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7版推薦序
劉德斌（吉林大學當代國際關繫研究中心）
翻開這本書，人類的過去就有如一幅由遠及近的畫卷， 一幕幕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這裡有人類的起源、文明的嬗變，有帝國的更迭、宗教的擴散；有對歐亞大陸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運的宏觀思考，也有1914 年6 月28 日薩拉熱窩事件的詳細介紹；有對人性善惡本質的哲學分析，對文明是“詛咒”還是“福音”的辯證評價，也有對世界愈加兩極分化的人道關懷，對人類歷史上諸多災難的淵源—社會變革總是滯後於技術變革—的憂慮與警示。不同於那種把自己的觀點和觀念強加給讀者的歷史學作品，這本書平心靜氣，娓娓道來，沒有教育人的口吻，卻把讀者引入一種求索的境界，讓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釋卷。這本書就是享譽世界幾十年，已經與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齊名、但比《歷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稱為“經典中的經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L. S. Stavrianos）。盡管這個名字對中國人來講過長難記，但它已經隨著《全球通史》一起進入了中國人的知識殿堂，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熟知。
毋庸諱言，閱讀歷史，特別是通史類的教科書，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但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卻可以讓讀者比較輕松地讀下來。這本書問世30 多年來一直暢銷不衰，不斷再版，不僅為英語國家讀者所喜歡，而且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成為在全世界擁有最多讀者的通史類作品。有人把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基礎》、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J. M.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讓- 保羅·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和比爾·蓋茨的《未來之路》並列為20 世紀影響世界的十本書，可見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作為歷史教科書，能夠享受到這樣的“殊榮”，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恐怕也是出乎許多人意料的。
一
那麼，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強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通觀全書，讀者首先會發現，《全球通史》雖是史書，但卻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它雖然是一部歷史教科書，但並不是一味地把讀者拉向遙遠的過去，而是隨時把歷史上的重大變故與當今世界的現狀聯繫在一起，提醒讀者認清所生活的現實世界與歷史的內在聯繫，從而使讀者的思想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在歷史與現實的兩個時空裡馳騁，甚至由此產生出自己對歷史事件的聯想與對比，產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創作的衝動。由此，閱讀歷史成了一種樂趣，成了一個對歷史和現實兩個世界的疑問同時不斷探詢和解答的過程。例如，《全球通史》對伊斯蘭教勢力從中東不斷地向周圍擴張，直至非洲、中亞東部、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的介紹和分析，使讀者自然地體會到“這一點至今仍深刻地影響世界事務的進程”，體會到當今世界圍繞“大中東”的諸多矛盾衝突的緣起，體會到歷史與現實是如何直接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這就涉及一個歷史作品的時代感或現實感問題。“古往今來”是通史類教科書的必然屬性。但如果歷史學家隻是埋頭於“從過去到現在”的敘事，而對讀者的求索目標和心態需求不能給予足夠的關注，那麼歷史作品的“受眾”就隻能局限於本專業的學生和學者，局限於以獲取學分為目標的“專業讀者”之內，而難以擁有歷史專業以外的廣大讀者，歷史作品就難以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實際上，許多大歷史學家的作品都有強烈的時代感或現實感。湯因比的多卷本《歷史研究》，是繼斯賓格勒1917年《西方的沒落》發表之後的另一部歷史巨著。但與《西方的沒落》不同，《歷史研究》並不認為西方的沒落在劫難逃，而是對其存續持樂觀態度。很明顯，《歷史研究》不僅是“歷史研究”，而且也是對當時縈繞西方人心頭的現實問題的正面能視而不見，倘若這是可能的話，那反而荒唐可笑了”。湯因比在閱讀了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後曾撰文指出，盡管此書結束於1500 年，但卻給他以強烈的現實感：它是一種思想武器，可以用來醫治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由於陶醉於技術進步而產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機；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未來—包含各種可能性和選擇的未來。對於許多讀者來說，進入《全球通史》的意境之後就會發現：你不僅在閱讀歷史，而且也在了解現實；你不僅在與過去溝通，也在與現實對話。可以肯定，當你閱讀了《全球通史》之後，會對我們生活其中的當今世界的來龍去脈有一個基本的了解，會對這個世界的走向有一個自己的判定。所以我認為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處，首先就在於它強烈而深刻的現實感。
二
《全球通史》不同凡響，還在於它是“全球史觀”的代表作，是迄今為止全球史觀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啟蒙時代就有人試圖以全球視野來闡釋歷史。但後來“由於好戰的民族國家的興起”，民族國家歷史的編纂獲得強有力的推動，而先前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則消失了。按照斯塔夫裡阿諾斯的說法，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戰”或“二戰”後，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又在西方學術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韋爾斯的《世界史綱》、湯因比的多卷本《歷史研究》、W. H.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和《世界史》，以及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等。
人們一般都把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看成當代“全球史觀”的理論上的先行者，認為他在1955 年的論文集《處於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觀問題，以後又在1967年的《當代史導論》、1978 年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和同年的《泰晤士歷史地圖集》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兩卷本《全球通史》（1970 和1971 年）和麥克尼爾的《世界史》（1967年），則被巴勒克拉夫視為體現了“全球史觀”的代表作。他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中指出：“近年來在用全球觀點或包含全球內容重新進行世界史寫作的嘗試中，最有推動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歷史學家個人單獨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 S. 斯塔夫裡阿諾斯和W. H. 麥克尼爾的著作最為著名。”斯塔夫裡阿諾斯本人也把1960 年代“世界歷史學會”（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世界歷史雜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的出版和1970 與1971 年他的《全球通史》第1 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學術界從西方中心論向全球史觀轉變的證據。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倡導的“全球史觀”，主要以突破西方學術界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或稱“西歐中心論”“歐美中心論”和“西方中心論”）的限制為特征，主張歷史研究者“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世界各地區一切民族的建樹”。“在當前世界性事件的影響下，歷史學家所要達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種新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認為，世界上每個地區的每個民族和各個文明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權利要求對自己進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許將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經歷隻當作邊緣的無意義的東西加以排斥。”在《當代史導論》中，他明確反對以西歐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時代—歐洲時代—大西洋時代”的歷史闡釋體繫。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構建全球史學已經成為史學界多數人共識的今天，我們重讀半個世紀以來巴勒克拉夫等人的作品，不能不被他們的先見之明所折服。
作為全球史觀的代表作，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對於中國讀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全球通史》摒棄了西方傳統的世界歷史的闡釋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現）代”的“三分法”，將整個人類歷史的演進劃分成兩個基本的階段，即1500 年以前諸孤立地區的世界和1500 年以後西方的興起並占優勢的世界。這樣一種劃分方法對許多中國讀者來說是不習慣的，因為大多數中國讀者已經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對歷史的思維定式。但這樣一種劃分卻有利於消除中國讀者頭腦中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之間的“時間位差”，把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和認識真正融入對整個世界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中去。眾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現代”是中國歷史學家對世界歷史最為常見的階段劃分，也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一種世界歷史闡釋體繫，實際上是西方學術界“三分法”的變種。它無視“中世紀”隻是歐洲乃至西歐獨有的歷史經歷這樣一種事實，而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鑲嵌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之中，同時也把中國歷史的階段劃分置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1840 年開始的中國“近代”要比世界歷史上的“近代”晚幾百年。中國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國與世界兩個不同的時間表來理解中國的過去與世界的過去。
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無意這樣為難我們。它也使用“中世紀”這樣的概念，但主要用於描述歐洲的歷史進程及其與歐洲以外地區歷史進程的比較，而不是要把各地區的歷史整齊劃一。換言之，它沒有設定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評價世界各地區的歷史進度。實際上，當代多數西方學者都已拋棄了傳統的“三分法”，承認“歷史在這個星球上不是按同一個速度進行的”，“三分法”存在著清晰的歐洲中心論偏見。正如美國學者威廉·麥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不是基督徒，並且隻有亞歐大陸的最西端屬於羅馬帝國。一個帝國崩潰後，出現的是一個影響全體的但無帝國疆界的宗教，在後來是它的分裂及由一個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這種經歷是西方社會所獨有的。其他社會的歷史則表現出不同的模式。” 但是，對於“三分法”的否定並沒有阻礙西方學者在世界歷史分期上進行的不懈努力。實際上，多少年來，西方學者在世界歷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探求整個世界歷史進程中時間與空間的契合點。如沃爾夫從“家族秩序的生產方式—納貢（封建）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的分期，麥金德從“開放體繫—封閉體繫—開放體繫—封閉體繫”角度進行的分期，沃勒斯坦從“微型體繫—世界帝國—世界經濟”角度進行的分期，霍奇森從“農業時代—技術時代”角度進行的分期，麥克尼爾從“前文明—文明—相互聯繫的文明—全球文明”角度進行的分期， 格爾納從“狩獵—農業—技術”角度進行的分期，麥克高希從“文化技術”（原始或表意文字、字母文字、印刷術、電子通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角度進行的分期和布贊與利特爾從“前國際體繫—相互聯繫的國際體繫—全球國際體繫”角度進行的分期，等等。
仔細研讀這些分期後我們會發現，盡管它們的切入點不同，時間上有很大差異，但它們都把1500 年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換言之，1500 年是多數世界歷史分期在時間上的共同契合點。這可以證明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以1500 年為界的基本劃分的合理性和權威性，同時也給中國人對世界歷史的認識和世界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以諸多參考和啟迪。
三
《全球通史》不想在闡釋體繫上束縛住讀者的想像力，作者的闡釋手法更是讓讀者得以“思接千載，視通萬裡”，“就如一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時形成的觀點，因而，與居住倫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裡的觀察者的觀點判然不同”。例如，《全球通史》打破地區和民族的界限，按照歷史運動本身的空間來闡釋歷史，不僅讓讀者從地區史和國別史的框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真正進入“整體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從中產生許多對現實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考，尤其對我們深入考察20 世紀以來“民族國家”形式遮蓋之下的真實世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斯塔夫裡阿諾斯沒有聲言自己采用了什麼研究方法，但實際上他對歷史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多種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論、地緣政治理論、文明交流理論、長時段和宏觀歷史理論等，都了如指掌，應用嫻熟，從而為讀者構建起一幕幕雄偉的歷史畫卷。不同領域的讀者可以從《全球通史》的不同側面，汲取不同的知識、觀點和方法，這就是一本歷史學的巨著應該做到的。當然，《全球通史》也闡釋了許多人們共同關心的觀點和話題。如作者在考察歐亞大陸文明興衰時指出：如果其他地理條件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間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因為易接近性既為各民族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也制造了淘汰的壓力；歐亞大陸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歐亞大陸內部的遊牧部落和周圍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區之間的歷史；農業文明結束了長達數千年的種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蒙古人種、高加索人種和黑人的優勢；在古代文明的數千年裡，中東一直是創始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時代，中東的優勢漸漸消失，除了宗教領域外，中東不再是創造發明的重要發源地；古典時代形成的、並在許多情況下一直存續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從歐亞大陸諸邊緣地區發展起來的文明的產物，如希臘和羅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正是歐亞大陸的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徹底的破壞，無法復原，被一種嶄新的東西所代替，纔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方衰落了，但西方開啟的現代革命卻蔓延到全世界，因而西方也是成功的，等等。
斯塔夫裡阿諾斯對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比較，讓讀者對中國的歷史留下更深刻的印像，對中國讀者理解中國的歷史也具有啟發和借鋻意義。如他認為中國在種族和文化上的統一性是由於中國文明—這個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因而存在於歐亞其他文明中的教士與俗人之間、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巨大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他還認為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隻有三次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大革命，這前221 年秦王朝對中國的統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發和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當然，《全球通史》充滿富有哲理的睿見，筆者常讀常新，這裡隻是簡單地舉要而已。
四
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中譯本是這本享譽世界的歷史教科書的第7版。該書第1 版上卷問世於1970 年，下卷問世於1971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這個中譯本是根據作者1999 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譯出的。同第1 版相比，第7版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覆蓋的時間跨度增加了。作者把他所闡釋的內容延展到1990 年代末。新版本加入了冷戰終結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全球性影響的內容，最後以蘇丹的饑荒和印巴核試爆結尾，更加凸顯了他一直強調和憂慮的這樣一個歷史主題，即社會變革滯後於技術變革一直是人類許多災難的根源。第二，原來上下兩卷的副標題分別是“1500 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 年以後的世界”，第7版上下兩卷隻有一個副標題：“從史前到21 世紀”，突出全書是一個整體。第三，許多章節的內容都做了調整和簡化，更加適應歷史學專業以外讀者的需求；同時還增加了許多新的原始文獻資料，反映了時代發展的需要。如新版本開闢一章專門介紹波利尼西亞即太平洋地區的歷史發展，從而更加顯示了“全球通史”的完整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新增了數百幅生動珍貴的照片和脈絡清晰的地圖，使這部經典之作更加圖文並茂。最後，作者為讀者提供了大量最新參考書目，進一步豐富了《全球通史》的信息含量。
關於這個新版本，斯塔夫裡阿諾斯本人在“致讀者”中有這樣的表述：“每個時代都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速度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
為什麼本書第1 版問世纔30 個年頭，現在又要出版面向21 世紀的新版本呢？斯塔夫裡阿諾斯回答說：“答案與出第1 版時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 世紀60 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 年代和21 世紀的新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20 世紀60 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20 世紀90 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力’的結果。”
五
最後，我們該來談談《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了。L. S. 斯塔夫裡阿諾斯是美國加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曾獲得過古根海姆獎、福特傑出教師獎和洛克菲勒基金獎等一繫列學術榮譽。雖然他以《全球通史》聞名世界，但實際上他著述頗豐，還有大量其他作品為學術界所稱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其他作品還包括《1453 年以來的巴爾干各國》《奧斯曼帝國：它是歐洲的病人嗎？》《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和《遠古以來的人類生命線：新世界史》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英文版出版於1981 年，1993年我國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譯本，2016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這本書可以說是作者《全球通史》的延續和發展。斯塔夫裡阿諾斯沒有采用冷戰期間對“第三世界”的意識形態界定，而是將其置於全球視野中進行整體的歷史考察，認為第三世界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實體，也與地理位置沒有絕對的關繫；最早的第三世界發端於東歐，之後纔將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區納入進來；第三世界不是與西方偶有聯繫的遙遠異域，而是西方自己的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顯然，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讀的歷史著作。在1997年發表的《遠古以來的人類生命線：新世界史》中，斯塔夫裡阿諾斯通過把人類歷史定義為三個類型，即家族社會、納貢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而對世界歷史提出了一種獨特詮釋。在每一個類型的內部，斯塔夫裡阿諾斯又研究了生態、兩性關繫、社會關繫和戰爭四個生命線問題，並就與這四個生命線有關的21 世紀可能的前景進行了展望。相信斯塔夫裡阿諾斯這本書也會給中國讀者諸多啟示。
當然，同其他學術作品一樣，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也不可能完美無缺。我們在研讀和欣賞這部優秀作品時也應該有一種批判精神。盡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但由於他特殊強調西方是1500 年以來世界的動力之源，所以人們就對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產生了懷疑。另外，人們普遍認為西歐文化並沒有在中世紀蕩然無存，因此他關於西方何以從落後變為先進的立論就不夠堅實，他對整個歐亞大陸諸古典文明歷史命運的整體解讀因而也就不能說完全站得住腳了。
不過，這些問題都可以見仁見智，重要的是我們在學習別人優秀作品的時候應該具有一種批判精神，這樣纔能夠為我所用，充實自己。遺憾的是，盡管我們是一個文明古國，是當今世界上文化的鏈條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化大國，是一個歷史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但我們迄今還沒有奉獻給世界一本像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這樣為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們所熟知和欣賞的史學力作，我們甚至依然在用別人的模式理解我們自己和整個世界的歷史。這是與我們中國的歷史地位和現實身份不相符的。中國的強大有賴於中國文化力量的發展和強大，其中包括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解讀能力和闡釋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塔夫裡阿諾斯及其《全球通史》是一面鏡子，它映照著無數的你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