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法學的自覺

精彩書摘

《張居正改革之道的歷史幽思》

張居正改革是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事情，尤其頗受當代歷史學者的青睞。史學家對於張居正，從改革人物、改革事件、利益關繫或官場紛爭等方面作出歷史寫實，揭示萬歷十年新政出現了所謂君臣齊心、吏治刷新的可觀成效，但最終更注重凸顯它作為帝制時期中國式改革的備嘗艱辛和最終無奈。但是，黃仁宇1982年出版的《萬歷十五年》，以皇權和相權的分踞與鬥爭的獨特視角，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想像空間，特別是當他高呼“世間已無張居正”之時，張居正改革實際被看成是一個不可置疑的成功標本(特別是相比王莽的托古改制、王安石的青苗變法)，他還把這種成功歸於所謂相權的勝利，而改革成而復敗，大概也是因為相權喪失之故。

竊以為，黃先生在這裡恐怕灌注了對於張居正太多的歷史同情。如果說黃先生對於張居正改革的倍加欣賞，是出自他的所謂“大歷史觀”的話，那麼我覺得這種“大歷史觀”，或者其他學者所提到的“歷史同情觀”，明顯暴露出一種更大範圍的視而不見的局限。因為，它不知不覺落入了以自家歷史為設限的分析框架裡面，其所謂“大”頂多隻在中國歷史範圍裡的大而已。筆者以為，今人之看張居正改革，固然要有“歷史同情觀”(即同情他的勵精圖治之心、備嘗艱辛、堅忍不撥當然還有官場鬥爭智慧)，但更應該能夠超越歷史同情觀而進入歷史比較的廣闊視野。

從改革之道的角度來說，張居正改革值得我們扼腕嘆息，卻不值得我們學習效仿。張居正所作的改革，雖然在中國歷史上而言有一些新意，尤其是和此前一些著名的失敗改革比較，也顯得轟轟烈烈，在表面上算是取得了成功，但是從本質上說它和那些失敗的改革並沒有什麼區別。這是因為，究其實質,張居正改革並沒有走出中國歷史上改革的基本軌跡，它不過是那種自我循環式撥亂反正事件，在中國人治歷史舞臺上再一次徒勞地上演而已。歷朝歷代，總有許多肯於勵精圖治的政治家致力改革，但最終往往以積弊太多、鼎新無力而抱憾退場。

在這一方面，我們仍應認同張東潤先生有關傳記作品所代表呈現的立場。或者說，應當重新回到黃宗羲定律看待這場改革。這就是，我們不得不接受一種不幸的歷史結論：張居正不過是中國眾多悲劇改革家的其中之一而已。因為，從改革之道角度來看，他采取的改革樣本，依舊是人治式的，故而最後不會取得真正的成功。表面上看，在一個時期裡面，與其他完全失敗的改革比較，萬歷新政取得了一些所謂的成績，但從根本上看卻僅僅是表面的、暫時的。所謂表面的，是因為這種改革取得的成果依舊換湯不換藥，雖然吏治在一個階段得到刷新，但是人治政治本質沒有改變，天然親近腐敗、反反復復、充滿變數的特點依舊。我們見到人治歷史總是以一種反復交替的方式發展，一會兒是盛世，一會兒是亂世，開始的興盛總難逃末世悲歌的宿命。所謂暫時的，是指“人治”的不確定本質，會導致改革取得的任何積極成果，都隻是暫時的，最終要得而復失。人治式改革表面成功，其取得必須以時勢和英明政治家兼備為條件，兩個隻要缺少其一，那麼改革就必定立即中斷，然後陷入更加腐敗和潰爛。所以，從一個時間段看，人治式改革即使取得表面成果，終究難以保存。張居正在一個階段，僥幸取得所謂成功，但很快就被證明這些是表面的、暫時的成功。

我們不妨看看張居正的改革背景和條件。改革背景眾所周知，萬歷登基之時，明朝進入到一個政治糜爛、民窮國敝、百廢待興的低潮時期。原因是他爺爺嘉靖皇帝迷信玄修，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又寵信嚴嵩等奸臣，導致綱紀廢弛、吏治腐敗、司法腐敗(那個時候叫貪贓枉法)、人民窮弊(按照海瑞的進諫說法，是“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嘉靖駕崩後，繼位的隆慶皇帝體弱乏力，執政六年便駕崩。10歲不到的太子這時登基，即萬歷朝開始了。改革的機會則是，張居正宦海沉浮已經成熟，立志改革，有顧命大臣之一和帝師身份，且成功“附保(太監頭子馮保)逐高(前首輔高拱)”而成為首輔，威權在身，太後和小皇帝言聽計從。可見，改革背景與歷史上其他改革大體都是一樣的，但是改革條件卻很不一般——從人治政治而言，相比歷史上其他宰相或首席大臣所領導的改革，張居正具備絕對優勢的政治資本，一邊是小皇帝，一邊是威權在手，簡直就是攝政王在領導改革(借用當代史學家樊樹志先生的說法)。

所以，從人治背景來說，改革取得暫時成功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在中國歷史上，人治式改革成功的前提，在於必須順應人治體制的政治運行規律，即先取得中央權威，特別是達到可以掌控全局、朝令夕行的程度，如此纔可達成順勢而為的功效。張居正明白這一點，也備足了這一點。他和太監頭子馮保掌控了小兒皇帝的朝政大權，在官場有足夠的威殺力，形成改革雷厲風行的保障，史稱“大小臣工，鰓鰓奉職，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張居正的改革思路當然也是聰明的(比照歷史上一些政治笨蛋來說)，先政治後經濟。政治改革是什麼，當然是鼎舊革新的那一套，即去除腐敗，張揚政紀，挽救民心。那麼怎麼做呢？張居正沒有儒家經典教導的應采取長期教化的耐心，而是直接從法家找辦法(估計他也不相信政治品德教育真有什麼效果，所以相比王莽推廣周禮的做法，他可是務實得多)。他以破常規手段，“掃除廓清”，以求迅速改變“官場人心沉溺已久”的情況。

首先，是推行積極吏治，來整頓安逸、鑽營的官場風氣。他采取了鞭打式的“考成法”。對官員定指標，定期考核加監督舉察，做到綜合名實，信賞必罰。如此，使得安逸且習慣通過走關繫晉升的官員，不得不改頭換面，去做勤政、善政的文章，官僚主義一下子隱跡了。當然，官員們也就覺得很累，每天都像被拉扯到極限的彈簧(這就打下了後來反攻倒算的伏筆)。其次，就是嚴厲打擊腐敗(當然是有選擇性的)。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打老虎和拍蒼蠅，前者如黔國公沐朝弼、吏部左侍郎魏學曾之類，後者如大同巡撫劉應箕、江油知縣趙佐等。這兩招十分管用。按照人治政治的規律，隻要改革者握有中央權威而且願意勵精圖治，治理官場腐敗(還沒有到皇帝和首輔那個層次)和行政疲軟，從標上來說肯定是手到擒來，甚至可以在一天就看到官場改頭換面、煥然一新。當然，這種變是有條件的，隻要上面壓力條件發生變化，那麼很快就會恢復原狀甚至變本加厲。

張居正當然沒有僅僅停留在整頓吏治上，他還有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振興經濟、開闢財政，或者說富國富民。首先，開源節流是要做的，包括上從皇宮、中央下到各級，推行節儉從政，限制公款花銷(例如驛站經費)，裁減多餘位置，鼓勵軍墾等等。其次，張居正有相當高明的地方，他學習歷史上桑弘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的理財方式，自己叫做“不加賦而上用足”。換言之，不采取殺雞取卵的辦法(不增加對民的賦稅)，而是通過理清稅治達到增加國家財政的目的，叫做“理逋負以足國”(把偷稅漏稅清收回來就可以富國了)，原來積年來的腐敗政治，導致土豪劣紳大量地“偷稅漏稅”，由此虧空國庫。

張居正怎麼做呢？他以著重整頓戶部入手，通過組織整頓和提高，建立了有效運行體繫，同時通過結合“考成法”，督促地方各級。清理重點，在於對賦稅賬簿進行重新整理，組織清丈田畝，以此為基礎清理隱蔽的田畝。結果，最後清出了隱瞞的田畝達到一億八千畝，萬歷財政一下子就富得冒油。當然，張居正還推行了我們熟知的所謂“一條鞭法”，把賦予和徭稅貨幣化，這種辦法使得賦稅簡單化，當然也就清晰化了。這些改革要說高明的話，在於抓住要害，抑制了土豪劣紳和官員的聯合的“貪國財”行為，國庫收到了該收取的；對於老百姓來說，也有一些間接效果，就是間接抑制了土地兼並。但這終究並非從根子上的富民富國，與我們今天講的促進市場經濟建設、鼓勵市場創造和創新，扶持民營企業發展等差距甚大(張居正當時想不到也不敢想)。這些措施的效果，也取決於特定政治氣候，那就是“萬歷新政”成功刮起的吏治風暴。

正如前面提到的，人治式改革的命運是不可持續的。隻要是人治式的改革理想，最終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張居正的改革，成績來之不易，但是消失得很快。當張居正在萬歷十年去世，我們看到的，很快便是官場的反正(終於可以回到以前的慵懶、腐敗狀態了)，甚至是萬歷皇帝主導的全面反正(萬歷皇帝會嫉恨一個死去權臣，即使這個人曾經為他的家天下勵精圖治，這在人治政治並非罕見)，吏治混亂更加荒誕，官場腐敗更加猛烈(從壓抑中爆發)。所謂萬歷新政，不僅就此終結，而且既有的改革成果立即蕩然無存。甚至，更壞的是，在萬歷皇帝的自負之下，在官場朋黨化互相逐利的惡劣風氣之下，賢者日遠日下，庸壞者居於高位，政治上加速向腐敗頂點發展，國家治理走向極端的無能和平庸。至於經濟上，張居正清丈出來的田畝賦稅，據說為此後大明王朝財政頂了很多年，但是在政治腐敗、昏庸吏治的前提下，表面的浮華成為實際的悲摧——因為這種該由實際田業主承擔的負擔很快經由官豪勾結轉嫁給了老百姓，最終導致百姓陷入絕境，埋下明朝不久之後民亂叢生的伏筆。

總之，萬歷新政功敗垂成，並非如黃仁宇先生所感嘆的，乃繫於張居正之死，或者說繫於相權之亡。一開始，它就由自身作為人治改革的本質所決定，最後必定要如此這般地謝幕。因為人治式改革本身，不能解決人治的根本弊端。所以，要走出歷史怪圈，隻有另闢蹊徑。

《且慢些對互聯網金融下手》

近日，馬雲萬分沮喪，因為阿裡巴巴以“‘支付寶’——‘餘額寶’”為戰略路線而精心策劃的互聯網金融理財挺進浪潮，有可能要被央行的一紙文件打回到當初的起點——從哪裡來還是到哪裡去吧！

馬雲哀嘆，打敗我的不是別的，可能是一紙文件！央行正在征求意見的一項規定，準備對第三方支付轉賬進行限額，即：第三方個人支付賬戶轉賬單筆不超過1，年累計不能超；個人支付賬戶單筆消費金額不得超過5，月累計金額不得超；此外，轉入資金隻能用於消費和轉賬轉出，不得向銀行賬戶回提。可見，雖然沒有說要取締“餘額寶”們，但是也差不多了——這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

阿裡巴巴此前在互聯網金融領域是多麼的一路高歌猛進啊！它先是巧妙而成功推行“支付寶”，這個“支付寶”看似是一種第三方支付平臺，實際是一步具有撲朔迷離、瞞天過海功效的妙手伏筆。遙想當年，馬雲進入C2C領域後，苦思冥想就想出了“支付寶”這個工具，2004年12月還獨立成立為浙江支付寶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支付寶”名為解決網絡交易安全所設的一個功能，旨在提供“第三方擔保”，由買家將貨款打到支付寶賬戶，由支付寶向賣家通知發貨，買家收到商品確認後指令支付寶將貨款放於賣家，至此完成一筆網絡交易。2005年，馬雲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吹風，說這是一個且僅僅是一個第三方支付平臺。央行相信了馬雲們的“忽悠”，於是3年前最終給它頒發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牌照，正式給予了準生證。

2013年6月13日，馬雲終於拿出後手。他在“支付寶”迅速增長的客戶數量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餘額寶功能，推出的餘額寶在支付寶的前提下，能直接購買基金等理財產品，獲得相對較高的收益，同時餘額寶內的資金還能隨時用於網上購物、支付寶轉賬等支付功能。也就是說，以幫助消費者餘額理財為名，馬雲打造出第一隻在線投資基金。

“餘額寶”一出，立即給銀行業帶來一場風暴，一個統計數據說，到今年2月底，它從逾8100萬用戶手中，吸引了超過41人民幣(合67)的存款。“餘額寶”還帶來了蝴蝶效應，因為隨後擁有中國最流行手機通訊應用的騰訊、中國第一大搜索引擎百度等也紛紛推出了類似產品，進一步對傳統銀行業務構成巨大壓力。

餘額寶們的成功，是當今互聯網科技時勢必然，也表征一個網民狂歡時代的到來！有人說，阿裡金融真正實現了平民理財、懶人理財。但是在我看來，其實遠不止這些，支付寶—餘額寶解決的不是簡單的網絡化帶來的便利問題(這個確實是一種巨大的技術價值，想想我們有多少宅男宅女呢)，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我們現行金融體制鑄就的金融壁壘。

傳統銀行業出生於計劃金融體繫，動輒以金融安全為名，借助特殊政策和特權牌照的壟斷，基本上可以將廣大人民群眾的金融需求置於不顧。盡管這些年，銀行業內部競爭加強，導致了一些變化，包括也開始經營或推銷一些理財產品，並且逐漸改變一些劣習。但本質上，銀行業整體是靠睡在以金融安全為幌子構築的壟斷利益體制機制上過日子的。餘額寶們，這些年采取曲線救國的路線，可謂用心良苦，但是它們捕捉到了現代金融自由的真諦，理解了現代金融經濟的本質需求，所以一舉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在監管體繫尚為空白的情況下，網民們仍然可以不顧身邊的各種所謂“風險提醒”而“飛蛾撲火”，心甘情願成就餘額寶神話。

傳統銀行業最終要和阿裡巴巴式的互聯網金融攤牌，這是必然的事情。受到互聯網金融威脅的傳統銀行業界，絕對不會放棄壟斷利益，這些隻會以國家金融安全名義懶洋洋地享受特權執照利息的“傳統銀行業”，這回是徹底恐慌了。這是金融保守勢力的最後一搏。那麼，他們想怎麼做呢？當然是要借助央行的干涉政策。

早在上個月底，英國《金融時報》就有人作出預測：“中國互聯網企業大舉進軍金融業務的趨勢可能很快遭到擊退，原因是中國銀行業呼吁監管機構出臺限制互聯網金融的措施”。他們最初的想法，據官方媒體報道，是要求監管機構將互聯網企業出售的在線投資基金與普通銀行存款同樣對待。

筆者情願相信，央行在傳統銀行業的挾持下，在金融智慧如此發達、廣大網民已經嘗到了金融自由甜頭的今天，不會傻到隻會拿刀一砍的程度。那麼此次，央行會不會真的出手呢？它真的會從當年發出的第三方支付平臺執照入手，來個限制政策，釜底抽薪嗎？要是真的如此，這不是一件“既與之、又奪之”的反復事件麼？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筆者關注互聯網金融有年。對互聯網諸種金融平臺所作的掙扎十分的同情，當然也對他們在灰色地帶所作出的那些像當年八路軍、新四軍的智慧作為深表感佩，也為互聯網上那些“屌絲”網民的狂歡感到有所同感。值此危機之際，對馬雲等互聯網金融開拓者們表示一聲點贊！(不過搞P2P的唐寧例外，他的公司似乎有高利貸之疑)。強烈建議央行限制之手且住。請再等一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市場化體制改革，特別是要以市場要作為決定性力量。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報告裡面也為互聯網金融提出了鼓勵支持的大方向。

筆者建議，對於借助互聯網企業平臺而從民間崛起的互聯網金融，請不要限制而是去鼓勵，請不要蠻橫控制而是去正當化監管。正確的思路應該是：有關方面應果斷在金融更趨自由的基礎上，確立一個以包容金融混業融合為特點的大金融合理監管體繫，盡快就互聯網金融不同品種確立風險監管規則，同時要迅速革除以傳統金融壟斷利益為維護的一些惡法，包括刑法上有關金融經營犯罪的一些不利規定，這纔是治理互聯網金融的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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