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王汎森教授全新力作，再現中國近代思想的“毛細管作用”。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是王汎森教授研討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新作。他認為，思想與生活相與交織，不同人群所呈現的思想光譜濃淡不一，思想史研究應致力於刻畫歷史的復雜性。王汎森教授以此思路探討近代中國人的存在感受、生命氣質、人生態度，靈活調用思想、學術、生活、政治諸種材料，解讀從“新民”到“新人”的變化、“主義”的興起、近代思想中的“未來”、“人的消失”等新鮮議題，呈現出近代中國大變動之中豐富、幽微的心靈世界。

王汎森，1958年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04年當選臺灣“中研院”院士，現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繫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書，均享有盛名。

序

第一章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

第二章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

第三章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第四章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

第五章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

第六章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

第七章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

第八章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復合性思維”

第九章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

第十章 人的消失？！——兼論20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

附錄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出版後記

序（摘錄）


本書中所收的文字多與近代思想史有關，包括《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這些文章所牽涉到的主題往往可以用許多不同的角度加以處理，但是收在這裡的幾篇文章傾向從存在的境遇、心靈氣質及心識感覺的層面入手。譬如本書中與“主義”有關的幾篇文章，“主義”當然是政治問題，但是在政治之外，它也與生活中實存的境遇、心識的感受密切相關。

如前所述，由於這幾篇文章多觸及近代中國的心靈危機與革命，所以我要在這裡略作一些申說。因為忽略了思想與生活面相的關繫，所以我們對近代中國的心靈危機與革命也沒有足夠的把握。心靈革命當然與思想的變動密切相關，但兩者不總是同一回事。此處的“心靈”是指一些實存感受、生命意義、精神世界，甚至是一些尚不能稱之為思想的，佛家稱之為“心識”的東西。從晚清儒學解體開始，中國社會／思想產生了心靈（或精神）革命／危機。一方面是革命，同時是危機，是無所適從；是解體也是創造、啟蒙也可能同時有困擾，這些現像往往同時發生，有時候甚至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

我們一向把對心靈世界的探索交給思想史，但是思想史對這個不太抽像、不太概念化的實存層面，也就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的部分，往往過於忽略。這個心靈的、實存的世界不隻是對個人生命有意義，它與整個時代的歷程與抉擇，甚至與現實的政治都有分不開的關繫。我們也可以說，政治的世界從來都不隻是政治的，它還牽涉到許多個人的、心靈的、實存的、情感的、人生觀的層面。這裡我要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介紹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學說的話：“知識裡面還有願望、意志，影響於他的‘信仰的意志’”杜威著，胡適口譯，《杜威五大演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頁237。，而願望、意志、信仰，都是包括政治在內的各種現實活動不可忽視的部分。所以當我們想更深入了解近代的巨變時，不能不對這個領域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譬如，想了解清代政治意識形態時，我們不能不深入了解理學與名教綱常、忠孝節義結合之後，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心靈或思想狀態。但我們很難在理學思想的研究中找到這方面的評估。有關這些大思想家的研究，大多在分析他們“理”“氣”“心”“性”“誠”“仁”等方面的概念。

在探索五四之後的思想與日常生活世界時，我們便發現存在感受、生命氣質、人生態度、人生觀等方面的問題的重要性。《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一文即是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如毛細管般地影響人們的生活世界。《從“新民”到“新人”》則是討論個人的人生觀及內心結構，以及內心動力與態度之變化，如何與思想上的追求相互作用。《“煩悶”的本質是什麼》是在探討生命存在的感受、心靈的煩悶不安，如何成為時代思潮的“轉轍點”。這三篇文章最後都隱約指向一個關鍵的歷史發展：“主義時代”的來臨。

不管人們是否喜歡，主義式的政治與思想對過去八九十年的歷史影響最大，“主義時代”的來臨最重要的背景當然是為國家、為政治找出路，或是年輕人為了生活“找出路”。但“主義時代”的來臨不隻是一個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思想史上的重大變化。如果隻從政治來談主義，或是從擁護或譴責某種主義來談論它，以至於忽略了從思想史及生命存在感受、心靈困惑、生命意義的追求或生活史等角度去研究它，都將有所缺憾。

本書中《“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一文試著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時代集體的存在感受可能與政治有關？也就是為什麼心靈的、思想的與生命存在方面的問題會影響到政治思想的抉擇？它牽涉到生活與思想之間可能存在著接口與接口互相轉接的關繫，在《“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中討論透過“轉喻”或“轉轍點”，“生活史”與“思想史”或其他的接口套接在一起。每個時代的人都在體驗著他們的體驗，而如何體驗他們的體驗，便產生了接口銜接的可能。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到“轉喻”的觀念，即 “意識到什麼是什麼”（conscious of something being something）。譬如意識到現實生活挫折的本質是什麼、意識到煩悶的本質是什麼。在極度無助的時代，或在新思想活躍的時代，“意識到什麼是什麼”的“轉喻”式行為可能變得比較活躍，而且更容易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進而傾向於把體驗到“什麼”是“什麼”的第二個“什麼”用新思潮給填滿。煩悶、生活挫折、日常小事的不如意可能被聯繫到一套更具理論性、更有延展性的思想繫統，形成接口與接口的轉接。透過“轉喻”，使得生活的可以連接上思想的、主義的，因而一切存在的困境與煩悶便與政治主義有了連接，而且與現實行動形成最密切的關繫。在這個格局下，日常生活的感受都直接或間接、近期或長遠地聯繫到一個清晰的藍圖，使得人們內心的意義感得到一種滿足。討論“主義”何以吸引人時，政治的層面當然是首要的，但我認為心靈的、存在的感受的層面也不可忽視，它們最後都歸到政治，像纖維叢一般纏繞在一起，故“主義”的崛起與近代中國心靈世界的革命與失落、啟蒙與困擾等有不可忽略的關繫。

更具體地說，我是在討論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近代主義式政治的興起，是一件非常關鍵性的大事。但是政治行動的主體是一個一個的個人，是我、是人生觀、是生命意義、是生涯規劃等，這是一個包括心靈、情緒、感覺、內在自我等非常廣泛的世界（人的存在是什麼？人的心靈是一堆雜草？）。國民黨在“主義”與“人生”方面的論述非常少，國民黨的刊物中也不斷提到青年的“苦悶”，但是認為青年之所以苦悶是因為信錯了共產主義，或沒有堅定信仰所致。在三民主義陣營方面，比較像是國民黨為了適應“主義”的時代，而勉力撐持出一套體繫來。國民黨不像共產黨，有一個完整的思想繫統擴充到各個層面。《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一文討論的是近代一種強大的“未來性文化”，還有這個強大的“未來性文化”對歷史解釋與歷史寫作的巨大影響，以及它對現代政治、文化所產生的超乎吾人所能想像的作用。

人的思想像風中飄曳的火焰，它很容易熄滅，或被各種思想或信仰的怒潮席卷而去，這個情形在下層生活世界尤其明顯。故本書中的另一條線索是如何了解下層生活世界的思想狀態，如《“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再來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這篇文章除了是對思想與生活交光互影的各種面相的陳述之外，還講到“我在故我思”，即生活世界在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在文中特別強調了“轉喻”這一個觀念。人的大腦是一個最重要的“轉喻器”，在某些特定的時代條件下，“轉喻”活動變得異常活躍，人們更靈敏地意識到“什麼是什麼”，在這種時候，生活中的挫折或生命中的煩悶，每每會“轉喻”成對形形色色的思想體繫的迎拒或發展出新的詮釋。譬如前面提到的《“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一文，我想用這篇文章來說明人如何“意識到什麼是什麼”，而將“生活”轉喻為“思想”，或將“思想”轉喻為“生活”。透過“轉喻”，“思想”與“生活”形成有機聯結，不再截然二分。

本書的另一篇文章是偏於思想史方法論的反思：《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復合性思維”》，乃是以思想“結構體”來思考晚清以來的一種思想復合性現像，而在無限多樣復合式的結構體之上有各種支配的理路，譬如愈來愈強的民族主義。

最後，在強調“思想”與“生活”時，不能不反省歷史寫作中“人的消失”的問題，故本書以《人的消失？！——兼論20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一文作為總結。撰寫這一篇文章有一個最重要的機緣。我注意到，近百年史學思潮中有一條若隱若現的主線，便是否定“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而且近代歷史學太過傾向於從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抽離出來，太受過度抽像的、哲學化的思潮左右。沒有了“人”的歷史，也使得歷史這一門學問日漸遠離了它原初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