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做一個可愛的人（節選）
受訪人：謝冕
采訪人：邵燕君
采訪時間：2020 年9 月10 日
受訪人介紹：謝冕，1932 年生。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繫，畢業後留校任教。北京大學中文繫當代文學博士點首任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新詩批評和研究工作。1980 年籌辦並主持了全國唯一的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現任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名譽院長，著有《中國新詩史略》等，主編有叢書《中國新詩總繫》《中國新詩總論》。
采訪人介紹：邵燕君，1986 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繫，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現任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網絡文學研究和文學生產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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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冕：是這樣的，我的人生當中有幾個重大的選擇。一個選擇就是到軍隊去。我小時候看到社會的不公，生活很艱難，比如北方的“路倒”，餓得不行的人倒在路上，連個尸首都沒人收拾。一方面是燈紅酒綠，一方面是這樣的不公，加上自己的切身體會，因為我家庭很貧寒，於是對底層老百姓的生活就有天然的一種親切感。那個時候是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5月上海解放。我們家鄉福州靠著上海很近，感受到新的時代要到來了。這時候我自己生活也很困難，我每年上學都要老師批條子減學費，剩下的這些我還交不了，我都要家屬，比如我的姐姐，還有家裡頭親戚朋友幫助那部分沒有被免的學費。求學是太難了，我要找一個出路。
這時候家鄉解放了，就看到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們，在八千裡行軍之後，都頂著大太陽睡在街上。我說哪有這樣的軍隊，這個軍隊是義師，我要參加這個軍隊，我要跟著這個軍隊解放全中國。
這就是我的一個最早的選擇。我一方面對舊社會有這種感受，腐敗、黑暗；一方面又好像有新的理想、新的火光在前面。至於說前面是什麼，也知道，有風險，因為香港還沒解放，整個閩南都沒解放，我跟隨著部隊走的時候，當然有整個生死的考驗，但那就不在考慮之內了。就是往前走，就是這樣一種選擇，我投身軍旅，當了六年的兵。
邵燕君：那這六年的軍旅生活在您一生之中有什麼影響？
謝 冕：軍旅生活。我不美化我自己，我是一個小知識分子，學問不大，大小是個高中生，對不對？有一點文化。知識分子渴望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思想，軍隊的紀律，限制得很嚴。但這是我自己選擇的道路啊，我自己選擇要走出家庭，我要解放全中國啊，我沒有回頭路。不僅我自己，我還動員了很多愛好文學的同學一起參軍，有十幾個人，沒有回頭路。不管前面怎麼樣，我自己選擇的路我要走到底。軍旅生活有個好處，使我變得很堅強。我什麼都不顧、什麼都不怕，我既然選擇了，就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另外一個是守紀律，你答應的事一定要做到。我有一種堅持，不畏艱險，而且守紀律、守時間，這就是軍隊給我的。所以看起來我像個詩人，但我還有戰士、軍人身份給我的鍛煉。在年輕的時候受一些鍛煉是很好的，對自己的一生有很多好處。
邵燕君：後來您又報考了北大中文繫。您說復員以後好像又感受到了一種聖地的召喚，這個聖地就是北大中文繫嗎？怎麼召喚的呢？您也是著名的55 級學生，這個年級集體編寫了《中國文學史》，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之後又跟五位同學，包括洪子誠老師、孫玉石老師，編寫了《新詩發展概況》。這都是大會戰式的集體寫作，當時是以青年革命的姿態反權威，纔能夠讓學生編教材。這個經歷太罕見了，應該說隻能發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們不可能復制。如果單從學術訓練、學術經歷層面談，您覺得它給了您什麼呢？從學術的角度來講，又有什麼經驗可以對今天的學生們說？
謝 冕：這個時代是不可復制的，我也不希望它復制，不希望它重新出現。告別就是告別，永遠不再重復。這個時代距離現在大概有六七十年了。
為什麼有一個聖地召喚的問題呢？因為我“被復員”了。復員不是轉業，不是說你帶著軍隊職務到地方去。我“被復員”，就要回來重新找工作。大家知道，我初中念完、高中念了一年，中學一共纔念了四年，我的學歷很低，什麼都做不了，所以還是自己找出路吧。這就找到了，我要上大學，我要參加高考。這時候我下決心，自學我朋友借來的整個中學的課本。現在說到張炯，張炯老師是我同班同學，他聽說我要準備高考，他也想，於是我們兩個就在一起學習功課。1955年4月回來，七八月就要參加高考，三個月的時間，我準備好了。填志願的時候可以填三個，我跟張炯老師說非北大不行，三個志願，北大、北大、北大，北大中文繫、北大歷史繫、北大圖書館繫，別的學校我不去。張炯老師有些猶豫，這樣填行嗎，考不上就完了，三個都完了。我說就填。
為什麼我對北大有這樣深的感情呢，因為我知道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有很多東西讓我感覺這個學校太了不起了。那個時候我對北大理解不深，但我覺得這個學校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所以我說一生，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選擇部隊，我不回頭，後來復員就沒辦法了；現在的第二個選擇就是選擇聖地，來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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