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視野中深入解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本書從認識與表述我們自己、從民族性格看中國文化、重新發現漢語之美、中國哲學與藝術精神、在廟堂與江湖之間、重新認識“古今中外”等六個方面探究了中國文化歷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所在，旨在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視域中深入解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價值取向及其現代轉型的復雜性，有助於讀者理解中國現代性中應有的主體意識和本土立場。本書結構合理，邏輯清晰，舉例豐富，篇幅適度，語言生動活潑，是一部適合當下年輕讀者閱讀趣味的中國傳統文化普及讀物。

宋修見，男，1967年生，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兼書記、美育研究院院長。首屆全國高校美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高教學會美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著有《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傳統研究（1919-1949）》《紅樓曙光——中國共產黨與北京大學》和《中華美育精神訪談錄》（主編）等。

自知者明：我們是誰

前幾天在校園遇到一位中國畫專業畢業生，問其畢業去向，他說出國留學。我好奇中國畫專業到國外學什麼，他有一點自豪地說：去英國，學“漢學”專業。

我忽然對他有一點隱約的敬意了。盡管接下來他對這一選擇的原因表述並不宏大和深刻，但我相信，他學成之後，不僅能夠獲得對中國畫的新認識，也可以獲得從“外部”理解中國、理解中華文明的新方法，獲得更深入、更完整地回到中國畫和中國“內部”的新路徑。

作為“95後”，他能夠想到去研究一百多年來外部世界對我們的研究——在世界經濟愈發一體化、政治日益復雜化、科技加速現代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審視近二百年乃至近五百年來中國與世界的文明交彙，這可否理解為今天年輕一代中國人在獲得人類文明的比較大的格局和視野後，潛意識中有一種文明“自覺”意識的蘇醒和一份“自知”訴求的開啟？如此說來，這“隱約的敬意”裡，似乎也包含著作為“65後”的中國人對“95後”這一代的羨慕。

縱觀近二百年來的歷史，中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能夠以如此便捷的方式“進入”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可以以如此輕松的方式“獲取”世界視野；在“出入”世界並“獲取”世界視野之後，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需要嚴肅認真地認識和表述“中國”和“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嚴肅認真地研究和理解“他們”

對“我們”的認識與表述，無疑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1896年，美國演員路易絲 ¬ 喬丹 ¬ 米恩（Louise Jordan Miln）在其《一個西方藝人的東方印像》一書開篇中這樣寫道：

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實在太深，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國家遭受過這麼深的誤解了。但是，同樣地，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對別人的誤解如此漠不關心。

米恩是19世紀末和丈夫一起來到中國的，她熱愛並深入學習過東方文化，曾出版過《燈會》《山東花園》《北京往事》和《雲南一隅》等至少13部關於中國的作品。她的這個論斷應該說是十分準確的。不過那個時候的中國，恐怕不僅是沒有興趣而更是沒有能力去關心別人對自己的誤解。

而今天，當我們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是該來關心這些誤解的時候了。

我們被誤解成什麼樣？我們為什麼被誤解成那樣？這些誤解至今還存在嗎？我們究竟是什麼樣？我們應該怎樣來消除這些誤解？這些問題，都是我內心寄希望於出國研究“漢學”的年輕一代來思考回答的。這些問題，也都是一個深深渴望“實現偉大復興”而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民族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因為，這個近代以來飽受苦難的民族還借由一條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走上了富強之路，這也令“他們”充滿或者說加深了誤解。

實際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我們和西方國家諸多彼此“難以理解”之處。比如說，中國人的婚禮上有一項“改口”儀式，就是新娘對公公婆婆和新郎對嶽父嶽母的稱呼要從叔叔、

阿姨改為“爸”“媽”。從此，雙方父母就成了“咱爸咱媽”。我曾問一位朋友，未來你兒女結婚後，你的兒媳婦或女婿不稱呼你“媽”而直呼你名字，你會怎麼想？她開玩笑地說，我會氣暈過去的。直呼長輩之名，這在西方國家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而在我們這裡卻是不符合人倫之禮的，是“沒教養”的表現。但實際上，這看似不可理解的生活習俗也並非不可逾越的鴻溝，關鍵是我們要調整心態，以敞開的胸懷來認識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因為人類文明的大花園裡本來就是百花齊放、五彩繽紛的！我們中國人還有句“罵人不帶髒字”的俗語：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但想想看，一大片林子裡隻有一種鳥兒，是不是也不合於生態繫統的良性發展！

置身一片偌大的林子裡，我們需要理性地審視“我們是誰”。兩千多年前的《道德經》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臘德爾菲神殿上也有“人啊，認識你自己”的所謂“神諭”。清醒地認識自己，我們就可以不焦慮、不慌張、不自卑、不自傲，坦然自在地擁抱陽光雨露或接納八面來風。

但“我們是誰”的這份自知，對中國人來說至今似乎仍是一項未完成的功課。因為真正理性的認識，多數需要建立在與他者相遇後的自省基礎上，建立在對他者的了解基礎上，即所謂“知己知彼”，否則很容易成為自說自話式的盲目自大或者自卑。而對中國人來說，近代與他者的相遇，不幸是以一種極為特殊的方式開始的——被迫打開家門，迎接他者的闖入。“闖入”這個詞語本身即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情色彩，有對峙的心態，有緊張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理性的認識”顯然是不可能的，不僅是我們看他們，也包括他們看我們。

從“東方睡獅”到“東亞病夫”，從“中國崩潰”到“中國威脅”，西洋哈哈鏡中的我們，難免帶有“西洋”的先入之見。今天，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博弈的時代進程中，世界範圍的民族主義都有所抬頭，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愈益澎湃激蕩，我們非常需要自鑄明鏡以自照——我們有能力自鑄明鏡，我們有勇氣正視自我，這是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內涵。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要去正視他者——不需像最初他們“闖入”時去“仰視”他們，也不必像後來“站起來”時去“俯視”他們，時代已經賦予我們“正視”的條件，這也是新時代中國文化自信的題中之義。

1926年，魯迅在《馬上支日記》中寫道：“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10年後的10月5日，他去世前14天，《中流》雜志上發表了他的雜文《立此存照（三）》，其中這樣寫道：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隻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

魯迅八十多年前的沉痛與激憤之語，揭示出我們由曾經輝煌而後落後挨打飽受屈辱所造就的盲目自卑與盲目自傲混雜糾結的心態，也給了我們今天獲取“自知之明”時一份必要的警醒。

當然，任何受制於歷史、時代與自身種種局限的個體，要想整體認知置身其中的一種文化、一個民族，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面對如此源遠流長、兼容並蓄的中國文化長河所浸潤滋養出來的“中國人”，個人的目力所及太有限了。但是，越是這樣，作為內部個體的“自省”的意義就越是凸顯出來。我們可以借助他者的眼光而“客觀”，沿著由內而外和由外而內這兩種循環往復的路徑，來端詳和省察“我們”，同時也打量“他者”。這是當代中國人在澎湃激蕩的世界文化浪潮中站穩腳跟的“定力”之所在，認清真實的自己並清楚地告訴世界：“我們”是誰，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道路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

當然，“我們”的人口總量如此龐大，地域與族群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如此巨大，近二百年來外來文化衝擊的力度和我們自身應對變化的反應又如此復雜，認識與表述“我們是誰”極易陷入“一說就錯”的困境；但如果因此我們都“不說”，就很可能陷入對“我們”的客觀認知更加偏差的困境。隻有不斷地思考、審視和言說，我們纔能夠接近整體而客觀的認知，從而以真正自信的心態和從容的狀態融入人類文明的歷史潮流。

那時，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就是我們，是浸潤在古老而日新的中華文明中的中國人，是和世界所有民族“美美與共”的中國人！我們充分享受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五千年古老文明與兩百年現代化求索的文化沉積相互交織的新時代中國，在我們的父母之邦，在祖先們篳路藍縷的山河大地。

人們常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要全面認識與完整表述一個民族的靈魂，顯然是相當不易的！

從人類文明整體來看，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加和古瑪雅等文明實體都分別中斷、消亡或演變得面目全非了。而唯有中國文化不斷融合調適成為一種具有內生活力的文明體繫，歷經數千年的戰亂動蕩、改朝換代而綿延不絕，其中自然有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生產方式、人口規模、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等多種原因。但其內生活力則還可從更深層次的文字內涵、文化理想、民族性格、宗教信仰、思維模式、生活理念、哲學思想與藝術精神等諸多方面來剖析研究。

英國文學家喬治_N.賴特（George N. Wright）在《中央帝國》一書的“1858年版導言”中寫道：

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奇特的民族，與我們不同的習俗和行為，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曾長期占據人類歷史發展頂點，從科學技術到文學藝術，沒有哪個國家或者民族能出其右。a

1858年是清咸豐八年。這一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圓明園的大火燒了整整三天三夜。清政府先後與俄、美、英、法等國分別簽訂了《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等一繫列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在這樣的世變之下，喬治_N.賴特能如此客觀地評價中華文明的輝煌歷史，誠屬難得。

1890年，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開始連載美國傳教士亞瑟_亨_史密斯（Arthur H.Smith）的《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四年後美國紐約弗萊明出版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將其結集出版，後被譯為多國文字，成為西方人研究介紹中國人性格的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據說還是美國歷屆總統的必讀書。這位1872年來華、中文名字為明恩溥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在書中寫道：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其有記載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遠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異化或崩潰的古老民族，也從未被任何民族，從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驅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樣古老。對這一空前絕後的事實，我們該如何解釋呢？中國人口之眾多，在世界上無與倫比，他們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居住在中華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神秘力量在支撐著這個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滅亡的宇宙命運面前，中華民族為什麼成了一個例外，一直保持著如此頑強的生命力？a

明恩溥提出的問題至今仍富有意義。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著中華民族從古走到今？我們何以前221年以來始終使用著統一的文字，閱讀著永恆的經典？何以能夠在音樂、書法、繪畫等藝術領域有著一脈相承的源流，在生活禮俗和道德倫理方面堅守著一以貫之的原則？也即是說，中華民族為什麼能夠“一直保持著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從明恩溥成書至今這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又歷經了無數的磨難，中國人民又進行了無數的奮鬥。單就這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磨難與奮鬥而言，明恩溥的問題也是特別值得研究和回答的。雖然西方的“中國學”研究由來已久，但是我們自己在這方面做的功課還遠遠不夠。

中華民族“一直保持著如此頑強的生命力”，主要原因應該不是體魄之強健，而是緣於文化的力量。是上善若水、兼容並包的中國文化賦予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生命以頑強的意志品質和柔韌的智慧力量。被譽為中國文化“大道之源”的《易經》講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兩千多年來，“自強”與“厚德”剛柔並濟的品格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強大基因。所以，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理應從中國文化中一探究竟。

19世紀末，還有一位中文名字為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的美國傳教士這樣贊嘆中國文化頑強的生命力—

誠然，叛亂和政治動蕩在中國的歷史上時有發生，但中國人的性格和他們的思想裡所蘊含的萬物生生不息的觀念使這個民族得以無數次氣、重整河山，災難和動亂隻不過是中華帝國綿延發展與生長過程中暫時出現的羈絆和阻礙而已。這種大智大慧的思想不僅使這個民族雄踞於東方世界之中，即使在基督教國家看來，她也是獨樹一幟的。a

倪維思表達了對中國人的性格和思想觀念的贊許，並稱贊中國有三千年的“信史”，中國語言“復雜精深”，中國文學“包羅萬像”，認為這些是“使這個民族得以無數次氣、重整河山”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十分中肯的。梁漱溟也講道：

中國文化獨自創發，慢慢形成，非從他受……中國文化自具特征……自成體繫，與其他文化差異較大……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於今日巋然獨存……從中國已往歷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為偉大……由其偉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鄰邦外族，而融成後來之廣大中華民族……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之妥當性、調和性……a

“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這是十分精闢的論斷！那麼，在古今中外文化再度深相激蕩的大時代，認真探究中國文化的生命力繼而深入開掘這份生命力，使之為民族復興提供偉大的力量，當是這大時代裡的大課題。如當代學者張德祥在《中國文化的基因、活力和能量》一文中所講：

文化的命運隻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決定，文化的生命力取決於文化基因對社會發展的適應能力。事實上，華夏文明不僅有著深厚根基和悠久傳統，而且有著符合自然規律、符合人類文明進步要基因。這就要求我們從更基礎、更根本的深層角度認識中國文化。b

從更基礎、更根本的深層角度認識中國文化，是這大課題中必須要做的工作。但是，20世紀以後我們學習西方的學科建制和人纔培養體繫，學科劃分日益精細，文化的“專業化”阻隔了我們對文化“更基礎”和“更根本”的整體性理解。如美國學者雅克 _ 巴爾贊（Jacques Barzun）所言：

通過專業化，文化被委托給專家了；文化已經不再是其分享者用來完善自己精神的財富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是這種碎片化：大家都在譴責，沒有人采取實際行動。專家把一個小題目當做自己的領域——而且一輩子都是興趣或眼界狹窄的人。但是，通過這種文化委托，藝術和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被轉移到一個新的場所中。這些美好事物的價值不再是給人們的頭腦和內心帶來的直接影響；它們的價值在於作為職業，作為謀生手段，作為榮譽標識，作為被銷售的商品，作為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a

顯然，正是由於這種專業化的“文化委托”，對任何學科領域的學者來說要整體認識和闡述文化都難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尤其是對於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而言。

英國學者雷蒙_道森（Dawson. R.）曾這樣感慨：“鋻於中國文獻卷帙浩繁，令人望而卻步，不知從何處入手；鋻於中國歷史綿延數千年，源遠流長，有著持續的傳統；鋻於今日中國的局勢殊難為人理解，因而要清除絕大多數歐洲人的中國作為‘一個扇子與燈籠、辮子與斜眼、筷子與燕窩湯、亭臺樓閣與寶塔、洋涇浜英語與纏足的國度’的‘無知’談何容易。”b

其實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面對“文獻卷帙浩繁”和“歷史綿延數千年”，也會有“盲人摸像”和“提燈照物”之感。但轉念想來，既然對任何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來說都是一種挑戰，是不是就可以釋然自顧地說上一氣了呢？雖然會掛一漏萬，但這“一”如果能夠激發人們去探索那漏掉的“萬有”，便也是有意義的。

當然，這個意義更在於鄭鐵生在《中國文化的整體觀與生命力》一文中所講：

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優勢是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基因，依舊流貫在我們的身上，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性格和行為，這纔是需要我們大力開掘的根本內涵。而恰恰這個根本問題還沒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c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