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是研究符號及其意指活動規律的科學。
《符號學論略》分為五個部分：符號學概論、符號學理論闡釋、語言符號學研究、符號學應用研究、符號學評介，對符號學的發展進行了繫統介紹和深入探討。
《符號學論略》追蹤世界符號學的發展步伐，彙集了作者相關領域學術論文三十餘篇，涉及符號學歷史、符號學各學派典型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論闡釋總結、個人在語言符號學方向上的探索、關於以翻譯符號學為代表的符號學當代應用方面的恩考、關於其他當代學人符號學研究成果的評介幾個方面，此較清晰地呈現了作者學術生涯各階段深耕符號學領域的成績，全面展示了作者在國內符號學界的學術影響力。
《符號學論略》既是作者個人的成果總結，也有利於讀者回顧20世紀世界各符號學大國的發展脈絡，展望27世紀的未來走向，對我國相關領域學者繼續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符號學學派，具有很好的借鋻和啟示意義。

王銘玉，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天津外國語大學原副校長、翻譯與跨文化傳播研究院院長、中國邏輯學會符號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會長、中央編譯局國家高端智庫核心團隊成員、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傑出津門學者、俄羅斯普希金獎章獲得者、俄羅斯“友誼與合作”獎章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兼任全國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俄語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翻譯協會對外話語體繫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外文學會會長、京津冀MTI教育聯盟聯盟長、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義務教育俄語課標組組長、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俄語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2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和兼職研究員。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外語教學與研究》等重要報紙刊物公開發表論文130餘篇，出版49部專著、譯著和教材。先後完成省部級以上課題13項，2次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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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號學概論
中外符號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符號學研究20年
俄羅斯符號學研究的歷史流變
二十一世紀語言學的八大發展趨勢（上）
二十一世紀語言學的八大發展趨勢（中）
二十一世紀語言學的八大發展趨勢（下）
中國符號學的理論依歸和學術精神

第二章 符號學理論闡釋
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繼承與批判
符號的結構語義分析與敘事語義分析——格雷馬斯思想探析
符號的性質及對話理論——巴赫金思想研究
符號的模式化繫統與符號域——洛特曼符號學思想研究
符號的代碼理論及大眾交際手段——艾柯符號學思想研究
符號的互文性與解析符號學——克裡斯蒂娃思想研究
談語言符號學理論繫統的構建

第三章 語言符號學研究
從符號學看語言符號學
語言符號的層次及其相互關繫
語言符號的意義
組合關繫的制約因素
聚合關繫的制約因素
對語言符號像似性的探索

第四章 符號學應用研究
符號學·語言·語言文化的肖像性
符號學理論在像征詞語分析中的應用
語言符號的標記性及其在反義詞偶中的體現
語言文化研究的符號學觀照
翻譯符號學視域下的符號守恆
翻譯符號學的學科內涵

第五章 符號學評介
符號-結構詩學研究的前景——蘇敏《文本文學審美風格》評價
《符號·語言·人：語言符號學引論》序
《俄語功能語法理論及研究》序
《文本分析的符號學視角》序言
《符號學與翻譯問題研究——以皮爾斯符號學為綱》序
《翻譯符號學初探——格雷譯文選譯》序
《哲學實效論與翻譯符號學》序
論說《符號學思想論》
從語言符號學到翻譯符號學——王銘玉教授訪談錄
“我為自己語言符號學學術生命制定了‘四十年四階段研究計劃’”——訪天津外國語大學副校長王銘玉

中國邏輯學會符號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語言與符號學會會長、天津外國語大學前副校長王銘玉教授撰著的《符號學論略——鏤金文集》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初步完成排版工作，我有幸先於他人閱讀全書並向銘玉祝賀，當然最後應諾盡快為本論著寫上幾句。
種種原因，我們這兩代人走在一起了。
正如銘玉所言，改革開放成就了他的“三書”人生，即“讀書，教書，寫書”。我沒有機會調研銘玉在完成“三書”上的具體經驗，但他所說的“寫書”據我了解已有四十多部（包括專著、編著、譯著、教材、詞典等）。單就符號學而言，已有《語言符號學》《符號學研究》《符號語言學》《現代語言符號學》《符號學思想論》五部。那麼，我的情況呢？一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已步入四十歲中年的我竟然回歸母校北京大學任教。到1978年也得益於改革開放，以45歲高齡考取教育部派遣中青年教師出國進修的名額，次年1月去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語言學繫進修，學習了韓禮德（M.A.K.Halliday）的“繫統功能語言學”，回國後從事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隻是那時我還沒有銘玉那“寫書”的豪言壯志。
最重要的機遇是語言符號學的研究使我們兩代人有了直接接觸。1993年，我在北京大學英語繫擔任兩屆繫主任卸任後不久，中文繫比較文學研究中心樂黛雲主任突然找上門，勸說我代表北京大學給蘇州大學準備成立的中國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擔任“名義上的會長”，具體事務仍由蘇州大學負責。事後了解，1993年前後蘇州大學為了成立中國符號學會，想掛靠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樂黛雲教授給蘇州大學提出兩個條件，一是籌建中的“中國符號學會”改為“中國語言與符號學會”，因為符號學研究要結合包括中文和外文在內的“語言”纔可獲得北京大學校領導和上級單位批準；其次會長由北大派遣，不然難以向上級解釋這個學會與北大的關繫。我接受此任務後，匆忙準備了《巴赫金與社會符號學》一文，參加了這個學會1994年召開的第一次年會。就是這個年會，尚處“年輕小伙”的銘玉也參加了，結識了我這個“名義上的會長”。坦率地說，當時我對符號學研究重視不夠，滿以為自己掛名的任務已經完成，可以不再參加往後的活動了。踫巧1996年我在北大退休後出國探親，沒有參加1996年在山東大學召開的第二屆年會。我在內心深處的想法是通過逃會，給蘇州大學提供一個借故改選會長的機會。不料我回國後，銘玉還真的鄭重其事地給我提了意見，說由於我沒有與會，群龍無首，山東那次會議開得不太成功，這不利於我國符號學研究的發展。在銘玉的開導和支持下，我這個老漢還真的聽進去了，此後每次年會我都參加。直到2016年83歲高齡，征得與會高校同意，經過選舉，銘玉當選為中國語言與符號學會的第二任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