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寫道：“一聽到‘文藝復興’這個詞，迷戀昔日之美的夢想家，眼前便一片流光溢彩。”［11］更準確地說，在他（或她）的心目中，閃現著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維納斯的誕生》（Birth of Venus）、米開朗琪羅的《大衛》（David）、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蒙娜麗莎》（Mona Lisa）、伊拉斯謨（Erasmus）、盧瓦爾（Loire）城堡、《仙後》（The Faerie Queene），所有這些彙聚為一幅承載著創意與文化的黃金時代畫卷。
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大寫字母“R”開頭——的這般形像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的法國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他對此持擁護態度）、批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和建築家A. W. 普金（A. W. Pugin）（他們二人對此持反對意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Robert Browning）和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這兩位的看法較為模稜兩可），而最重要的是瑞士學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5］。在其名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裡，布克哈特以兩大概念給這段時期定下基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現代性”（modernity）。“在中世紀時，”布克哈特認為，“人類意識……還籠罩在共同的紗幕之下，半夢半醒……人對自我的意識，僅限於種族、民族、宗派、家族或社團中的一員——隻是借助某些一般性的範疇，來進行自我歸類。”然而，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這一紗幕便率先消融了……人成了精神上的個體，並自我確認如此”［1：第2部分］。文藝復興意味著現代性。布克哈特在書中宣稱，意大利是“現代歐洲眾子中的長子”。而14世紀詩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英語裡稱作“Petrarch”）是“首批的真正現代人之一”。藝術與思想的偉大復興始於意大利，隨後這些新觀念與新藝術形式傳播到了歐洲的其他地區。
文藝復興這一觀念是一種神話（myth）。當然，“神話”是一個模稜兩可的術語，我特意用在這裡，涉及兩種不同的含義。當談及種種“神話”時，專業歷史學家通常是指他們明確發現有錯或至少有誤導性的表述。以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的描述為例，歷史學家反對的是布氏將文藝復興時期與中世紀、意大利與歐洲其他國家置於戲劇性的對照。他們認為，這些對照有所誇大，忽視了中世紀時期的諸多創新之舉、傳統觀念存續到16世紀甚至更晚的事實，以及意大利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尼德蘭）繪畫與音樂的興趣。
“神話”的第二種含義偏文學性［14］。一個神話是一個富含像征意味的故事，講述一些更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更陰暗，或更高貴），是一個有寓意的故事，尤其是一個講述過去的故事，為現在某些事物的存在提供解釋或合理性證明。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也屬於這一意義上的神話。他所講故事中的人物，不論是英雄般的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米開朗琪羅，還是反派似的博爾吉亞家族（the Borgias），都頗具傳奇色彩。此種類型的故事，一方面為現代世界提供解釋，而另一方面又為其提供了辯護。它是一種富含像征意味的故事，因為它以覺醒和重生的暗喻來描述文化的變遷。這些暗喻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布克哈特用以解讀文藝復興的根本要素。
這些暗喻在布克哈特的時代並不新鮮。自14世紀中葉以來，越來越多的意大利及其他地區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開始使用復興（renewal）意像來記述他們生活在一個新時代的感受，在經歷了他們所謂的“黑暗時代”（dark ages）之後而重新步入光明（re-emergence）的時代，一個再生（regeneration）、革新（renovation）、回歸（restoration）、懷古（recall）、重生（rebirth）或再度覺醒（reawakening）的時代［12：第1章］。
在他們的時代，這些暗喻也並不新鮮。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在《牧歌》（Eclogue）第四篇中描繪了一幅回歸黃金時代的生動圖景，重生概念也在《約翰福音》（Gospel of St. John）中有清晰的表述：“人隻有在水與聖靈之中重生，方能進入上帝之疆。”在我們關注的1300—1600年這段時期使用此類暗喻，若說有什麼獨特之處，那就是它們被用於學術或藝術運動中，而非政治或宗教運動中。比如，在15世紀30年代，萊奧納爾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曾這樣描述彼特拉克，一個“如此優雅和天纔的人，以至於他可以辨認出那早已遺失的古樸典雅的風尚，並令其重返光明”。伊拉斯謨對教宗利奧十世（Leo X）說，由於知識與虔誠的復蘇，“我們的時代……有希望成為一個黃金時代”；而喬爾喬·瓦薩裡（Giorgio Vasari）則圍繞藝術復興（a renewal of the arts）這一概念，把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師有條不紊地安排進他的《藝苑名人傳》（Lives of the Artists），並劃分為三大階段，以喬托（Giotto）時代為起點，以達·芬奇、拉斐爾，特別是瓦薩裡自己的老師米開朗琪羅為峰頂［20］。
和所有的自我形像一樣，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和藝術家的自我形像既有啟發性又有誤導性。如同子輩抗拒父輩一代，這些文藝復興人也屢屢抨擊“中世紀”，但他們從這個時代繼承的東西，遠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多。一旦他們高估了自己與那剛過去的中世紀之間的距離，他們也就低估了自己與更遙遠過去之間的距離。那更遙遠的過去，恰恰是他們推崇備至的古典時代。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描述的自我重生是一個神話，是一種關於過去的誤導性表述，是一場夢，是願望的滿足，是那關於永世輪回的遠古神話的重演（re-enactment）或再現（re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