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本書的作者是喀麥隆人、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塞勒斯汀·孟加先生。他也是世界銀行經濟顧問，與林毅夫教授共事多年。當毅夫教授委托北京大學出版社與我聯繫翻譯事宜時，已是8月。由於毅夫教授與我們中心關繫密切，並在兩年前欣然同意擔任《中國非洲研究評論》學術委員會的成員。我想，盡管出版社要求兩個月之內完成譯稿，時間緊，任務重，也必須答應。
本書的翻譯是由四個人完成的，我主要負責導言和結語，並對全文進行了校對。原書的書名是《虛無主義與黑人性》（Nihilisme et Négritude），原文是法文，我們依照的是英文版。通過閱讀，我進一步感覺到非洲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學習非洲歷史知識已有36年，讀過不少關於非洲的書，包括非洲民族主義先驅愛德華·布萊頓的歷史文章，老一輩政治家如尼日利亞總統阿齊克韋、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和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等的政論著作，還有大量非洲歷史學家如戴克、阿賈伊、芬、博亨的重要著述以及伊巴丹學派和達累斯薩拉姆學派的代表論著。然而，孟加先生的這本書給了我新的知識，使我對非洲、非洲人和非洲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啟示。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對非洲的熱愛。
首先，孟加先生對非洲和他所屬的國家有一種熾熱的愛。盡管他在西方受教育多年並生活多年，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非洲公民，是喀麥隆人。“一旦當我踏上喀麥隆的土地，就沒有什麼可以取代那種流淌在我血液裡的歡悅。自發的陶醉，記憶中那些地方的魅力，難以言表的顫抖，難以解說的靈魂之樂，難以覺察的救贖和永恆之感。”為什麼？因為這裡是故鄉。這裡有他熟悉的一切，而這些是在他生活的西方都市中不存在的。這裡特有的寂靜和安詳，嘈雜與喧囂，混亂與平實，一切都在生活的安排之中。他可以恨它，罵它，責備它，甚至羞辱它，詛咒它，但他愛的仍是它——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在與我的電郵交流中，孟加先生表示：“我在法國待了10年，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然而，我在喀麥隆以外的時間待得愈久，我就變得愈喀麥隆化。”“我看重我從法國或美國學到的東西，但我更看重我從我國的教育制度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所學到的東西。”這種情感在他對非洲文化中的共同價值觀（當然，他否認非洲是一個同質體）、非洲人對生與死的感受和體驗、喀麥隆人民的生活場景以及他的家族在葬禮中的各種禮儀和反應的描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對家族的愛是這部著作中的另一個主題。這種愛不僅體現在對整個家庭的牽掛，更蘊藏在對父親的懷念之中。“他們越試圖安慰我，我就越意識到我的父親是我自己及本身的一部分。他的意外離世突然使我感覺到他的身體就是我自己身體的延伸。他身上沉重的家族和社會責任使他艱辛的生活比我的更加正當。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的離世對我而言突然變成了一種必要的哲學經歷：從某種方式來說，它也意味著我的死亡，因為它抹去了潛意識裡在我與虛無之間的生物障礙。它使他人的死亡少了一些個人色彩。”他一方面從自己父親的去世中看到了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同時他也不時感到父親的存在。“有時在緊張的記憶中，我認為我再次聽到了他的聲音，他那嘲弄的笑聲以及他有關生活的教訓，我傾向於認為他的精神顯然在他身體消亡後仍然存在，正是從那裡他以一種大徹大悟的神態看著我。”父親的死也因此使他意識到生與死的區別與聯繫，他還意識到非洲哲學中有關永恆和整體性的辯證法。
他的寫作素材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瑣事，他的寫作方式也是一種平鋪直敘的描白與對人生的深沉思考相結合。由於作者長期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他的知識面很廣，涉及希臘、羅馬及近代以來西方有關音樂、舞蹈的藝術和文學的方方面面。然而，作者也沒有忘記非洲的藝術和文化，他濃墨重彩地向讀者介紹了當代非洲的傑出音樂家及其作品，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著名的民族歌手羅誇·坎扎以及著名藝術家、歌唱家、作曲家讓-貝戴爾·姆皮阿納·特史圖卡等人。當然，非洲人的生活哲學是他論述中的重點。他力圖從每天所經歷的平凡生活中尋求生活的哲學意涵，如餐桌上的哲學、運動的詩學、婚姻的政治經濟學等。
孟加先生在討論海外非洲人認同問題時提到了非洲裔美國人、社會學家奧蘭多·帕特森有關“厚”認同感和“薄”認同感的區分。“厚認同感願意指定一種促進自立的‘非洲式’論證的哲學基礎，它是獨特的、分離的和排外的，旨在使一種關於差異的邪惡理性合法化。這明顯不是本研究的目標。薄認同感有意識地使其輪廓相對模糊，適用於一種分享集體利益的願景，一種難以定義的包容力，從而使各種類型的非洲人從他們共同歷史的傷口和疤痕中吸取教訓，以利於想像和建設一個開放的未來。”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區分，同時也說明這不僅是海外非洲人的認同感矛盾，也是各種海外移民的一種認同感矛盾。
本人在論及華僑華人身份認同時提出過“主觀認同”與“客體認同”的概念。從主觀上看，有的人在移居地希望別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華僑或華人（或非洲人），有的人到國外後則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有的人甚至希望永遠記住原籍身份；有的人根本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這種身份。客體認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關鍵在於其與權力和利益有著直接聯繫。當一個社會受到某種困擾（經濟危機、政治鬥爭或對外戰爭）時，社會成員往往會將矛頭轉向同一社會的異己分子，即移民、少數民族、某種弱勢群體或集團的成員。換言之，這些集團異己分子的身份在平時可能並不重要，但一到危機時刻，對他們的“族體認同”就成為緩解社會矛盾的“減壓閥”。我將此稱為“替罪羊”現像，即在國內危機或國際矛盾激化時將社會某一有關聯的非主流群體作為責怪和發洩的對像。以美國社會為例，黑人、華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均在不同階段成為一種矛盾的焦點和政治經濟困境時的犧牲品。這種“成見”（stereotype）往往成為一個社會區別異己分子的特征。當然，客體認同往往與其居住的社會環境即居住地的政治經濟狀況緊密相聯。
在自我認同方面，孟加先生嘗試著在各種矛盾中保持平衡。一方面，他認識且時刻體驗到自己作為非洲人的存在和意識；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種西方社會的成分，從意識形態到生活志趣，從思維方式到處世哲學，且不時以此為榮。一方面，他認識到法國人既不認可非洲人的人性又千方百計地希望將非洲人克隆為法國人的企圖；另一方面，他又力圖學習並掌握西方的各種知識。他既為自己缺乏對非洲文化傳統的認識而懊惱，又不時表現出對非洲價值觀的輕視甚至懷疑。這種矛盾性可以從他對葬禮、飲食、婚姻以及各種思想潮流和行為方式的描述和分析中看出來。他堅持自己是非洲人：“我肯定將自己定義為一位世界公民，但無論如何，我也是一個非洲人。我觀察我的同胞和解釋他們的想法的行為都是根據融合的‘非洲性’（Africanness）觀點（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這種新的黑人性）來進行的。”他也敏銳地觀察到這種過分強調膚色的分析維度所帶來的局限性：“確實，作為一種對苦楚的簡單回絕和對歡快舞蹈的欣喜，黑人性主張一種黑人的個性，使得非洲新政治領袖和精英們在陽光下面有了他們的一個空間。然而，正因為它集中關注種族問題，從而忽略了諸如階級之類的問題。”然而，他又盡量避免陷入過分強調“非洲性”的思維之中：“對我而言，在談論黑色大陸的同時避免本土主義和‘非洲文化真實性’兩種觀點的失敗和概念上的僵局是可能的——前者想像著非洲是一個同質的生物-種族體，後者對失樂園的懷舊感使他們繼續狂歡。”同時，他也希望將自己成為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實驗者。他不無自豪地認為：“與其他數百萬非洲人一樣，我強烈地意識到我是這種長期交流傳統的繼承者，這種交流使得對生物學和種族的盲目崇拜毫無作用。文明並非不可滲透的化學粒子。這就是說，有的人對融合-吸收過程的處理比其他人要好。” 當然，這些都無可厚非，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矛盾的世界，我們身上自然充滿著各種矛盾性。
由於作者的描述都是用日常生活的瑣事作為例證，讀起來平常中透著哲理，熱愛交織著憤怒，非洲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滲透，表現出孟加先生廣博的文化底蘊與深厚的人文主義精神。在對非洲情況進行分析時，我們可以指出非洲的各種不足之處，也可以批評非洲傳統的某些缺陷，但我們對非洲文化培育的獨特之果不能視而不見。
由於殖民主義的推進，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本土居民幾乎被剿滅殆盡，本土文化已難以辨識。非洲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在經歷了四百餘年的奴隸貿易以及上百年的殖民統治之後，非洲文化雖然歷盡艱辛，卻生生不息，以宗教、文學、雕塑、繪畫、音樂、舞蹈等各種形式傳遍世界各地。這充分表現出非洲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和堅韌性。這種情況也從當代非洲的兩個例子中表現出來。
孟加先生著作中談及的那位提出“黑人性”（negritude）的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領導的卻是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一位天主教徒統治著90%以上的國民是穆斯林的國家長達20年，國內政治穩定，經濟有一定發展（雖然深受法國的控制），這不是偶然的。著作中提到的另一位非洲楷模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近代以來，曼德拉先生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西方人的尊重，又受到東方人敬仰的世界領袖。這兩個例子都發生在非洲，都具有某種普世性。非洲文化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不得不令人敬仰，也不是西方殖民主義者通過將非洲人變成自己的克隆版就可以隨意去掉的。歐美雖已成為發達地區，但因過於追逐“利”和“力”而導致的各種社會弊病已不容忽視。
即將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中非峰會將大大推進中非合作。然而，中非關繫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加強人民群眾的聯繫。在對於中非關繫的各種虛構和誤解中，一個基本問題是：非洲人民對中國的普遍看法如何？在2015年皮尤公司（Pew）關於“對中國的看法”（opinion of China）的民調中，非洲受訪者對中國普遍有著好感。其中，加納最突出（80%），其次是埃塞俄比亞、布基納法索（75%）和坦桑尼亞（74%），然後是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和肯尼亞（70%），最後是南非（52%）。非洲民眾對中國的看法總體上是積極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非洲人和中國人不需要進一步相互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繫是雙邊關繫的基礎。
本書的譯者分別為李安山（導言、結語）、瀋曉雷（第一、二章）、賈丁（第三、四章）和許明傑（第五、六章）。
本人在此感謝孟加先生為中國人了解非洲和喀麥隆文化貢獻這部著作，感謝毅夫兄向我們推薦此書，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對非洲研究中心的信任，感謝三位同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完成了翻譯工作。我希望，孟加先生這部著作的翻譯出版將增進國人對非洲文化的了解。
是為序。
李安山
2015年11月17日於博雅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