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就學會了語句壓縮，即如何將一小段話壓縮成最短的幾個詞。我不確定，今天我還能不能做得到；但是，早年的那些訓練自有它的用處，因為它使我懂得，要理解一個事物的基本屬性，最好是能夠剝去它所有外在的、不相關的附加物，也就是說，將它最大程度地簡化。現在，帶著些許憂慮，帶著真誠的歉意，我要將這種方法，用於考察歷史學這一主題。
首先，我要解釋，當我使用“歷史學”一詞時，我指的是歷史知識。無疑，在漫長的過去，出現過各種各樣的事件，不論我們是否了解它們，它們都構成了某種終極意義上的歷史。不管怎麼講，這些事件有很多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發生過；還有很多事件我們知道得並不完整；甚至還有少數事件，我們自以為知道了，但從不能絕對地確定。這都是因為，我們不能還原它們，不能直接地觀察或者檢驗它們。事件本身一旦發生，作為一個實實在在的事件就已消失；因此，在處理這個事件時，我們能夠觀察或者檢驗的唯一的客觀現實就是時間所留下的某些物質線索—通常是書面文獻。對於過往事件的這些線索、這些文獻，我們應該感到滿足，因為它們是我們所能擁有的全部。從它們之中，我們推斷那是什麼事件，我們斷定那個事件如何如何，認為那就是事實。我們不說，“林肯被謀殺”；我們說，“林肯過去被謀殺，這在現在是一個事實”。事件是發生過，但不再發生了。我們一直堅持、必將堅持的，隻是關於事件就是那樣的事實斷言；直到有一天，我們發現，我們的斷言是錯誤的或者不充分的。那麼，讓我們承認，有兩種歷史：曾經一次性發生過的真實的事件繫列，以及我們推斷並記住的觀念繫列。第一種歷史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不管我們怎麼說、怎麼做，它就是它；第二種歷史是相對的，總是隨著知識的增長或精煉而改變。這兩種歷史或多或少地相互對應，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這種對應盡可能地準確。但是，真實的事件序列隻能憑借我們所推斷和記憶的觀念繫列而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得不將歷史等同於歷史知識的原因。出於各種現實的目的，就我們而言，就當前而言，歷史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那樣。
我打算壓縮到最簡化的程度的，就是這種意義上的歷史。為做到這一點，我需要找到一個簡潔的定義。我曾讀到這樣一句話，“歷史就是關於過去發生的事件的知識”。這是個簡潔的定義，但是還不夠簡潔。它裡面有三個詞還需要進一步考察。第一個詞是“知識”。知識是一個令人敬畏的詞。我總把知識想作某種收藏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或者《神學大全》裡的東西，某種很難掌握的東西，某種無論如何我不具備的東西。這個定義一下子就剝奪了我作為歷史學家的頭銜，我不喜歡，因此我要問，什麼是知識的關鍵所在？對了，那就是記憶（我是指廣義上的記憶，指關於被推斷的事件的記憶以及被考察的事件的記憶）。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但是記憶是最根本的因素；因為沒有記憶就沒有知識。這樣，我們的定義就變為：“歷史就是關於過去發生的事件的記憶。”但是，“事件”這個詞又暗指某些宏大的事物，比如，攻占巴士底獄、美西戰爭。一切發生過的事情未必都能宏大得成為一個事件。當我駕車行駛在伊薩卡島那些曲裡拐彎的街道上，這就是一個事件—有人做了事；如果交警用喇叭叫我靠邊停車，這也是一個事件—有人說了話；如果我心裡暗罵交警不該這樣做，這也是一個事件—有人在思考。的確，人們所做、所說、所想的任何事情，都是一個事件，不論它看上去重要，或者不重要。但是，由於我們說話時一般都會思考，至少帶有最起碼的思考；由於正如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的，我們思考時不可能不說話，或者至少不可能不帶有喉部的預先振動，我們就有理由將思想這個事件與說話這個事件合並到一句話裡，這樣，我們的定義又變成：“歷史就是關於過去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的記憶。”但是，“過去”這個詞既讓人誤解，又顯得多餘。它讓人誤解，因為當“過去”這個詞被與“歷史”這個詞同時使用時，似乎指的是遙遠的過去，而歷史則止於我們出生之前。它顯得多餘，因為畢竟，一切所說的話、所做的事一旦被說出來、被做出來，就成為過去。因此，我省略這個詞，這樣我們的定義又變成：“歷史就是關於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的記憶。”這纔是將歷史簡化到最低程度的定義，但它包含了理解歷史實際上是什麼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
如果歷史的本質就是關於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的記憶，那麼很明顯，每一個正常的人，張三、李四，都多少知道點歷史。當然，說破這一點會讓人不快，我們會盡可能避而不談。我們擺出夠專業的樣子，說一般人哪裡知道歷史，這時我們的言外之意就是，他沒能獲得高級學位。而那些頭腦簡單的人，比如大學生等，在被按照知識的學術門類招收進來時，認為自己不懂歷史，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以前的學校裡上過歷史課，或者從來沒有讀過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無疑，學術規則有它的用處，但是，要想理解歷史，將其簡化到最低程度，必須剝去的，正是這樣一種表面的附加物。你、我、張三、李四都一樣，都記得那些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並且隻要清醒著，就一定會記得。設想一下，張三早上一覺醒來，記不起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那麼，他真的就是靈魂出竅了。這種事有可能發生，人有可能突然忘記全部的歷史知識。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事不會發生。一般情況下，當張三早上一覺醒來，他的記憶伸展到過去的國度、遙遠的國度，自己傾心經營的那個小世界也即刻變得鮮活起來；他的記憶把那些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按往昔的樣子拉到一起，並使之與他當前的觀念，與明日將要說的話、將要做的事協調一致。沒有這種歷史知識，沒有這種關於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的記憶，他的今日將變得盲目，他的明日也將沒有意義。
既然我們是在最簡潔的意義上談論歷史，我們應該說，這個張三還不是一個歷史學教授，而隻是一個沒有額外歷史知識的普通公民。由於沒有什麼演講要準備，早上一覺醒來時，他關於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的記憶大概不會使他想到某些與李曼·馮·桑德斯的代表團或者《偽伊西多爾教令集》相關的事情；它隻會使他意識到他昨天在辦公室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的場景，意識到一個意義非凡的事件：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跌了3個點；意識到上午10點安排了一個會議，意識到自己約好下午去打九洞高爾夫，或者意識到其他具有這類意義的歷史事件。張三所知道的歷史遠不止這些；但是在他醒來的那一刻，這些就足夠了—關於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的記憶，發揮著歷史的作用，在早晨7點半，以其最簡潔的方式，有效地調度著張三在自己經營的那個小世界裡忙碌著。
或許，這些到最後還不夠奏效，因為大家都知道，單純的記憶是靠不住的。有可能，張三在喝咖啡時，不太容易意識到他現在回憶不起來的那些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們都知道，並且感到很遺憾，這時候他沒能記住歷史事件，他隻是記得有一個事件發生過，我們應該記得，但他卻想不起來了。這種情況太常見了。這就是張三的難題，一些歷史僵硬地、無生氣地躺在史料堆裡，不能對張三起任何作用，因為他的記憶拒絕將它們帶入鮮活的意識。那麼，張三該怎麼做？他做的是任何歷史學家都會做的事情：他要走進史料，搞點歷史研究。從自己那個小小的“個人資料室”（我指的是他外套裡的口袋）裡，掏出一個本子—或許是《手稿》，第35冊，翻到第23頁，他讀到：“12月29日，付史密斯先生的煤錢，20噸，1017。”立刻，一繫列的歷史事件在張三的腦子裡鮮活起來。他腦子裡映出這樣一幅圖畫：自己去年夏天向史密斯先生訂購過20噸煤，史密斯先生的貨車開到自己的家門口，那些昂貴的煤從地窖窗口滑進去，揚起一片灰塵。這些歷史事件，雖然不如《偽伊西多爾教令集》的偽造重大，但是對張三來說仍是有意義的：雖然它不是一個自己當時親眼目睹的事件，但是，通過人為的記憶延伸，他能夠對這個事件形成一個清晰的印像，因為他對手稿做了一點研究，那些手稿就保存在他的“個人資料室”裡。
張三腦子裡映出的那幅史密斯的貨車把煤拉到自己家門口的景像，就是一幅關於過去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的圖畫。但是，這幅圖畫並非是孤立的，它並非一個好古之人自娛自樂的純粹想像，相反，它與一幅關於將來要說的話、要做的事的畫面相連；這樣，整個一天，在張三腦子裡，與那幅關於史密斯煤車的畫面相連，時不時閃現這樣一幅畫面：自己下午4點要到史密斯的辦公室付錢。到了4點，張三來到史密斯的辦公室。“我要付煤錢，”他說。史密斯感到疑惑不解，他找出一本賬冊（或者一個檔案盒），也對自己的“個人資料室”研究了一番，說道：“你不欠我錢，張三。你是來這裡訂購過煤，但是我這裡當時沒有你要的那種煤，所以你轉到布朗那裡去訂購了。是布朗給你運了煤，你欠他的錢。”於是，張三來到布朗的辦公室。布朗也拿出一本賬冊，也對自己的“個人資料室”研究了一番，結果，不錯，史密斯是對的。於是張三付了錢，到晚上，他從鄉村俱樂部回家後，又對另一堆文件做了一番研究，結果，的確，他找到了一張布朗的賬單，上面清楚地標記著：20噸壁爐煤，1017。到此，問題算是研究清楚了。張三心滿意得，他找到了自己身上發生的這一繫列事件的解釋。
當聽到有人說自己是一個歷史學家，張三一定很詫異。然而很明顯，他完成了歷史研究所包含的所有基本過程，難道不是嗎？人們要想做一件事情（這裡要做的事踫巧不是發表演講或者寫一本書，而是付賬；這對他、對我們造成誤導，使他、使我們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麼），第一步就是回憶起那些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事實證明，單憑記憶是不夠的，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查閱某些文件，以便找到必要的、還不知道的事實。不幸的是，結果發現，不同的文件記錄是相互衝突的，這樣，就必須對文本予以甄別和比較，以便消除誤會。做完了這一切之後，張三打算做最後一步—通過記憶的延伸，在腦子裡構造一幅畫面，我們希望，這是一幅最終的畫面，它有選擇地包含了一繫列事件：他向史密斯訂購煤，史密斯又把訂單轉給布朗，布朗把煤送到他家。根據這個畫面，張三就能付賬了，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如果張三做這番研究，為的是寫一本書，而不是為付賬，那麼就沒有人會否認他是一個歷史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