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人》是一本社會學和管理學雙重經典，啟發了德波的《景觀社會》；書中著重批判了在1950年代美國社會那種安逸環境下企業內部封殺個人創造性和壓抑個性的問題，鼓勵組織人在必要的時候與組織進行抗爭；在當今提倡萬眾創新的時代，書中所言值得借鋻。

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是有組織的人，因為他們一生中有大量時間都是在各種組織中度過的，從而成為毫無個性的“組織人”。作者將企業描繪成由一繫列復雜的審核繫統及多層結構所支撐的一個自我包含和自我發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企業被視為核心；遊離於組織之外的人則被認為是這個世界的外圍。昔日以工作-節儉來衡量成功的倫理標準已經過時，成為一些高層管理者的借口，以前由企業主們艱苦奮鬥去獲得成功的狀況也被專職的企業管理者所代替。人們逐漸變得相信組織和群體可以做出比個體更好的決策，從而要比提升個人創造力能更好地服務於社會。作者認為這種看法有違事實，通過調查20世紀50年代美國企業中的實際情況，對組織人的個性及價值觀提出了質疑，批判了扼殺個人創造性和壓抑個性的企業生活。

[美]威廉?懷特（William H. Whyte，1917—1999），著名社會學家和新聞記者，《財富》雜志編輯，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傑出教授，關於城市、人與開放空間領域很有影響力的評論家。
本書為其代表作，1956年美國暢銷書，與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和托夫勒的《未來的衝擊》並稱“20世紀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發展脈搏”的三大巨著；被《新聞周刊》評為“20世紀具影響力的圖書之一”；被《標準周刊》評為“20世紀重要的社會學和商業圖書之一”。

這本精彩之作……在我們面前展示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赤裸裸的虛假美德。任何人都不應錯過。
——《衛報》

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懷特先生是一個纔華橫溢的研究本國風俗的學生。
——《紐約時報》

《組織人》是20世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它確立了美國人現在思考職場、郊區和他們的生活時使用的一個類別。
——《標準周刊》高級編輯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本書被視為一個標杆，揭示了1950年代美國企業和社會世界中出現的群體精神的核心困境。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家 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

目錄

第一部分 組織人的意識形態
01 簡介
02 新教倫理的衰落
03 科學主義
04 歸屬感
05 集體感
第二部分 組織人的訓練
06 官僚的一代
07 偏重實用性的課程
08 商業對教育的影響
09 穿越通道
10 “多面手”
第三部分 組織人的神經官能癥
11 高層管理者：非“多面手”
12 管理者的自我
13 審核者
第四部分 對組織人的測試
14 你是一個多好的組織人？
15 一致性測試
第五部分 組織科學家
16 天纔之爭
17 科學家的官僚化
18 基金會與投放論
第六部分 虛構的組織人
19 愛上體制
20 社會成為英雄
第七部分 新郊區：家中的組織人
21 來去匆匆的過渡人
22 扎下新根
23 沒有階級的郊區
24 隱形消費
25 友誼之網
26 外向生活
27 郊區教會
28 組織兒童
29 結 論
附錄：如何玩轉人格測試

背井離鄉

在美國社會中，背井離鄉並不是一種少有的情況，而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從定義上來說，組織人就是一個離家出走的人；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從中西部地區去往哈佛的人一直都不曾中斷過。一直以來都有人離開家鄉，他們的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是在不斷增加，以至於那些留在家鄉的人，經常會和那些離開家鄉的人一樣受到遷移者的影響。
當一個人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時，他的社交並不一定就會隨之遷移。然而，如果我們同時觀察地域性流動方面的數據，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兩種流動之間存在一種粗略的聯繫。這裡我們可以考慮一下遷移與年齡、教育和收入之間的關繫。第一個因素是年齡：雖然25～34歲年齡段的男性僅占美國總人口的7.5%，但是，他們卻占到遷移者總數的12.4%。第二個因素是教育：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流動性就會越大。如果一個人現在正在上大學，那麼他最終很可能不會回到家鄉。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數據和《時代》雜志上“他們上了大學”的研究表明，遷移者的教育水平要高於那些非遷移者；而且，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遷移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例如，在25～34歲的高中畢業生中，隻有27.3%的人是跨州遷移，而在那些至少上過一年大學的人中，這一比例為45.5%。在那些在自己州外的大學裡求過學的人中，有69%的人都不會回到他們的家鄉。順便說一句，對所有大學生來說，他們的成績越高，他們就越有可能遷移。第三個因素是收入。正如與教育的相關性所表明的那樣，一個人的流動性越大，他就越有可能處於收入較高的階層。雖然人口普查數據中並沒有按照收入細分那些遷移群體，但是，關於直郵用戶的相關情況表明，地址變更最為頻繁的用戶就是那些收入超過5 0（包括50在內）的人群。也有跡像表明，在這個群體中，地址變更正在變得越來越頻繁。1953年，在《財富》雜志所有的訂戶中，有14.8%的人在這一年內更換了他們的家庭地址；1954年，這一比例為16.6%；1955年，這一比例為17.4%。
長途搬家公司保存的相關信息記錄也表明，組織人有著相同的集中程度。它們最大的客戶群就是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搬家費用由公司買單）的公司員工，這些客戶占其客戶總數的40%～50%。如果再加上政府部門、陸軍部門和海軍部門人員，以及從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公司職員，75%的搬遷者都是這些大型組織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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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的存在，使得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階級”概念變得有些界限模糊。雖然在這些人中有些人可以稱得上是上層階級，有些人則屬於中產階級，但是，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水平分組”纔是更重要的。這一“水平分組”並不會讓他們消除其原有的社會地位；不管想來會有多麼讓人郁悶，組織人彼此之間的家庭背景差異卻是永遠都無法被消除，但是，它們將會被取代。當組織人談到他們同在一條船上時，他們描述的就是“水平分組”。他們會互相同化；在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上，他們都離開了他們的家鄉這一事實，要比將他們分隔開的他們離開的家庭類型更為重要。
把他們聚到一起的那種輸出運動，早已成為我們社會的基礎。這已經不再隻是某一個特別的男孩子的情況：他必須想法走出鄉鎮，穿過鐵軌，找到一個揮灑精力的出口；現在，多達75%的鄉鎮年輕大學生可能都會有彼此相同的處境。他們大學畢業後會去往哪裡？是否要回到家鄉？律師和醫生可以回去，他們在家鄉一樣可以發揮專長，同時賺大錢。然而，對其他人來說，機會卻似乎是在別處——這一點不僅對成了空軍中尉的快遞員來說是這樣，而且對進入杜邦公司的山村小伙來說也是如此。
美國文學一直鐘愛那種故地重遊或失落小鎮的故事（如《不歸路》《情斷奈何天》《你無家可歸》《迷失的女人》），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已經離開家鄉的人經常回想起他們留在那裡的東西，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產生一種明顯的疏離感。就組織中的過渡人而言，他們覺得自己犧牲了很多，他們經常在想，那些收獲與自己的付出相比是否值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來自那種相當富裕的家庭，回首往昔，他們會想起他們的親友對他們的支持，想起他們祖父家豪宅上面那讓人望之安心的人字形屋頂，想起他們是一個重要群體中一員的感覺。他們經常在回憶過往時說他們的家族姓氏別有一番意義。現在，這一切都已不復存在；他們很清楚，他們在當地的聲望是帶不走的，在這個城鎮屬於上層階級，到了另一個城鎮則隻能屬於中產階級。
然而，在拋開這一切時，這些過渡人也得到了一些安慰。他們已經加入了一場重量級比賽，如果他們不是完全赤手空拳地走進競技場，他們就會深深地感到，他們已經證明了自己要比那些沒有進入競技場的人更勝一籌。過渡人所共有的一種巨大的默契紐帶是一種感覺（不管這種感覺是否合理）：通過遷移，他們增長了見識，開闊了眼界，這種廣度將會永遠拉大他們與家鄉之間的差距。
一位事業有成的年輕高層管理者的妻子解釋道：“戴夫和我經常想回到東井。那是一個美麗的新英格蘭小鎮，我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但是，那裡所有有點本事的人都走了。有幾個人繼承了他們父親的生意，至於剩下的人嘛，我討厭讓自己聽起來顯得有些勢利，但我確實覺得自己要比他們優秀。”他們永遠也回不去了。一旦紐帶斷了，返回也就意味著失敗。“我受夠了紐約，”一家公司的一位高層管理者表示，“但我非常清楚，如果我選擇回到我的家鄉泰勒斯頓，他們準會認為我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纔夾著尾巴灰溜溜地跑回來的。”
即使機緣巧合公司把他們調回他們的家鄉，他們也會是自己家鄉的陌生人。或許他們能夠重新獲得他們原本可以順利繼承的當地威望，但是，如果他們這樣去做，就有可能削弱他們與組織之間那種新的、現在更為重要的關繫。一位初級主管這樣向我解釋：“公司上次進行人員調動時，我幾乎是非常偶然地又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這肯定是公司有意進行的一種安排，因為我的家人一直都守在這裡。不過，我必須承認，當我知道我能加入城市俱樂部而我的老板不能時，我相當開心，當然，這隻是我私心所想。如果我想在這家公司繼續向上發展，我應該與之打交道的人就是公司辦公室裡那幫人。”另一個人說：“太奇怪了。在這裡，我得到了一種很多人都願意出大價錢纔能得到的社會地位，可是，我一進入這家公司，也就不得不放棄那些地位。我們顯得有點落魄，在我和我的妻子看來，就好像我們根本不是在這裡出生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