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科研機構及其相應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在中國近現代科學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留法學者為主體成員的北平研究院，是國民政府時期與中央研究院同時存在的綜合國立科研機構。《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從科學體制的角度對北平研究院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原始檔案及文獻基礎上，梳理了北平研究院建院的政治和社會背景、資源條件、學界人纔等要素，院長李石曾的作用和貢獻；探討了北平研究院的制度建設和研究所工作，及其北平研究院所承載的中法文化交流和社會建設方面的功能；論述了北平研究院對中國科學院初期體制和組織建設的影響。

劉曉，1978年生，山東費縣人。2007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獲理學博士。2008年在法國科研中心REHSEIS小組做博士後研究。現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科學文化評論》責任編輯。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科學史、法國的科學與文化。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中國科技史雜志》等發表《世界社與辛亥革命》、《李石曾與中華民國大學院》、《北平研究院的學術會議及會員制度》、《李石曾與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宇宙線研究在中國》、《何澤慧先生和她的科學救國之夢》等論文、報告十餘篇，同時有《拿破侖對法國科學技術研究的推動》、《巴黎科學院掠影》等科普文章近十篇。

總序
導言 百科全書之夢
第一章 近代學術界留法群體的形成及其科學教育事業
第二章 北平研究院的建立與機構設置
第三章 北平研究院的黃金時期
第四章 學術高地——北平研究院理化部
第五章 門類齊全——北平研究院生物部
第六章 時空記憶——北平研究院人地部
第七章 風格獨具——研究會與附設機構
第八章 北平研究院戰時遷滇及復員時期
第九章 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及會員制度的建立
第十章 從北平研究院到中國科學院
結 語
附錄1：國立北平研究院大事記
附錄2：北平研究院職員總表
附錄3. 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會員錄
參考文獻
後 記

《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
更為特殊的是，在北平研究院同時設有研究所與研究會，其中研究會實行會員制度。具體來說，北平研究院在其成立的物理學、化學、生物（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鐳學、藥物等8個研究所之外，又設立了史學、字體、經濟、水利和海外人地等共計5個研究會（史學研究會於1936年改為史學研究所）。北平研究院1929年10月制定的《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研究院設若干研究會，或以之替代未經成立之研究所之職務，或以之扶助其他研究所之不足。各研究會由院長聘請會員若干人。各研究會各設常務會員及干事各一人或數人，均由院長聘任。有關繫研究所之研究員，均為當然會員。”當然，各類研究會的設置還有經費（研究會經費僅為研究所的四分之一）的考量，此外與主持人的社會關繫和個人興趣有較密切的聯繫。
李石曾在法國接觸到的科研機構形式主要有兩類：其一是學會，如1905年李石曾作為中國代表出席羅馬萬國農會和巴黎萬國牛乳研究會。他體會到，這類研究會各國“隨時皆有，足以因之發明新理，獲益良非淺鮮”。念及西方“學會”的重要性，他於1907年組織“遠東生物學研究會”，在向學部的奏章中稱：“與在歐留學諸人，合力組織，集資賃屋，購置中國植物各品暨試驗器具，並附設化學實驗室，名日遠東生物學研究會。”其二是研究所。1906年李石曾進入巴斯德研究所學習後，也仿照設立“化學研究所”和“大豆研究所”，並將其作為世界社的組成部分。巴斯德研究所雖是私立機構，但與巴黎大學關繫密切。學生在巴斯德研究所從事研究，在巴黎大學聽課並獲得學位。回國後，1918年李石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設立生物研究所。
李石曾解釋說：“本院中設立研究所與研究會兩種組織，研究所與研究會之區別，各有不同。蓋研究所有機關性質，有研究員及辦事人，每日辦公。研究會則僅集多數專門人纔，於私人研究之餘，在一定時間，共同集合，以交換心得及討論進行方法。研究所有如外國大學博士實驗組及各學院之性質。研究會則與外國大學博士會、學會、研究會等機構相似，此二者本繫兩種組織，在本院合二為一，實為各國所無，亦為新環境使有新結果之定例。”
出於對學術事業的重視和熱愛，李石曾一改過去身居幕後的習慣做法，親任北平研究院院長，而且從提倡籌備到規劃發展，均親臨其事。他不僅為北平研究院物色人選，爭取到經費和對所選院址的支持，也積極地探索建院方針，實際主持了許多下屬研究單位的創建。作為社會活動家，他喜歡試驗，不願意走別人的老路，不想復制中央研究院的模式，使得北平研究院在組織方面有許多創新之處。也因為不願受約束，北平研究院的組織規程遲遲不予刊出送交立法院。李石曾在1930年1月7日解釋說：“因本院在中國尚繫創設，國內可參考者既少，國外組織又各不相同，取舍之間，實費斟酌。”
不同於中央研究院直接下設研究所的設置，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其初期采用了院一部一所（會）三級編制。其中部一級單位即達十個，分行政和學術兩組：行政方面為總辦事處，下設總務、出版、海外三部；學術方面分為七個部，分別是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藝部和國學部，部以下再設立各個研究所和研究會。按李石曾最初的設想，所謂“部”，是指“分院”而言，這樣就構造了一個比中央研究院還龐大的體繫。
從名稱上看，雖然有些部包含的學科比較成熟多見，如理化部、生物部、天算部等，但有些部在國內學術界還是有些生僻，如文藝部、人地部和群治部，而且有些部始終沒有成立，更難確切明白其內涵。此外，有些部的組成亦不符合當時學術劃分的習慣，如從實際成立的人地部看，將地質學研究所與史學研究會合為一部，未免顯得怪異。相對其有限的經費和設備，這一框架顯然過於龐大，且層次太多，分配到具體的研究單位則人員有限，一人身兼數職現像也非常普遍。所以，難免使人對設置的依據產生質疑。
實際上，北平研究院的辦院理念和機構設置深受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影響。李石曾本人極為推崇《百科全書》，甚至以“中國的狄德羅”自居，編纂《世界學典》。從涵蓋範圍看，百科全書的目標是彙集人類的一切知識，而李石曾也賦予北平研究院“無所不包”的特點。在《緣起》中李石曾寫道：“吾人之所謂文化與研究者，非狹義乃廣義也。是故言文化而不僅於楮墨，言研究而不僅於試驗，實乃宇宙人群之內，學理應用之博，無所不始於研究，而其畢也，亦不僅於研究。”
更重要的是，現代百科全書的編寫過程也是一個學科劃分和創建的過程。百科全書之父培根（F.Bacon）認為，不同知識領域（歷史學、詩學和哲學）分別依賴於人的三種不同感覺：記憶、想像和理性。歷史學包括自然史（博物學）、地理、政治史、宗教史以及機械技術和工藝。詩歌包括形像的書面和視覺的作品，如戲劇、繪畫、音樂和雕塑等。哲學包括“所有的藝術和科學”，與神學並列屬於一類，是三個領域中最大的領域。
……

在進行中國近現代科學發展歷程的研究中, 一個不能回避的議題就是國家科研機構及相應制度在這一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949 年春天, 中共中央剛剛遷入當時的北平就開始謀劃成立國家科學院, 11 月1 日,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整整一個月後, 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正式辦公。這一事實往往被論者作為新政權重視科學的依據, 然若不將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轉換等政治因素當作唯一的視角, 而從中華文明道統傳承的立場來看, 中國科學院的掛牌開張, 不過是始於20 世紀20 年代的中國科學制度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早在中國知識界展開“科玄論戰冶的1923 年, 就有人在國會提出“創設國立科學院冶的議案。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久,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相繼在上海和北平成立。這兩家“ 國字號冶的科研機構幾乎同時出現, 主事者和重要干部之間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其20 餘年共存期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背景雖完全一樣, 但兩者在組織形式、戰略布局、研究旨趣和歷史地位等方面卻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後人對它們的研究和評價也大為不同。
目前, 關於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 而對北平研究院的調查、研究與評價———相對於它在中國科學事業制度化過程中的作用而言,可以說是寥若晨星。另一方面, 相培、胡適等人在中國近代科學、教育、文化與學術史上均留下了巨大的足跡, 北平研究院的創始人李石曾卻像個被歷史遺忘了的角色。個中原因, 固然與這位出身晚清巨宦家庭並同北方政界知識界有密切聯繫的人物的個人秉性、理念、人脈、辦事風格以及躬行實踐有關, 根本的原因還須從制度方面去探究。
概言之, 雖然都由中央政府撥款並具備“ 國立冶這一頭銜, 中央研究院是全國性的綜合性研究機構, 北平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中央研究院的布局較為全面並具戰略考量, 北平研究院在組織結構上往往因人設廟; 中央研究院的成員以留學英美者居多並能兼收並蓄, 北平研究院的骨干幾乎是清一色的留法派; 1949 年以後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員遷臺後該機構得以繼續生存並發展至今, 北平研究院在政權轉移後就不復存在。
在中國近現代科學機構史的研究中, 似乎存在著一種有意揚“ 中冶抑“平冶的傾向。若以上述因素作為理由, 忽略北平研究院及其創建者們在中國科學制度化進程中的貢獻就有失公允了, 對此隻要列舉一些有趣的史實就足以說明問題。
一、無論是中央研究院還是地方研究院, 都是老派同以蔣介石為首的政治新貴間政治交易的結果。所謂的“ 四老冶在當年有所分培、張靜江、李石曾分別負責中央研究院、浙江研究院( 未果) 和北平研究院, 而由吳稚暉總其成。
二、創建中央研究院的議案, 首先是李石曾於1927 年4 月17 日在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來的, 籌劃中的研究院原本是他在中國引進法國“大學區冶科研—教育體繫嘗試的一部分。
三、脫胎於評議會制度, 中央研究院於1948 年3 月25 日選出首批院士81 人; 借助於學術會議, 北平研究院於同年8 月21 日通過90 人與院士資格相當的“會員冶名單。同時身兼首屆“兩院院士冶的共有36 人。
四、吳大猷認為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令人失望, 而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實驗物理方面更為積極與活躍。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和後來的原子學研究所實為中國核科學的搖籃, 嚴濟慈、錢三強、何澤慧、陸學善、鐘盛標、鄭大章等均為一時翹楚。
五、抗戰勝利後的1945 年鼕, 蔣介石在重慶發表題為《中國科學技術的地位與前景》的演說, 主張大幅度提高對國立研究院的經費支持, 以期在25 年內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科學領先的國家, 演講中兩次將北平研究院與中央研究院並列。
六、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前, 北平研究院出身的錢三強就作為中共中央選定的科學家代表參與籌備建立科學院的方案, 起草《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等基本文件。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 竺可楨在北京科學界的慶祝會上說“中央研究院與北京研究院為姊妹, 將來即成大家庭冶。
八、1949 年11 月5 日, 即中國科學院掛牌辦公後第五天, 首先接管的科研機構是北平研究院的原子、物理、化學、植物、動物和歷史六個研究所, 次年3、4 月纔陸續接管中央研究院在滬、京等地所屬各所。
九、中國科學院首任辦公廳主任是曾任北平研究院總辦事處主任和物理學研究所所長的嚴濟慈, 而錢三強不但參與了中國科學院的組建與調整,還先後主持計劃局與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中國科學院早期實行學部制,初次學部委員推選工作的主事者之一也是錢三強。以上這些史實, 以及圍繞著北平研究院20 多年歷史所涉及的人物故事,特別是隱身其後的那些錯綜復雜的國內外背景, 在讀者眼前的這本《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中都有交代。它對於糾正已有研究文獻上的失衡以及由此帶來的認識上的片面性將大有助益, 也將有利於今人更為客觀和健全地認識中國近現代科學發展歷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曲折、復雜性與多樣性。
作者劉曉曾隨我攻讀科學史博士學位。2004 年他在入學考試中總分名列第一, 同時也被報考的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錄取, 最終他選擇了進入國家科學院下屬的專業研究所深造, 學位論文就是《李石曾與北平研究院》。在論文寫作期間, 劉曉廣泛收集資料, 參考研習了大量原始文獻和相關的研究成果, 亦曾前往南京二檔館以及京郊、河北高陽等地調閱檔案和實地考察, 論文獲得評審專家的好評。
畢業後, 劉曉一面參加中國近現代科技史、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 以及科學文化等方面的工作, 一面繼續深入考察博士階段遺留下的一些問題。2008 年獲得法國“人文之家冶基金會的資助, 前往巴黎從事博士後研究, 得以接觸李石曾和其法國友人的後人, 走訪蒙達爾紀農校、巴斯德研究所、世界社、豆腐公司、華法教育會等多處舊址, 用功於郎之萬檔案館、巴黎科學院、巴黎國家圖書館、裡昂圖書館等地, 目標是對北平研究院與法國啟蒙思想和法國學術界的淵源進行考察, 期間的研究成果都凝聚在本書之中。
相比於博士論文, 本書在論述空間上作了很大的拓展, 補充了大量材料, 加強了理論上的分析和評論, 文字上也顯得更加老道成熟, 特別是作者有意識地采取更加超然的立場, 克服了博士論文中時而流露出的對論主給予過多同情和辯護的傾向。然而以嚴格的學術標準來判斷, 本書還不能說完美無瑕。比如說書中提出的那個留學運動與科學家成長的“十年規律冶就顯得比較粗糙, 對北平研究院下屬機構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完善。此外, 作者一直沒有機會對收藏在海峽彼岸的相關檔案及研究文獻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 彌補這一缺憾隻能俟之來日了。
在此書之前, 劉曉已經出版了一本《卷舒開合任天真———何澤慧傳》(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3), 傳主與北平研究院多少有些關繫, 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博士階段從事課題的延伸。這一事實或許可以給有志投身學術研究的年輕朋友提供一點啟發, 那就是好的選題與鍥而不舍的精神對日後的發展至關重要。
歷史很會開玩笑, 九年前劉曉在國內頂級名校與國立科學史研究所之間選擇了後者, 九年後我從研究所退休而被清華招去幫閑。劉曉請我為他的新書寫一篇序, 我樂意為之並想起了這個故事。科研和教育, 本來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在組織結構上融為一體也許更有益於學術的健康發展。李石曾有過這樣的夢想, 隻是時不予他罷了。
劉鈍
2013 年10 月17 日於中關村夢隱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