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王小強、潘毅、梁鴻、祝東力、老田等知名學者誠摯推薦

▲中國鄉土到底發生了什麼？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鄉村留守者……

▲一個基層媒體人的十年鄉土觀察實錄。

▲一部關於鄉土中國的民族志。

▲同名紀錄片即將上映。

海報：

閻海軍，一九八二年出生於甘肅通渭。媒體人，獨立紀錄片導演，青年學者。現供職於某電視臺。長期從事農村文化調查。

海軍以家鄉作為個案，用細膩的筆觸呈現鄉村巨變，飽含著對鄉土的熱愛和巨變的焦慮。他在書中描述的諸多問題，對應的是中國農村當前正在發生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的“治理之變”、“基礎結構之變”和“價值之變”。海軍對家鄉沉浮的觀察，較新聞報道多了幾分理性，較學術研究，多了幾分情緒。這是一部值得品讀的佳作。

—— 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個年輕人，離開農村，不忘家鄉，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奮鬥多年，寫出所見所聞的父老鄉親，這種樸素感情和天然聯繫，是城裡學者不具備的優勢。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曾面對鐮刀錘頭的黨旗宣誓效忠。要關注基層設計，因為大多數人生活在基層。

—— 王小強 （知名政治經濟學家）

《崖邊報告》是一部出色的農村民族志，作者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深入自己的家鄉，一步一步地為人們揭開理想失落、集體瓦解、階級再造的年代中，農民和農民工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扎的真實情況。《崖邊報告》的貢獻在於指出中國必須調整發展模式，農民必須再新走合作化道路，我們纔能看到一絲的光明。

—— 潘 毅 （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女工》《蘋果背後的富士康工人》作者）

《崖邊報告》以一個記者犀利而又寬闊的視野把中國鄉村故事的深層矛盾給揭示出來。它不隻讓我們看到一個個感傷而又沉重的人物的命運，也勾畫出這命運背後的總體邏輯和結構，有很強的“震驚”作用和啟發性。

—— 梁 鴻 （知名作家、評論家，《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作者）

海軍生長在崖邊村，是內部人，掌握外人所不熟悉的鮮活豐富的生活細節；同時，他作為記者兼學者，又有著開闊的歷史視野和理論視野。所以，他總是能夠從一個邊鄙村莊的實況，從村史，追溯共和國的歷史，並提出深入繫統的理性思考。

—— 祝東力 （《中國藝術年鋻》副主編、研究員 ）

作者閻海軍對家鄉的熟悉和感情，在書中處處可見：黃土地上農民的所思所謀及其由資源緊缺引發的競爭，如何根本上再造了鄉村社會網絡。這些知識對那些真誠關心中國三農問題出路的人們，可能比各種“美國頭腦”和“美國學問”更具有優先性。

—— 老田 （獨立學者、知名評論家）

目 錄

引 子 // 在崖邊
第一章 // 困在田野上的人
第二章 // 秩序的裂變
第三章 // 困局
第四章 // 失落的教條
第五章 // 逃離的可能
第六章 // 遷徙
第七章 // 淪陷的土地
第八章 // 鄉土的黃昏
第九章 // 何處還鄉
後 記

引子：在崖邊



“現在村裡像民國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時候挨餓把人餓少了，現在也是走半天見不到一個人影兒。”
2008年清明節，我回到崖邊時，80多歲的厲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十字路口給我這樣感嘆。
厲敬明沒有經歷過1929年的饑荒，但他的父母反復給他講過1929年的災難。厲敬明經歷過1960年的饑荒，他像自己的父母那樣，逢人就要不厭其煩、不由自主地講述挨餓的痛苦。這既是傳承歷史，更是在告誡後人要重視農業、珍惜糧食。厲敬明對1929年和1960年的恐懼是整個村莊所有人共有的傷痕。
2008年是一個稀松平常的年份，村莊的所有人都是喫飽穿暖的，但村莊的每個家庭都是殘缺不全的。因為家庭離散導致的村莊有生力量缺乏，在厲敬明眼中，無異於1929年和1960年的災難年份。作為土生土長的崖邊人，我親身參與並見證了崖邊人因城市化而背井離鄉並導致村莊日漸凋敝的過程。但當我聽到厲敬明將村莊缺乏生機的現實生活與餓死人的歷史時期相提並論，我震驚了。這促使我產生了認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鄉土中國之憂的想法。返城後，厲敬明的話反復在我心裡激蕩著，它好似催促我進入認真思考村莊課堂的鈴聲。

隴中黃土高原，沒有草，沒有樹。光禿禿的山巒，風起塵揚。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會生疼，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慮和迷惘。連綿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溝壑縱橫，每一座山包都有無數的山灣，每個山灣裡都養育著一個村莊。我的故鄉——崖邊就在整個旱海核心區域的一個山灣裡。
從310國道一路向西，在馬營左拐翻山，一條縣級柏油馬路像一根動脈血管，在山包上蜿蜒盤旋。公路叫馬（營）隴（西）公路。每隔三五百米，路邊的山坳處就有一個峴口。峴口是公路上的驛站，把山灣裡無數個灰蒙蒙、靜悄悄的村莊連綴了起來。馬隴公路35公裡處的峴口叫井灣峴。從這裡遠眺，三公裡開外的一座山格外顯眼，因為山上有一個高大的古堡。山叫嶽家山，堡叫嶽家堡。崖邊就在堡子那邊的山腳下。
崖邊村躺在嶽家山的西面，坐東朝西，正視著前方的一條小河。小河是渭河不起眼的小支流，從1990年代後期，已幾近干涸。這預示著隴中黃土高原的旱情在不斷加重。小河對岸是隴西縣的村莊，崖邊處在通渭縣的西南邊陲。
村中的核心地帶有一個十字路口，所有的黃泥小屋都依著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農路都循著十字路口擴散開來。十字路口是村莊開放的公共空間，類似於城市社區的廣場。村莊的所有人都會在這裡拉家常、諞閑傳、論是非。這裡是村莊交流信息、傳遞信息、獲取信息的主場域。
童年的記憶中，十字路口一年四季總是有人活動。常年干旱，故鄉生產勞動的圖景艱辛之外更顯壯烈。因為村莊的人用實際行動推翻了外人對這塊土地“不適宜人類居住”的論斷，硬生生活了下來。與生產勞作的艱苦相比，活下來的人還有溫暖人心的生存儀式，還有經久傳承的道德操行。嵌入我童年記憶的內容，除了耕作大地的辛勞和貧瘠外，村莊還有和諧有度的生活內容：老人安享晚年，中青年躬耕農事，少年成群結隊嬉戲打鬧，村莊雞鳴犬吠，人聲接耳；進入年關歲尾，各類民俗文化活動上演，村莊會更加熱鬧。
離開故鄉很久後，當我回到崖邊時，十字路口已經很難踫到人，整個村莊死一般沉寂。夏天，綠意盎然的村莊缺少了人的蹤跡而顯得陰沉；鼕天，蕭殺的村莊因缺少了人而更顯孤寂。
進城以來，故鄉一直是令人惆悵的符號。在城市裡懷念故鄉，希望回到故鄉。真正回到故鄉時，故鄉的貧瘠又會讓人非常失落。與厲敬明在2008年的對話，讓我忽然意識到，我不是一個孤獨的惆悵者。

2008年之後，厲敬明再也無法出現在崖邊十字路口，他病倒了。
十字路口沒了厲敬明的守候，更加寂靜。
經過十字路口進入我的家，我能踫見的第一個人經常是厲軍紅的母親。農業合作社時期的馬場就在十字路口，馬場的拐角處建有一座高房，十字路口依著高房成型。高房的窗戶正對入村道路，高房如同瞭望所。包產到戶時，這個高房分給了厲軍紅家。所以，所有進入村莊的人總是被厲軍紅母親第一時間發現。
“走，到我家去轉轉。”她每次都會這樣邀請我去她家做客。
每次她邀請我，我都會問一句：“軍紅在不在家？”
她總是回答：“不在，打工掙錢去了。”
幾乎每次還鄉厲軍紅都不在家。厲軍紅和我同齡，要是他在家，我興許會去他家看看。但想到厲軍紅不在家，我每次都婉言謝絕了厲軍紅母親的邀請。
2013年初鼕，我回到崖邊時，再次踫到了厲軍紅的母親。她背著一捆柴，行走在村裡新近硬化的村道上，手裡還拿著一把鐵鍬。她步履蹣跚，行動遲緩。她照例邀請我去她家做客。之前無數次拒絕了她的邀請，這一次我跟著她到了她的家裡。院落雜亂，雞糞、柴草滿地皆是。主屋裡，粗糙的木桌上堆著厚厚的塵土。厲軍紅父親的遺像格外顯眼。北面的房屋是厲軍紅的婚房，大衣櫃上鑲著一面大玻璃鏡子，牆上還留著殘缺的“喜”字。衣被、裝飾畫零星的紅色早已被灰塵覆蓋。顯然，新婚時布置環境所憧憬的浪漫和美好早已被婚後的現實壓力擊得粉碎。
厲軍紅的母親讓我坐定，她翻箱倒櫃用污濁的瓷盤端來了一片干硬如瓦片的馍馍，不停地招呼我喫。我像征性地掐了指甲蓋大小的一點，嚼起來有點費勁。
“軍紅去哪裡打工？”
“不一定，有一陣子在蘭州，有一陣子跑包頭。”她一邊回答一邊從桌角拿起了一塊黑烏烏的抹布。
“為啥要把老婆孩子也帶走，那不是很有壓力麼？”
“人家媳婦子不願意在家裡待，兩個人出去干活能多掙一點錢，家裡的農活給我一個扔下，孩子帶走了還好，要不然都得我管。”
“60多歲了，還能干動活嗎？”
“干不動也得干，不能坐著等死。”她一邊擦桌子一邊說。
1990年代，厲軍紅的父親在什川鄉集市上賣木料，他算是崖邊為數不多的生意人。他常年做生意，家裡的農活基本靠老婆孩子維持。在崖邊，厲軍紅家的莊稼由於作務不好，常年長勢欠佳。厲軍紅的父親常年做生意，似乎也沒能改變家裡的面貌。他家和所有人一樣，住著土房子，過著苦日子。
我和厲軍紅小時候一起長大，關繫還算不錯。他上初中時和同學打架被開除，後來便去打工了，我和他便少了來往。2003年，他突患精神疾病，逢人便打。
由於他父親做生意的緣故，小時候他手頭的零花錢比較充足，花錢也大手大腳。記得上中學時，有一次他用喝剩的白酒洗手，這個舉動在貧瘠的隴中農民看來，實在過於奢侈和浪費，但厲軍紅對此不以為然。厲軍紅花錢不受節制的習性在他走向成人之後，僅靠打工再難以為繼。他是典型的“能力無法滿足欲望”的新生代打工者，他的精神失常也多半源自於此。
厲軍紅的精神疾病康復後，不大和人來往了。2005年，厲軍紅的父親身患氣管炎離世，隨後厲軍紅娶妻生子。
厲軍紅的母親說，農忙時厲軍紅會回到崖邊，將莊稼種好，然後自己去城裡打工。
“現在家裡就我一個人，像個獨鬼。”
“晚上一個人住，怕不怕？”
“習慣了，有時候還是害怕。”
崖邊人迷信鬼神，所謂的害怕也就是怕傳說中的鬼魂。
與厲軍紅母親相比，出生於1940年代的宋福祿要瀟灑得多，因為他的兒子宋輝在河北打工收入較好，他基本放棄了土地，不再操心風調雨順和五谷豐登。
宋福祿的兒子宋輝1982年出生，他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宋輝從16歲開始就在河北石家莊打工，結婚後妻子也被帶到石家莊。從2007年開始，他又把自己的母親帶到石家莊幫自己帶孩子，但父親依然留在家中。宋福祿一個人無法耕種自己的土地，把絕大多數土地都租給了村裡有勞力的人，剩下離村較遠、坡度過大的土地則撂荒。在崖邊村，做飯是女人的專利，男人一般都不會做飯。但宋福祿一個人還要自己做飯，生一頓熟一頓，反正隻能將就著喫。最要命的是萬一有個頭疼腦熱，無人照應。對於這樣的生活狀態，宋福祿對我說：“自己沒辦法，兒子宋輝也沒有辦法。兒子回家吧，外面的錢就掙不到了；跟著兒子到外面吧，兒子的壓力會特別大。”
崖邊人都以為宋輝可以留在城裡，可以在城裡把母親養老送終。但2014年，宋輝的母親得了重病，花了很多錢，依然返回了崖邊。可見，宋輝依靠打工將父母接到城裡是不現實的。很多打工的人，很難立足城市，一旦城裡的工作有變故，崖邊將是最後的老巢。故鄉無疑是每一個農民最可靠的家園。
在崖邊，1982年之前出生的人一般都有較多的兄弟，老大外出之後，還有老二老三等可以照顧老人。但1982年以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農村一對夫婦隻能生兩個孩子，換言之，一個農村家庭頂多有兩個兒子，基本杜絕了一戶弟兄好幾個的情況。青壯年外出，老人留守家中都存在老無所養的問題。崖邊81戶人當中，很多老人和厲軍紅的母親以及宋福祿一樣，身邊沒有兒孫的陪伴，獨自留守在家中，既要照顧自己的生活，還要操持家中的幾畝薄田。在中國，農民是無法退休的職業，與那些標榜自己鞠躬盡瘁的人相比，農民纔是真正為職業而鞠躬盡瘁的人，很多農民會一直勞動直到死在崗位上。
全國老齡辦測算，“十二五”時期，我國有4000萬農村留守老人。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子孫繞膝是富貴的像征。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曾是國人向往的理想狀態。但外出打工的大遷徙開始後，每個家庭都不能人口完備，完整的家庭組合已經解體。
由於父親去世早，厲軍紅是崖邊80後青年中唯一沾染農事的人。崖邊隻有70後的壯年纔會在家庭中選擇“半工半耕”“子工父耕”的辦法維持生活，而絕大多數80後青年都是全年在外打工，90後青年則基本不懂務農。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有的隻身一人外出，有的帶著妻子和孩子，有的隻帶著妻子而把孩子托付給父母親。

留守婦女被稱作“體制性寡婦”。據全國婦聯統計，我國農村留守婦女超過5000萬人。“體制性寡婦”的誕生造成了農村婚姻關繫的不穩定。情感問題的增多引出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諸如婚外情、離婚率增高等。
崖邊張紀綱的老婆就因為丈夫常年外出，和外村男人產生了感情。張紀綱與妻子差點鬧離婚，但為了孩子，張紀綱極力挽留了婚姻。不過張紀綱的遭遇幾乎成了崖邊人詬病的一大污點。由於老婆出軌的原因，張紀綱放棄了打工，但夫妻感情名存實亡，常年爭吵不斷，對孩子的成長也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2014年鼕，在外打工的厲小虎回家，懷疑妻子和別人有婚外情，發生爭吵。妻子一氣之下喝了一瓶農藥，幸好搶救及時撿回了一條命。

隨著越來越多的婦女隨同老公一起外出，一些兒童隻能與老弱病殘的空巢老人廝守在一起。
佟富是崖邊頗為成功的打工者，他小學畢業就開始打工，自學了貼瓷磚的手藝，堅持打工十餘年，勤儉節約，有了豐厚的積蓄。2009年我見到佟富時，他正在崖邊修蓋房屋。此刻，他心中的家園顯然在崖邊。但到2013年時，情況發生了顛覆性的逆轉——佟富已在銀川購買了商品房，2009年新修的房屋也一直沒有投用。盡管落戶寧夏已成事實，佟富已將母親接到銀川，但佟富的兒子和佟富的父親還是留守在崖邊。
佟富的兒子在一本寫字本上寫阿拉伯數字，橫不平豎不直，數字7總要擦掉兩遍纔能寫好，一頁紙從1寫到9，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佟富的父親佟進賢一邊和我聊天，一邊用餘光監督著孫子的作業工程。
“兩個兒子都進城打工，掙得還行，我現在基本不種田了。”
正說著，佟進賢敏銳地發現旁邊的孫子將9寫得像個羽毛球拍子：“不好好寫，今晚不要喫飯。”佟進賢厲聲喝道。
佟進賢是文盲，除了1到10的阿拉伯數字比較熟悉外，他認識的漢字並不多。輔導孫子的作業顯然是心有餘力不足，好在接受我訪問的2012年，佟進賢的孫子隻在上小學一年級，寫阿拉伯數字佟進賢顯然還能應付得來，之後的學業再由文盲爺爺督導進行，肯定不大理想。
佟進賢出門取東西一刻鐘時間，我和佟進賢8歲的孫子交流了一陣，孩子很靦腆，不大言語。問三句纔能回答一句。我問他愛爺爺還是愛爸爸，他說愛爸爸，爺爺老是罵他。我問你想不想爸爸媽媽，他不說話，但眼中已飄起了淚花。
《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顯示，全國有6100萬留守兒童。因親情缺失，留守兒童存在孤獨、失落、焦慮等心理不健康因素，有的還會發展成社會偏差人員。留守兒童的學習由於缺乏父母親的監督和指導，跟不上趟。
在崖邊，每一個家庭的留守兒童都由爺爺奶奶照顧，盡管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小問題，但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湖南衛視《變形記》節目中，貴州省一個叫梁訓的留守兒童與四川成都的一位公子哥互換生活環境。梁訓十四歲，一個人留守在家，自己背水、自己做飯、自己洗衣、自己學習、自己一個人睡覺，艱辛、孤獨可想而知。面對鏡頭，他說自己通常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最害怕，他便用唱歌的方式驅散孤獨和恐懼，唱著唱著就睡著了。他在自己完成一切生活學習的任務後，還要為家裡喂養一頭小豬。他年初送走爸爸媽媽時，小豬伴隨他一起成長，到年關爸爸媽媽回家時，他在保持自己成長的同時，還要將小豬喂成大肥豬，以貼補家用。
梁訓在成都新爸爸家裡喫了一個雞蛋，引發胃疼。醫生說他平時喫得實在太差了，不能一下子喫得太好太多，連一個雞蛋的營養都補充過剩。醫生被他的經歷感動，在他離開之前硬塞了幾百塊錢，讓他買點好的喫。
湖南衛視的《變形記》欄目，通過城鄉少年互換角色，不僅能影響參與節目的孩子們的成長，更能讓全社會關注到城鄉生存環境的巨大差距，關注到兩極分化，關注到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的問題，關注到人到底該如何全面發展的問題，確實是一檔好節目。

2010年的鼕天，崖邊老人厲敬明去世。我回到崖邊正好趕上他的葬禮。
婚喪嫁娶是崖邊人最具儀式感的生活。村莊的傳統是：每出生一個人，全村人都會出動為其慶生；每迎娶一個人，全村人都會出動為其慶賀；每死亡一個人，全村人都會出動為其送別。村莊就在這樣的生離死別、迎來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斷壯大，從明末清初的幾戶人發展到如今的80多戶人。
我記憶中，崖邊所有的葬禮都是傾村出動，但厲敬明的葬禮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紙火，人手幾乎不夠用，婦女兒童都在積極幫忙。嗚咽的嗩吶伴隨著稀疏的送葬隊伍，和我記憶中人們成群結對、熙熙攘攘的崖邊葬禮相比，這場景更顯淒涼。
看著包裹厲敬明身軀的棺材漸漸被鄉親們用黃土埋沒，厲敬明一邊捋著蒼白胡須，一邊給我感嘆“現在村裡像民國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時候挨餓把人餓少了，現在也是走半天見不到一個人影兒”的神情再次浮現。厲敬明的葬禮直接檢驗了厲敬明的論斷。
埋葬完厲敬明的第二天，村民厲永強來我家串門，他和閻海平繼續談論昨天的葬禮。
“到底是厲敬明的棺材太重，還是昨天抬棺材的人太少了，真把人累死了？”厲永強引出了話題。
“棺材都差不多，死老漢臨死前瘦干了沒重量，關鍵是人太少。以前咱們埋一個老漢都是十幾個人換著抬，昨天咱們就八個人一共抬了十裡路，還有上坡路，肯定感覺喫力。”閻海平分析說。
由於年輕人外出務工，像厲永強和閻海平這樣的中年人成了包括葬禮在內的崖邊集體勞動、公益勞動中的主力。他倆為人誠懇，常年難以外出，幾乎村裡的所有公益性勞動都會積極參與。
在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中國的鄉土社會正在被遺棄和荒蕪。參軍、考學、打工，幾乎快抽光了鄉村的活力，人人“擠破頭”朝向城市，鄉村隻剩下了老弱病殘。走出去的人很少回來，上學的在想盡一切辦法找工作力圖留在城市；從軍的托人花錢隻要能晉級士官就能長久待在部隊，即使部隊復員回來，也能賺到一筆豐厚的安置費，在城裡安家有了基礎；出賣勞力謀生的農民，一旦到了城裡，也不願返鄉，舉家混跡城市一隅，舍棄淡泊的家業毫不悔懼。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莊隻有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個接著一個離世……放眼全國農村，大體都存在同樣的問題。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這些新名詞是緊隨20世紀末的“三農問題”而出現的。農村被抽空了新鮮力量，隻留下了“386199部隊”。
“386199部隊”駐守的村莊，最緊迫最淒慘的是留守老人問題。留守兒童長大了會想辦法離開村莊，留守婦女會想辦法跟隨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實現自我照顧。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裡的老人老無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錢，一旦喪失勞動能力之後，金錢也無法變成照顧老人的貼心子孫，無法采購人間親情的溫馨。
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莊圍繞人的生老病死和婚喪嫁娶所固有的生存儀式正在被逐漸湮滅。由於外出打工，崖邊從2000年到2014年，隻舉辦過五場婚禮。很多外出務工的人結婚時都在城市裡舉辦婚禮，這樣一則避免計劃生育的追究，二則避免回村辦婚禮的麻煩。婚禮不在村裡舉辦，新生兒的“滿月酒”自然也挪進了城市。唯有葬禮，是村莊無法舍棄的規則，每一個老人死去，都要舉行葬禮，而年輕人越來越少，葬禮儀式能否按照舊制度舉行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現在真的成了麻煩，年輕人走光了，死一個老漢埋的時候把人就掙死了。該講究的講究也到了省略的時候了，不簡化不行了。”閻海平繼續感嘆道。
和厲軍紅一樣大的厲斌也是我小時候的玩伴，他自從初中畢業後就外出打工，這些年一直沒見過面。2010年我專門去他家看看，隻見大門緊鎖，院落荒草淒淒。附近的鄰居說厲斌的父親得怪病死了，厲斌這些年從來沒回來過。
一個人，說走就走了。一戶人，說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邊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閻海平作為村長給我仔細算了算說：“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兩個人，多的三四個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戶人有15戶已經常年上鎖，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國360萬個自然村銳減到了270萬個。這是城市化的“功勞”。這十年時間崖邊也更加蕭條和凋敝了，但沒有衰亡。它由厲敬明、宋福祿一樣的老人和閻海平、厲永強一樣的中年人守護著。

盡管中國很早就有了先進的城市文明，也曾創造了世界頂級（四大發明）的技術，但中國的社會基礎或者說社會基層依然是鄉土的。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土地搬不動，農民依賴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鄉土中國，形成了農業文明。這是費孝通60多年前總結《鄉土中國》的依據。
盡管費孝通總結的社會結構特點依然能在中國鄉土社會窺見一斑，但總體而言，在經歷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會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浪潮以後，中國農村社會基礎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代社會學者賀雪峰將其概括為“新鄉土中國”。
由“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過渡，是中國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這個過渡時期的農村問題，便是“新鄉土中國”問題。在千百萬個“崖邊”，“386199部隊”守衛的村莊是“新鄉土中國”最大的憂傷和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