志，兩先生、兩同志攜手合作，本來就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和交融的生動體現。但是，在提倡科學精神、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重視科教興國戰略的現在，不時聽到的“反科學主義”的聲音，我以為是同促進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和交融不相諧和的一種聲音。把提倡科學、崇尚科學，一般地貶斥為“科學主義”，我以為是沒有根據和沒有益處的。反－科學主義（也許是要把“科學主義”作為一種錯誤思潮來反對），同反科學－主義（即把反科學作為一種主義來提倡），很容易混同。如果不願意引起這種混同，那就應該慎用“反科學主義”；如果意在通過“反－科學主義”來宣揚“反科學－主義”，我認為那就不能不予以質疑。我注意到這個問題，最初是在１９８７年兩科聯盟的一次會議上和１９８９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以後又多次講過，特別是２０００年在上海科技論壇的長篇演說《新世紀科技發展的人文思考》和２００４年發表在《自然辯證法研究》上的長篇文章《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向交融》（這篇東西曾經在紀念鄧小平批準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二十五周年的大會上和在清華大學的一次報告會上講過），比較充分地論述過我的觀點。我期望這個問題能引起我國科學哲學界、科學社會學界和科學文化學界的注意，引起我國思想理論界的注意。
這次新編增訂，無論是舊版原有的文章，還是新編增補的文章，都有一些作了一點文字或標題的變動。為了減少重復，作了一些刪節。但還是難以把重復之處統統刪削干淨，這是要請讀者諒解的。
《科學·哲學·社會》有一篇長跋：“走過來的道路”。這是一篇自述性質的文章，敘述了我的學術生涯的一個側面和一個時期。這次補上“牛柵”一節，在《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新編增訂本中再用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