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韓愈
韓愈(768—824) 唐朝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他曾擔任要職，參與政治活動；他崇奉儒學，力排佛老。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與實踐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802年5月十八年），時值初夏，風光明媚，初露頭角的韓愈作華山遊。
那年他35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好年紀，何況又剛剛拿到太學裡的四門博士委任狀，情致當然很好。雖然四門博士，約相當於今天的研究員，在冠蓋滿京華的長安，屬較低職位，不為人待見。正如時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標出“一級作家”字樣，會有人因此將他或她，當作一盤菜嗎？不過京師官員的身份，對一個苦熬多年的文士來說，也算討到一個正果。做一名公務員，唐時和現時差不多，在有保障這一點上，總是值得欣慰的事。
786年二年），來到京師應試。那是當時的全國統考，要比當今的高考難上好多倍。他用六年工夫，一連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孫山告終。792年八年）第四次應試，老天保佑，他得中進士。隨後，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謀官，因為中了進士不等於就可以到衙門做事，還需要參加遴選官員的考試，考上以後成為公務員，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舉，一方面要有學問，一方面要靠關繫，後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一些。在後者上韓愈是個弱勢考生，一無門第背景，二無要人薦舉，不過他有性格倔強的一面，相信自己的本事，三次參加吏部博學鴻詞科會試，結果卻三次撲空。不認輸的韓愈，接著上書宰相，陳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撥，不知是宰相太忙，還是信未送達，寫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來命也運也難以強求，失望之餘，他退而求其次，便設法到地方上謀一份糊口的差使。
一個有纔華的人，不使勁兒折騰也許是出不了頭的。韓愈的一生，證明這個道理。人從來就是一個矛盾體有其長處，必有其短處；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朝鮮於樞《韓愈進學解》，內容是韓愈的名文《進學解》。鮮於樞用行書、草書所寫，前半部以行書為主，後半部以草書為主，瀟灑自然，一氣呵成，剛柔頓挫，節奏分明。
正好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觀察推官。後來董晉病故，他又轉到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屬下任節度推官。不久張建封也病故了，不走運的韓愈連一個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干不成，隻好回到洛陽賦閑二十八年，他的遭遇恰如《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中“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饑”寫的那樣無比辛酸。不過文學講誇張，詩歌講比興，難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韓愈的日子不算好過，卻真是事實。韓愈的一生，怕窮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窮文》大談窮鬼人王若虛諷刺過他：“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 。”還奇怪他：“退之不忍須臾之窮。” 韓愈發達以後，很會摟錢，漸漸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劉禹錫這樣形容“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稿酬之高，駭人聽聞。但有了錢的他，為人也好，為文也好，仍舊哭窮不止。
現在已查不到他是怎麼謀到四門博士這個位置的，但可以查到“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為博士”（《韓愈年譜》）這樣一條花邊新聞。看來，他有群眾，他有聲勢，甚至還有輿論支持，說明他頗具能量、挺能折騰。他竟然蠱惑國子監的師生一眾，聚集紫禁城下，伏闕示威，要挾最高行政當局，必讓德高望重的韓先生來教誨我們，不然我們就罷課罷教。學運從來都是領導人頭疼的事，也許因此，韓愈得以到太學裡任四門博士一職。這說明16年他漂在長安，混得不錯。窮歸窮，詩歸詩，苦歸苦，文歸文，聲望日高，人氣頗盛，否則眾多太學生也不會成為他的“鐵杆粉絲”。
一個有纔華的人，不使勁兒折騰也許是出不了頭的。韓愈的一生，證明這個道理。話說回來，你沒有什麼纔華，或者，有點兒纔華也不大，還是不宜大折騰，因為這要折騰出笑話來的。同樣，你確有纔華、確有本事，你要不折騰，對不起，你就窩囊一輩子吧！凡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失去，無不保守求穩、循規蹈矩，努力壓住後來者腦袋，不讓他們出頭；凡未得利益者，因為沒有什麼好失去的，無不劍走偏鋒、創新出奇、想盡辦法，使出喫奶的勁兒踢開擋道者、搬開絆腳石。看來韓愈成功的“葵花寶典”，奧秘和他始終以先鋒、新潮、鬥士的姿態出現有關。
應該說，要想在政壇、文壇立定腳跟，第一是領先，走前一步；第二是創新，與人不同；第三是折騰，敢想敢干，這是生死攸關的說不上是秘訣的秘訣。哪怕用膝蓋思索，用腳後跟思索，也該明白：沿續前人的衣缽，前人的影子會永遠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沒準能夠開闢自己的蹊徑。一個人，即使對自己的親生父母，也不會甘心一輩子扮演乖寶寶的角色，何況有頭腦、有思想、有天賦，因此不安於位的人呢？
在韓愈之前，有一個名叫陳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職，頗受武則天賞識，授麟臺正字（相當於國務秘書）。因他見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為獨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關過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遺，官四品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職歸鄉，將他拋棄。最終，陳子昂竟遭到一個小小縣令的構陷，瘐斃獄中。他死時隻有四十多歲，實在令人惋惜。當初，他從四川射洪來到長安為官，這個慷慨任俠、風流倜儻的人，很快成為那些活躍的、時代的、風頭的、逆反的、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長安很大，比現在的西安大十倍，沒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實行戒嚴。這一伙潮人，喫喝睡住，成天廝混在他身邊。陳子昂不甚有錢，但敢花錢，這與韓愈有錢還哭窮正好相反，經常邀朋聚友高談闊論，文學派對座無虛席，或評彈文壇，或刻薄權威，或笑話同行，或索性罵娘。因為，初唐文人仍舊宗奉“梁陳宮掖之風”，駢文統治文壇，而為唐高宗文膽的上官儀，以宮廷詩人身份所寫的輕靡藻麗的詩篇，竟成為時人競相仿效的“上官體”流行一時。讓陳子昂相當惱火，什麼東西，老爺子這種“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玩意兒，怎麼能夠大行其道呢？於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熱之餘，拍案亂噴狂言，對主持文學領導層面的要員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薊北臺，朔風呼嘯，山海蒼茫，天高地闊，心胸豁朗，這是陳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絕對欣賞不到的大氣派、大場面。他馬上想到當時那種很不提氣、很不給力的花裡胡哨、空洞無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頹的文字，馬上想到承繼著六朝以來、駢偶浮艷、華而不實、毫無生氣可言的文風，馬上想到這一切與盛世王朝絕對相背的文學狀況，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結論。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讀不到震撼靈魂、振奮人心的大塊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於是，脫口而出，寫下四句名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幾乎無人不知，解釋者也其說不一，其實他的這首弔古傷今的《登幽州臺》，並無悲天憫人之意，而是充滿著詩人對於當時文學走入絕境的憂慮。有人說他呼喚時代、呼喚英雄，這就是絕對的走題了。從李世民到武則天，那是唐朝最強盛的時代，而李世民和武則天也是唐朝最傑出的英雄，用得著陳子昂在那兒迎風掉淚嗎？這四句詩，是領風氣之先的文學呼喚，具石破天驚的警醒意義，從此揭開了唐代文學運動的序幕。
韓愈有一首《薦士》詩，其中一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也認為陳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學改革的先鋒。從陳子昂到韓愈，約一百多年間，嘗試文學改革的人士絡繹不絕。包括“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閣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駢文啊，即使這樣一位大手筆，他也認為唐代文風沒有什麼起色，“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讓他感到沮喪。同期還有蕭穎士、李華、顏結諸人，用散文寫作，推動改革。但改駢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氣候，有什麼辦法呢？文學老爺的厲害，就在於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動他，比撼山還難。上官婉兒的祖父，除了武後能收拾他，一幫文學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韓愈打出復古旗幟，加、劉禹錫、白稹、李翱、皇甫湜等人志同道合，纔終結了宋齊梁陳以來的軟文學。
軟文學並非絕對不好，要統統都是軟文學的話，文學離完蛋也就不會太遠。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總是要與時代的發展同步，它倆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時吻合一點，有時疏離一點，但背道而馳是絕不可能的。時代變了，文學也得變，辛亥革命後的五四運動，取白話文，去文言文，這一場僅僅是書面語言的改變，竟比民國後剪掉辮子更讓國人震動。這也是時代變了，上層建築勢所必然的適應；同樣的道理，當下中國讀者為了期待與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偉大作品，而恨鐵不成鋼地鞭策當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學癟三制造出無數的文學垃圾，如陳子昂一樣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他所說的話也許不甚中聽，但卻為催促我們這個民族的壯麗史詩產生，期待我們這個國家的鴻篇巨制出現，熱忱之心，情急之意，是應該理解的。
現在來說攀登華山的韓愈本人，他768年（唐代宗大歷三年），824年（唐穆宗長慶四年），享年57歲。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遷孟津（河南省孟州市）。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謚文，又稱韓文公。他還有一個不見諸典籍的響亮頭銜，為“唐宋八大家”首席。唐、宋兩朝，乃中國文學最為黃金的時代，文人如滿天星鬥，璀璨奪目；作品如大海湧濤，波瀾壯闊。就在這成百上千的傑出人士之中，選了韓愈、“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八位，為散文大家，這是何等崇高的褒譽？我們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原則上每年一個，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選了這八位，平均下來每一百年纔有一位，這就意味著“八大家”的每一位，等於得了100個諾貝爾文學獎。而其中的首席韓愈，成為“百代文宗”，也就順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國人的記憶裡。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你讀過古文嗎？如果他點頭，這就意味著他知道韓愈，知道“唐宋八大家”，這是稍通文化的中國人最起碼的文學常識。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你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嗎？如果他點頭，你要是讓他一口氣，不查資料，不點百度，能說出八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計張口結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始自明代，有一個叫茅坤的選家，編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鈔》，將韓愈名列領銜位置，一直為世人所首肯，延續至今，無人異議，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來，追求不朽，成了某些人的心病，一些還健在的有點成就的作家、一些剛逝世的有點名望的作家，便來不及地蓋廟建祠、樹碑立傳、香燭紙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文學史這把尺子，以數年計，以數十年計，而不是以數百年來測量不朽，往往是不準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多年，從轟轟烈烈到一蹶不振，從光芒四射到了無聲息，一串一串的大師，一出一出的鬧劇，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們大家親眼目睹過的。
如今已成為廣東潮州的一個景點的韓祠，又稱韓文公廟，卻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學大師的廟，到隔朝宋代纔修，說明古人對“不朽”一詞的慎重。999年（宋真宗成平二年）興建的廟，離韓愈逝824年（唐穆宗長慶四年），已有175年的時間跨度。是真金白銀、是廢銅爛鐵，是騾子、是馬，經過近二百年的過濾沉澱，朽或不朽，自有公論，板上釘釘，毋庸置疑。由此來看，肉眼凡胎的我們，對於同時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斷，難免有藕斷絲連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轎，雲山霧罩，撲朔迷離，薰蕕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讀者無所適從，莫衷一是，遠不如時間老人那樣看得準、看得透。在跟班和跑腿的馬屁簇擁下，在虛榮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紀念館以求不朽的人，自封不朽，貽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話。再說不朽又不是小籠包子需要趁熱喫，至於那麼急著加冕嗎！該不朽，誰也擋不住你不朽；不該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賢蓋三千生祠，最後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韓愈這個名字，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面，令文學面貌一變的努力？如果回答為NO，這種一相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掛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太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復古”。不過，韓愈並非全盤照搬地“復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雖然他主張“破駢為散”，恢復兩漢以來司馬遷、揚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而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唯陳言之務去”。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他在《答李翊書》裡說，創新是“戛戛乎其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於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而是被抵制、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但他堅信，隻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己有方”，頂住壓力，衝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隻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蕩滌浮華，掃盡艷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後，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潮州韓文公祠裡還保存著這塊碑石。其中贊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以及“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宋人司馬光在其《答陳師仲司法書》中說到韓愈，有“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至極致的贊美。
錢鐘書在《談藝錄》裡，對宋代高抬韓愈的現像，有過一番諷刺：“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
北宋追捧韓愈是一種必然，北宋立國以後，到真宗、仁宗之際，適與陳子昂《登幽州臺》問世時的唐代，從“貞觀之治”到武後臨朝，同處於盛世光景的輝煌中。對於前朝文學遺產的揚棄，對於當代新興文學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務。而北宋所承接的五代文學，除了綿軟無骨的花間詞，便是空泛無物的西昆體，可謂烏煙瘴氣，不成氣候，與前朝的“梁陳宮掖之風”、浮艷駢偶之文，有得一拼。於是，以韓愈為樣板，歐陽修、尹師魯奮起撥亂反正，加之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兩曾”等人的創作實踐，使文學重歸於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證明宋代散文的發展，要先進於唐。
北宋的詩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礙重重中前1057年（嘉祐二年）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選了蘇軾、曾鞏，而將時望所歸的考生除外，就是因他們的文章華而不實。歐陽修的本意是希望通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來促進文風的改變。結果事與願違，開封城裡竟引發了落榜考生鬧事的風潮。他們在官道上包圍主考大人，興師問罪，幸虧當時不興扔雞蛋、摔西紅杮，否則歐陽修真得喫不了兜著走。“及試榜出，時之所推譽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宋朝李燾《續資治通鋻長編》）
由此可以想像，北宋文人也許因為惺惺相惜之心，深感唐代韓愈進行古文運動之艱難，出於同志式的知心、戰友式的敬意，筆下便情不自禁地撥高。《宋史·歐陽修傳》也將韓、歐一體而論：“文章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不過，即使在北宋，韓愈成為搶手的績優股，溢美誇飾，不絕於口的同時，也有清醒者，既認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馬光在《顏樂亭頌》中說：“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如市賈然，以求朝夕刍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 譬如歐陽修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苦，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這就是歷史的視覺差距了，歷史看一個人，總是聚焦於忠奸賢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電子學上的柵極作用，年代愈久，時間愈長，光輝的部分愈被燭照，愈被強調，無關緊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虛無。
後人隻記住“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的韓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論”的其實“無異庸人”的韓昌黎。
韓愈一生，最有影響、最為風光的一件事，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復興古文運動；最為英雄、最為知名的一件事，為“忠犯人主之怒”的諫迎佛骨事819和十四年），佞佛的憲宗李純要將法門寺的佛骨迎至長安，供人敬奉。出於捍衛道統、出於尊儒排異，或出於自我感覺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請，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為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見《年譜》），韓愈上《諫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李純閱後大怒，要付以極刑。幸虧丞相裴度為之緩頰，韓愈纔保住了一條命，卻被流放廣東潮州。
從此，人們記住了上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錚錚鐵骨，記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悲壯詩篇，然而，並不在意他反佛闢佛的同時，卻與和尚們交往頻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裡，老衲出入門庭，小僧趨前奔後，而且據宋人朱熹說，那都是些酒肉無賴之輩，就不知所為何來了。到了潮州以後，他又與一位名叫大顛的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書來信往，甚為投契。連蘇軾也認為韓愈的拒佛，“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所以為了他心目中一個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韓愈，斷然聲言韓愈的《與大顛書》為偽作，“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其實，物有優劣，人有長短，這纔是一個真實的世界。雖然儒學原教旨主義者將復古重儒的韓愈，在孔廟配享的排位列於孟軻之後，等同於聖人。但聖人並非完人，他發配到潮州以後，攀附甚至巴結大顛法師，是否期待這位大德高僧影響那位佞佛的唐憲宗，而對他被貶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呢？按他當年“三書抵宰相求官”的臉皮厚度，未必會不存此心。
韓愈登華山，在其《答張徹》詩中有“洛邑得休告，華山絕窮陘”句，用他最害怕的這個“窮”字，來形容他華山之行的路徑，可見對這次旅行，那想起來後怕的場面，猶耿耿於心。那天，到達華山最高峰後，他定睛環視，千峰壁立，萬丈深淵，立刻頭暈目眩、魂飛魄散，整個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顫抖不已，驚嚇得不成個兒。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時隻看到腳前方寸之地，尚可勉為其難地行走，下山時那腳下卻是命懸一線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測，往遠看雲霧縹緲。腿肚抽筋、渾身涼透、舉步維艱、精神崩潰的四門博士，竟失控地放聲大哭起來。據唐朝李肇的《唐國史補》：“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現在傳世的韓愈肖像，很是莊嚴肅穆的，據五代陶谷說，弄錯了，那是南唐韓熙載的畫像。不過，無論如何，這樣一位聖人，那一臉眼淚巴岔、鼻涕橫流的德行，我真是想像不出來。
人，自始至終，從來就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有其長處，必有其短處，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看人，要懂一點“兩分法”，尤其那些大師，則必須一分為二，千萬別被他的光環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