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閱讀文化領域裡程碑式的著作，熔社會文化史與社會思想史於一爐，為我們呈現了閱讀活動的豐富性和多重後果：閱讀可能是一種尋求真理、增進德行、提升教養的通道，也可能是一種娛樂和消遣的平庸活動，或者一種用以謀生的工具性技能；它可能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甚至邪惡的力量。你怎樣對待閱讀，閱讀就怎樣對待你。
2.充滿歷史感，引領熱愛閱讀的素心人深思閱讀的意義和探索閱讀的藝術。
3.極具現實關切，為深度閱讀日漸式微的信息時代號脈，呼吁重建“健康的閱讀文化”。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弗蘭克·富裡迪廣泛借鋻歷史學、教育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心理學、傳播學、哲學乃至醫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自蘇格拉底以來的數百位西方思想家有關閱讀（reading）和讀寫能力（literacy）的經典論述，繫統地考察了閱讀人群的歷史變遷，閱讀對不同文化處境中的讀者和社會的影響，以及不同時代的主流文化觀念和技術變革對閱讀之地位和讀寫能力之意義的影響等。
在此基礎上，他還將關注的焦點落在當下，針對人類社會從印刷時代進入信息時代的重大歷史變遷，對當代閱讀文化的獨特性及其面臨的真正挑戰進行深入剖析，對各種貶低閱讀和讀寫能力的傾向及試圖回歸口傳文化時代的幻想加以有力駁斥，對各種功利主義的閱讀觀和工具主義的讀寫能力觀予以深刻批判，進而主張重建一種“以尋求真理和意義為旨歸、擁有改造人類意識和世界的偉大力量”的閱讀文化。
本書思深旨遠，文筆流暢，既充滿歷史感，又極具現實關切，有助於我們深思閱讀的力量和探索閱讀的藝術。

弗蘭克·富裡迪（Frank Furedi，1947—）：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訪問教授。當代西方具有影響力的文化評論家和社會歷史學家之一。他的論著對當代文化生活的主要發展、帝國主義等問題做了權威而又生動的論述。著有《閱讀的力量》《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對抗21世紀的庸人主義》《恐懼的政治》《帝國主義的新意識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不到盡頭》等書。

·我們所在的時代是一個信息的時代，而不是一個思想的時代。在思想的地位和知識性論斷的客觀意義得不到重視的背景下，讀寫能力本身也會被看得無足輕重。

·在今天這個容易分心的時代，深度閱讀日漸式微，人們在閱讀嚴肅的作品時面臨非同尋常的困難，他們甚至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語言來表達閱讀的價值。

·閱讀一旦喪失了其尋求真理的潛能，便會淪為一種平庸的活動、一種工具性的技能，而它的作用也會局限於對文本的解讀和對信息的獲取。

·閱讀能力並不是獨立的和空洞的技巧，而是依賴於閱讀文化，即對於某種共享的知識和文化價值觀念的傳播。通過培育讀者的判斷力來重新發現閱讀的價值是當今時代面臨的最重大的文化挑戰之一。

譯序 / 1
前言 / 1
導論 / 1
一、讀寫能力的文化矛盾 / 16
二、尋求意義的閱讀 / 42
三、閱讀民主化與讀者的增長 / 77
四、啟蒙運動：一場讀者革命 / 109
五、維特的影響：閱讀的風險 / 140
六、閱讀與健康：永恆的悖論 / 179
七、閱讀的復雜化 / 210
八、從痴迷到祛魅 / 247
結語：脫離內容 / 280
參考文獻 / 301
譯名對照表 / 317

譯 序：西方閱讀文化的裡程碑

弗蘭克·富裡迪（Frank Furedi，1947—）不僅是當代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評論家之一，更是當代英美學術界最負盛名的社會歷史學家之一。他的研究興趣廣泛，而其中成果最豐碩的則是他對閱讀的歷史、意義和影響的社會學研究。雖然他本人是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社會學榮休教授，但他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並不限於狹義的社會學領域，而是常常借鋻歷史學、教育學、哲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心理學乃至醫學等學科的最新成果，來繫統考察和全面評述閱讀、寫作、讀者、書籍和讀寫能力在人類社會的歷史起源、發展演變、文化意義、復雜影響及由閱讀所引發的一繫列重大爭論。為了推進這一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富裡迪近年來先後出版過多部關於上述問題的專著，而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前瞻性的就是他於 2015 年出版的這部力作《閱讀的力量：從蘇格拉底到推特》（Power of Reading: From Socrates to Twitter）。
《閱讀的力量》堪稱西方閱讀理論研究方面的裡程碑式著作。它全面梳理蘇格拉底時代至當今時代的數百位西方重要思想家有關閱讀和讀寫能力（literacy）的經典論述，從中提煉出一繫列極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觀點，並在具體分析它們各自的文化根源、理論特征及其內在張力和分歧焦點的同時，第一次繫統地考察了閱讀與讀寫能力之間的關繫，閱讀對不同文化處境中的讀者和社會的影響，以及不同時代的主流文化觀念和技術變革對閱讀之地位和讀寫能力之意義的影響等。在此基礎上，富裡迪還結合人類社會從印刷時代進入數碼時代的轉變過程，對當代閱讀文化的獨特性及其面臨的真正挑戰加以深入剖析，對曠日持久的“閱讀之戰”中爭論各方的觀點加以綜合評判，對各種貶低閱讀和讀寫能力的傾向及試圖回歸口傳文化時代的幻想加以有力駁斥，對各種功利主義的閱讀觀和工具主義的讀寫能力觀予以深刻批評，並由此對如何重建一種以尋求真理和意義為旨歸的、具有其自身價值並擁有改造人類意識和世界的偉大力量的閱讀文化提出了啟發性的建議。
正如富裡迪在書中指出的那樣，閱讀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化成就之一，它“不僅可以充當一種強大的交流媒介或娛樂資源，而且打開了通向幾乎所有重要事物的知識之門”。可以說，自從文字和寫作誕生之後，閱讀便成為人類道德和知識的首要來源，但也正因為如此，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閱讀的力量和書籍的影響始終是人們聚訟紛纭的焦點。早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Plato）筆下的蘇格拉底就曾用希臘文中的“藥物”（pharmakon）一詞來比喻寫作，以影射它既可能成為一劑良方，更可能變成一味毒藥的悖論。此後兩千多年裡，圍繞著閱讀的爭論幾乎從未中斷。一方面，古羅馬和中世紀的眾多神學家曾像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一樣，把閱讀看成一種通向啟示真理和個人拯救的體驗，並由此導致了閱讀和書籍（尤其是《聖經》）的神聖化。另一方面，隨著書籍數量的增多，某些批評家，如古羅馬的塞涅卡（Seneca）、文藝復興時期的彼特拉克（Petrarch）、宗教改革時期的伊拉斯謨（Eramus）等，一直在警告書籍的“供過於求”對人類注意力和判斷力造成的干擾。約翰內
斯·古滕堡（Johannes Gutenberg）在 15 世紀掀起的“印刷革命”打破了極少數神職人員、學者和藝術家對書籍和讀寫能力的壟斷，並由此促進了宗教改革的爆發、讀寫能力的普及、對“自我意識的權威”的日益認同和一個嶄新的閱讀公眾的形成。受其影響，關於閱讀的積極作用或消極影響的爭論也日趨激烈。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與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分別像征著人們對印刷革命做出的一繫列反應中的兩極：前者試圖通過宣揚一種理想化的“合格讀者”觀念來提升社會道德狀況和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後者則試圖通過抨擊讀者從古典著作中發掘出的激進思想，來指責這種愚蠢的閱讀行為導致了突發性的政治危機和英國內戰的爆發。
在啟蒙運動時期，新興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曾把閱讀當作一種增進理性、知識和審美趣味的途徑，但隨著大眾化閱讀時代的到來，也有不少人開始重提蘇格拉底關於寫作形同毒藥的比喻。他們擔心不良書籍對於缺乏教育和辨別力的下層民眾的消極影響，甚至將閱讀的普及和讀者的增長看成一種對社會道德和政治穩定的威脅。受其影響，啟蒙思想家們常常對閱讀表現出雙重態度，如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一方面贊賞以自我完善為目的的閱讀，另一方面又指責以娛樂消遣為目的的閱讀；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一方面認為閱讀的普及有助於讀者的思想解放和社會的民主進步，另一方面又擔心某些不合規範或缺乏選擇性的閱讀行為會助長讀者的傲慢和偏見。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衛·休謨
（David Hume）等人在承認閱讀的積極進步作用的同時，也對良好的和不良的閱讀行為做出區分，並試圖通過對讀者行為的規範和引導，來建立一種合乎其自身理想的閱讀文化。
法國大革命後，意識形態上的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了閱讀之爭的政治化，形成了左翼同右翼在閱讀觀念上相互對峙的格局。到19世紀，對言情小說和其他通俗出版物的道德焦慮導致了第一場以媒體為擔憂對像的大眾道德恐慌。這種恐慌在圍繞歌德（Goethe）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所導致的“自殺流行病”的爭論中達到高潮，並由此導致關於閱讀問題的爭論從道德領域擴展到生理和心理健康領域。受其影響，爭論各方開始更頻繁地使用健康和藥物之類的醫療化語言來探討閱讀對讀者的影響。進入 20 世紀後，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們不僅開始關注讀寫能力同現代工業經濟的發展之間的關聯，而且尤為關注閱讀行為同年輕一代的教育和社會化之間的關聯，從而導致關於閱讀的爭論進一步延伸到經濟學和教育學領域。
面對前人在討論閱讀的地位和讀寫能力的影響等問題時發表的這些眾說紛纭而又相互衝突的主張，富裡迪沒有簡單做出孰優孰劣的判斷，而是結合它們賴以形成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處境，以及閱讀和讀寫能力對不同時代的讀者群體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繫統地分析了歷代思想家在討論閱讀的地位和讀寫能力的影響等問題時表現出的政治化、道德化、醫療化和技術化等思想傾向，並對古往今來各種貶低或輕視閱讀的言論提出質疑。在他看來，閱讀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對文本的解讀和對信息的獲取，而在於它是一種尋求真理和意義的活動。相應地，讀寫能力也不僅僅是一種服務於政治、經濟等實踐目的的工具性技能，而是一種從閱讀的內容中汲取意義並由此去探索真理和實現自我完善的能力。富裡迪並不否認，閱讀有時候
可能給讀者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帶來風險，但是他相信，閱讀正是通過對讀者的心理產生影響進而導致重大轉變，纔得以形成自身的權威性和吸引力。一旦閱讀不再被人們視為一種追求真理和意義的活動，它便會淪為一種平庸的活動。一旦讀寫能力被人們理解為一種工具性的技能，它的作用便會局限於對文本的解讀和對信息的獲取。
在當今時代，雖然不時有人發出“書籍的終結”“作者之死”或“讀者之死”之類的悲觀預言，但富裡迪始終堅持認為，即便是在人類已經從印刷時代進入數碼時代之後，閱讀和讀寫能力仍然不僅僅是一種具有重要實踐性或實用性的解讀文本和獲取信息的技能，而且還是一種具有其自身文化價值的尋求意義、真理和自我完善的活動。他注意到，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關於閱讀和讀寫能力的爭論陷入了比以往更嚴重的兩極對立。一方面，以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和瓦爾特·翁（Walter Ong）等人為代表的反文化的激進主義者們宣稱前人過高估計了閱讀的價值和讀寫能力的作用，並為現代數碼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所導致的“印刷文化之死”而歡呼。另一方面，以魯道夫·福萊希（Rudolf Flesch）和卡爾·布
裡登博（Carl Bridenbaugh）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傳統知識分子和教育家則因為當代社會正面臨著一場所謂的“閱讀危機”和讀寫能力的下降而憂心忡忡。可是在富裡迪看來，雖然當代學者在這場圍繞著閱讀和讀寫能力而展開的曠日持久的爭論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和尖銳對立的看法，但爭論雙方都表現出了某種技術決定論的傾向，即以一種絕對主義的態度來看待新的媒體技術對閱讀的地位和前途的影響。例如，反文化的激進主義者往往相信，互聯網可以矯正過去那種以僵化的印刷文本為對像的閱讀行為的非自然性、非參與性和碎片化，並使人類回歸到印刷文化出現之前的那個更具自然性、參與性和群體性的時代，即所謂的“第二種口傳性時代”，而他們的反對者則常常將所謂的“閱讀危機”歸咎於數碼技術的發展，認為互聯網干擾了人們對於閱讀內容的專注力並在事實上導致人們無法進行嚴肅的研究。為了抨擊這種片面的技術決定論，富裡迪指出，閱讀的命運不可能僅僅取決於一項新的媒體技術的影響，因為當代學者在論述互聯網等新媒體技術對閱讀和讀寫能力的影響時所提到的各種因素，如信息過量、媒體干擾和注意力缺乏等，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而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在談論閱讀和讀寫能力時早已關注過的話題。
按照富裡迪的觀點，當代社會在閱讀和讀寫能力上面臨的困境並不僅僅起因於數碼技術或其他任何一項新技術的發展，而主要是起因於人們對於閱讀內容及其價值判斷的困惑。隻有當閱讀的內容得到真正的重視時，讀寫能力纔能體現其自身的價值，而過分強調新媒體技術對閱讀行為的影響，則會導致對閱讀內容的文化意義及其內在精神價值的忽視。因此，他撰寫《閱讀的力量》的目的之一就是呼吁當代社會重建一種以尋求真理和意義為旨歸的閱讀文化，並呼吁讀者通過發展自身的判斷力來體驗閱讀的真正價值和力量。
《閱讀的力量》是一部探討閱讀、寫作、讀者、書籍和讀寫能力，以及相關的歷史、意義和影響的著作，也是迄今為止西方學術界在這一研究領域進行的最為繫統和最為深入的研究。我們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始終以忠於作者的原文和原意為第一原則。然而，由於書中涉及的時間跨度極大、學科領域極廣，其翻譯難度在譯者近年來翻譯的多部譯著中堪稱第一，加上譯者自身水平有限，所以雖已竭盡全力並在一年多時間內數易其稿，但譯文中的錯謬之處恐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徐弢李思凡

前 言

閱讀改變了人類的意識並且改變了世界。它不僅可以充當一種強大的交流媒介或娛樂資源，而且打開了通向幾乎所有重要事物的知識之門。在整個英美世界，閱讀常常與讀寫能力的問題混為一談。讀寫能力是一項用於解析書面文本的技能，而在一個高度仰重交流的現代社會裡，它更是一項必須掌握的重要技能。然而，閱讀絕不僅僅是讀寫能力。閱讀還涉及解釋和想像，它是一種可以用來獲得意義的文化素養。通過閱讀文本的“言外之意”，讀者可以運用自身的想像和知識來理解他們面前的文本並從中獲取意義。
對於讀寫能力狀況的擔心，常常伴隨著那些關於書籍即將走向消亡的警告，以及互聯網對我們的閱讀能力造成了所謂有害影響的警告。那些對閱讀文化的衰落感到悲傷的人常常被當作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而遭到排斥。在某些領域，將閱讀書籍的人士稱為居住在這個聯繫無所不在的世界上的落伍者，已開始成為一種時尚；人們試圖通過一個由不斷改變的、及時更新的富媒體環境（media-rich environment）所提供的資源來發現意義。
我直觀地感覺到，在有關閱讀和數碼技術之未來的爭論中，爭論雙方的觀點都是片面的並且有可能是錯誤的。閱讀文化的命運似乎不太可能僅僅取決於一項新的媒體技術——必然還有其他某個東西在起作用。由於閱讀活動的意義始終受到主流文化觀念的影響，所以我決定著手對閱讀本身進行歷史的解讀，並由此探索歷史上的人們是如何看待閱讀對人的意義和影響的。現在，我試圖概述一下這項重要工作所涉及的復雜的並且常常充滿矛盾的意義。
盡管我是社會學家，但我試圖從歷史學的視角來強調那些反差強烈的主題和重復出現的模式，以勾勒出一個正處於從印刷技術到數碼技術的現實轉變過程之中的閱讀文化所具有的鮮明的和獨一無二的特征。我得出的結論是，閱讀文化正面臨著某些嚴峻挑戰，但我們不應在科技領域尋找這些困難的成因。我們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如何復興那種“把閱讀當作一種擁有其自身價值的文化修養”的精神。除了我們的校園，我想不到還有更好的地方可以發起這一復興。我們要做的是把孩子培養成閱讀者，而不隻是訓練他們掌握讀寫的技能。
本書的研究得到了英國科學院（The British Academy）以及利弗休姆基金 (Leverhulme Trust) 的榮休教授項目的資助。我對它們提供的經費資助表示感謝。我的同事珍妮·布裡斯托（Jennie Bristow）博士和艾莉·李（Ellie Lee）博士一直在提供對本研究有促進作用的批評。尼克·卡特（Nick Cater）對於如何集中論述我的某些論點提供了有益的建議。我的文字編輯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為書稿編輯做了大量工作。布魯姆斯伯裡出版公司的傑米·伯基特（Jamie Birkett）始終在向我提供有益的建議。我還要感謝我的特約編輯羅賓·貝爾德- 史密斯（Robin Baird-Smith），他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了這項研究的重要性，並在這項研究的每一階段鼓勵我。
弗蘭克·富裡迪
2015 年 5 月 14 日於意大利倫巴第的卡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