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北亞文化交流志》: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學者的經典力作。
《中國與東北亞文化交流志》引經據典，以豐富的材料歷數史前時期至明清時期中國文化在東北亞地區傳播的脈絡，是研究中國文化在東北亞地區傳播的必備參考書。

海報：

《中國與東北亞文化交流志》主要記述中國與其近鄰日本和朝鮮的文化交流，從中國上古文獻中關於古代日本、朝鮮的發現的記載說起，繼而介紹中國古代思想哲學的東傳，中國儒學、佛學在日本和朝鮮的傳播，中日、中朝文學相互會合而產生的成果以及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的不同渠道和不同方式。本志也介紹了日本和朝鮮各歷史時期的文化代表人物。

嚴紹璗，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擔任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日本文部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著有《日本的中國學家》《中日古代文學關繫史稿》《中國文學在日本》、《日本中國學史稿》等14種專著。發表論文、譯文170餘篇。

劉渤，曾任北京大學學生工作部部長、亞非研究所副所長、韓國學研究中心秘書長。譯著有《韓國近代史》。發表論文多篇。

“東方文化集成”總序季羨林1
導言1

第一編史前文化編
第一章古代日本的發現——中國上古文獻中關於日本的記載
第一節《爾雅》中的“日下”與“日本”的定名
第二節《尚書》中的“島夷”與“原日本人”
第三節《山海經》中的“倭”與“阿伊努”人
第四節《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與“邪馬臺”國

第二章古代朝鮮的發現
第一節從考古學看古朝鮮文化的起源
第二節中國古籍記載的古朝鮮
第三節朝鮮神話
第三章日本文化的黎明時期——日本神話與中國文化的交融
第一節中日二神創世神話的交融
第二節中日“獨身神”神話的共融
第三節日本“天孫降臨”神話與中國文化的交融
第四節日本的“唯美神話”與中國上古的“物崇拜”

第二編思想哲學編

第四章中國古代思想哲學的東傳與古代日本的文化
第一節古典儒學東傳日本
第二節日本古代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第三節中國的陰陽學說與日本的古代文化

第五章佛教的東傳和早期佛教活動的文化史意義
第一節早期佛教的傳入
第二節鋻真和尚的東渡
第三節入唐八家及其在日本文化史上的意義

第六章中國儒學與朝鮮
第一節朝鮮儒學概述
第二節朝鮮儒學的代表人物

第七章中國佛學與朝鮮
第一節中國佛學的東傳
第二節新羅時代的中朝佛學交流
第三節高麗時代的中朝佛學交流
第四節李朝時代的中朝佛學交流

第八章 日本五山時代的禪宗與宋學
第一節五山文化的範疇
第二節五山僧侶儒佛互補的理念
第三節中國宋學的東傳
第四節日本中世時代的新儒學

第九章日本近世的儒學
第一節林羅山與朱子學派
第二節中江籐樹與陽明學派
第三節伊籐仁齋、荻生徂徠與古學派
第三編文學編
第十章日本古代文學的形成與中國文化
第一節日本最早的書面文學集《懷風藻》
第二節《萬葉集》與中國文化的關聯
第十一章日本平安文壇上的中國文化
第一節白居易文學與日本平安文壇
第二節《竹取物語》與中國文化
第三節《源氏物語》與中國文化
第四節平安文壇上的唐人傳奇《遊仙窟》
第十二章中國古代文學東傳朝鮮與高麗時代的漢文學
第一節《公無渡河》與漢文散文和漢文詩
第二節新羅的漢文學與崔致遠
第三節高麗時代的漢文詩
第十三章李白、杜甫對朝鮮古典詩歌的影響
第一節李白對朝鮮古典詩歌的影響
第二節杜甫對朝鮮古典詩歌的影響
第十四章朝鮮古代小說的形成和中國文化的關繫
第一節朝鮮三大古典小說
第二節朝鮮古典小說和中國文化的關繫
第十五章日本五山時代的漢文學
第一節五山漢文學的創始
第二節五山漢文學的繁榮
第三節五山漢文學的終結
第十六章江戶時代的文壇與中國文化
第一節“唐通事”的興起與黃檗宗的東傳
第二節明代的傳奇與日本的“假名草子”
第三節明清俗語文學的創作經驗與江戶時代前近代型小說的產生
第四編典籍編
第十七章漢籍東傳日本的軌跡與形式
第一節以人種交流為自然通道的傳播形式五世紀——八世紀末)
第二節以貴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傳播形式九世紀——十二世紀)
第三節以禪宗僧侶為主體的傳播形式十三世紀——十六世紀)
第四節以商業為主要通道的傳播形式十七世紀——十九世紀中期)

第十八章日本古代的漢籍刻刊
第一節《百萬塔陀羅尼經》與日本古代版刻的起始
第二節和刻外典漢籍的發生
第三節五山漢籍刻版印刷事業與漢籍“五山版”
第四節“正平版”《論語集解》與西日本刻書事業的發展
第五節漢籍“官版”的刊行與活字刊印的起始
第六節江戶時代漢籍私人刊印事業的發端
參考文獻
再版後記

第一章古代日本的發現
——中國上古文獻中關於日本的記載
第一節《爾雅》中的“日下”與“日本”的定名
前五世紀至前三世紀，中國上古時代最早的字書《爾雅》第一次記敘了我國先民對中國四周的地理觀念。它稱北方為“觚竹”，南方為“北戶”，西方為“西王母”，東方為“日下”。其中關於“日下”，《爾雅》說：日下者，謂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國也。在古代漢語中，“下”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表示“從高處到低處”，與日本語中的“さがる”(Sagaru)和“おろす”(Orosu)等同義，屬於動詞形態。一是表示“所處的位置在下方”，與日本語中的“もと”(Moto)和“した”(Shita)等同義，屬於名詞形態。《爾雅》中“日下”的“下”，應當屬於前一種意義的方位詞。所以，所謂“日下”，便是“在太陽之本”，而不是“太陽落下”的意思。
如是，《爾雅》的這一表述便可以得到順理成章的詮釋。它的本意是說，中國之東，那裡是太陽的故鄉。這一記載，在當時未必確指日本列島，它更多的是表現了中國古代先民關於太陽的奇特幻想和對於東海的神奇傳說，從而構成了上古時代獨特而神秘的東方觀念。
盡管如此，由《爾雅》所表述的中國上古先民的這一東方觀念，與以後“日本”的定名，卻有著密切的關聯。
日本在飛鳥時代之前，關於自身的國土和人種，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確定的名稱。日本最早的書面文獻《古事記》是依據上古流傳下來的若干“帝紀”和“舊辭”編纂而成，其中稱自己的國土為“大八島國”“大八洲”“葦原中國”“豐葦原水穗國”等。八世紀末編成的《萬葉集》及以後的《古今和歌集》，自稱國名為“やまと”(Yamato)，用漢字表為“倭”或“倭國”。這顯然是把中國古文獻自《山海經》以來關於“倭”的記載，與《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關於“邪馬臺”記述綜合而成的定名。然而，在七八世紀時代日本律令制國家體制逐步確立，形成古代國家的時候，朝廷開始官定國名為“日本720年依據中國傳統的編年體裁又采用古漢文撰寫成的日本古代第一部史書，首次命名為《日本書紀》。
“日本”的含義便是“太陽的故鄉”。在這裡，“本”就是“もと”的意思，即在太陽之下。那麼，當時的日本人究竟依據什麼觀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土地竟然是“太陽的故鄉”呢?地球運動的實際狀況使人類對於太陽的升降具有共同的感受——即太陽從東方升起，在西方降落。這一點，對古代日本人來說具有同樣的意義。因此，“日本”這一名稱的意義，在最初的時候，它並不是日本列島本土居住民的意識，而是觀察到太陽從東方升起的日本列島西側的居住民的意識。
實際上，“日本”這一名稱，與中國《爾雅》中把東方稱為“日下”具有極為深刻的內在關聯。六七世紀時代的日本貴族階級正是接受了《爾雅》中所表達的上古時代中國先民的最原始的東方地理觀念，進而把它作為自己生活的土地、國家和人種的稱謂。
古代日本確定“日本”這一國名與“天皇”這一稱號，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從中顯示出《爾雅》的東方觀念對當時日本最高層知識分子心態的影響。古代日本的最高君主在確定“天皇”的稱號之前，曾稱為“王”“大王”“天子”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大臣小野妹子攜帶“推古天皇”(這是後世的稱呼)致中國隋代皇帝的《國書》。此《國書》的開首這樣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此《國書》引文見《隋書》卷八一《東夷傳》，並見龜》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此話的前半部分“日出處天子”是日本國王的自稱，文句中的“日出處”，明顯地來自《爾雅》中“日下者，謂日所出之所”，使用的是中國先民的東方地理概念。此句的後半部分用“日沒處天子”來指稱中國的皇帝，這裡表述的是日本人的西方地理觀念，認為中國便是太陽西落的地方。這是當時日本的貴族知識分子仿照《爾雅》中“日所出之所”而擬就的西土地理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確認“日本”這一定名是從“日下”引申出來的，這並不過分。這是《爾雅》表述的中國古代先民原始東方觀念的最大價值。
第二節《尚書》中的“島夷”與“原日本人”
中國上古時代記載日本列島的知識的最早文獻，應該推斷為《尚書·禹貢》本章引《尚書》文，皆見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禹貢》為《尚書》中一篇獨立的地理學著作，相傳它記敘的是大禹時代華夏族的地形、山川及田賦等的狀況。司馬遷確信《禹貢》的價值，《史記·夏本紀》幾乎全文抄引《禹貢》的文字。
如果從《禹貢》記敘的地理觀念來考察——北起冀州，南至衡陽，西自傭州，東抵大海，這顯然是戰國時代政治活動的主要區域。由此大致可以判斷《禹貢前五世紀至前三世紀時代的作品，無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學著作。
在《禹貢》中，有兩處記載透露出中國古代先民關於日本列島的最初的知識和觀念：
其一曰：“冀州……島夷皮服，挾右碣石，入於河。”
其二曰：“揚州……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桔柚錫貢。”
這是中國上古時代與海東原始居住民的最早記載。
從殷周開始，華夏族關於域外四方居住民的基本概念，習慣上采用“北狄”“西戎”“南蠻”“東夷”的稱謂。最早時期的“東夷”，指的是今天江淮流域一帶的原居住民。自春秋後期之後，江淮流域逐漸得到開發，楚、吳、越等諸侯國曾強大於一時。從此時代起，中國古文獻中關於“夷”的觀念，與殷周時代的“東夷”，其內涵便有了很大的不同。隨著江淮流域的繁榮與海外交通的拓展，上古時代中國人的地理知識面也逐步擴大，這時候所謂的“夷”與“東夷”主要是指海外居住民了。
從《禹貢》所指示的方位來看，它所記載的“島夷”，指的是中國戰國時代活動於我國河北之東大海之中，與江浙之東大海之中的域外人種。他們分別從冀州(今河北)與揚州(今江蘇)一帶，分南北兩路，登陸上岸，進入我國境內。此種“夷民”，考之戰國時代的地理觀念，再參證相關的古文獻資料，可以判斷，他們是日本列島上的原居住民。人類學上稱之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那麼，究竟依憑什麼作此判斷呢?《論語》中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實，生動地表明了那個時代中中國先民關於“夷”的觀念的演變。
《論語·公冶長》記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本章引《論語》文，皆見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孔子打算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他就準備乘筏渡海，離國他去。此種因政治的失意而欲作“寓公”的想法，是上古以來中國華夏知識分子的傳統，並不奇特。令人震驚的是，孔子竟然欲渡海東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公開言明打算移居海外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學者。那麼，孔子到底準備去什麼地方呢?《漢書·地理志》說得很明白，其文曰：孔子悼道之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本章引《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皆見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校刊本)。這兩段史料中，有兩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春秋時代，海外傳聞的增多及與海外交往的拓展，促使孔子產生了欲去海外作政治“寓公”的念頭。第二，孔子欲居的海外，就是“九夷”之地。而此時的“夷”，已不在中國本土，實在便是樂浪海中的“倭人”。據此則知，此時代的所謂“夷”，即是“倭”，也即是“原日本人”。
從現在的研究中已經獲知，古代日本列島與中國大陸的交往，首先是通過朝鮮半島來實現的。從日本列島的九州，越過對馬海峽，沿朝鮮半島西南海岸，西北向航行，便可到達中國大陸。《禹貢》中所記在冀州見到的“島夷”，即是沿此航線進入我國河北渤海灣的“原日本人”。他們身穿獸皮衣服，沿碣石山下行，到達黃河入海口。在這裡需要指明的是，《尚書》中的“右”，是與《易經》中所表示的相一致的方位概念，即指“西”位。同時，上古時代中日之間的聯繫，也有利用季風，直接越過東海而到達中國大陸的江浙沿岸，然後登陸上岸。《禹貢》中所記在揚州見到的“島夷”，他們身穿草麻編織的衣服，挑筐中裝著貝類的海貨，又以桔子、柚子等南方水果進獻，這便是利用季風和大洋回流，直接渡過東中國海，到達江浙大陸的日本列島九州、鹿兒島等的原居住民。
東漢學者王充在《論衡》中的記載，加強了《禹貢》的確證性。《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倭人貢暢。”《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本章引《論衡》文，皆見《諸子集成》(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這都是記載的日本列島南部的原居住民攜帶香草登上中國大陸的狀況。
《尚書·禹貢》中記錄的這些“島夷”，是全世界第一次在文獻中記錄到的“原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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