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讀人群 ：中文、國際漢語教育專業學生,教師,一般讀者

本書為北外中文學院教師在中外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的代表性成果，內容涵蓋語言哲學、中外文學研究、中外文學關繫研究、 海外漢學研究、翻譯研究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等方面。論題豐富，視角寬廣，。在研究過程中，論者始終自覺地將研究對像置於中西比較與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予以審視、探討，立足文本，力求創新，所言皆出己意，著眼於推動中外文學文化間的對話、溝通與理解，為拓展中外文學文化的闡釋空間做出了難能可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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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現代翻譯史而言，對其影響至深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它不僅推動了中國新文學的創造，也把中國對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推進到新階段。不僅翻譯的數量極大地提高了，對翻譯質量問題的探索也進一步深化。新文化人在對以林紓為代表的晚清民初意譯風氣進行矯正的同時，不斷強化翻譯的“忠實”標準而推崇直譯。正如茅盾所言，“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後方成為權威”（茅盾，2009）。此外，直譯的主張背後滲透著從域外文學輸入新的表現法、提高語言表現力、建設現代漢語的觀念，因此也與句法的“歐化”緊密相連。面對翻譯所帶來的語體文歐化趨勢，以及某些在“直譯”名目下產出的種種文字生澀、粗制濫造的譯本，上世紀30年代也出現了對歐化句法進行的集中反思，這種反思實質上表達了對譯文語言質量及其藝術表現力的要求。
新中國成立後，翻譯事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對翻譯質量方面的規範化需求以國家意識形態的方式被表達出來。1951年12月召開的全國第一屆翻譯工作者會議上，胡喬木的報告提出了“必須提高翻譯質量”的要求；而1954年8月召開的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茅盾的報告題為“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鬥”。就文學翻譯而言，這種提高翻譯質量的需求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求譯者以更嚴肅的態度從事翻譯實踐；二是繼承前述對歐化句法的反思，在現代漢語自身不斷發展、更新的同時對其加以規範化。而這兩方面，都在傅雷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思想中有突出的體現。
從前述對傅雷翻譯思想的分析中不難看到，正是對翻譯是藝術的深刻體認和提倡，使傅雷將自己的翻譯事業視為神聖的責任，對翻譯的質量要求非常嚴格。人民文學出版社邀傅雷翻譯伏爾泰的小說《老實人》，他“足足考慮了一年不敢動筆，直到試譯了萬把字，纔通知出版社”（傅雷，2010）。《老實人》從初譯至寄出文稿，“改過六道”（傅雷，2010）；盡管1944年傅雷初譯《高老頭》極受歡迎，先後印過四版。但新中國成立後，傅雷出於精益求精的質量要求，仍然完成了對《高老頭》的重譯（1951年）和重譯基礎上的再改譯（1963年），足見他個人對翻譯質量問題的重視。由此，他也特別不能容忍那些“本身原沒有文藝的素質、素養；對內容隻懂些皮毛，對文字隻懂得表面，betweenlines的全摸不到”的譯者（傅雷，2010）。不用說，那些“對文字隻懂得表面”就率爾操觚的譯者，最好的狀態上隻能做到形似，而無法傳遞神韻。正是對譯文質量的要求，使傅雷不惜將形似和神似對立起來，強調譯文“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而在更深的層面上，強調神似重於形似，也是面對“五四”以來占主流的直譯傳統的某種反撥，是在文學翻譯的語言忠實之外，對翻譯語言藝術性和表現力的要求。
另一方面，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從事翻譯事業的傅雷，從自己的翻譯經驗出發，繼承前述對語體文歐化的反思，出於對譯文語言表達規範化和藝術性的考慮，總結出“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務使譯文似中文創作”的觀點，他認為：“從無法文似的英國譯本，也沒有英文似的法國譯本。假如破壞本國文字的結構與特性，就能傳達異國文字的特性而獲致原作的精神，那麼翻譯真是太容易了”（傅雷，2010）。這種觀點中既包含了對民族語純潔性和規範性的需求，也包含著以原作的藝術標準來看待譯文，以一件藝術品還它一件藝術品的藝術追求。此種主張，無疑與更強調句法輸入的直譯派提出的“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周作人，2009）遙相對立。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少有的完全靠自己的翻譯收入生活而不靠國家養活的翻譯家，傅雷以其對翻譯事業的專注和投入，實踐著自己的上述翻譯追求。可以說，傅雷的這些翻譯思考雖然來自於個人的實踐與總結，但他卻以自己對翻譯的熱切和關注表達了時代的內在需求，並通過個人譯作的成功印證了這種翻譯態度和翻譯主張的有效性。
除了“《高老頭》重譯本序”“翻譯經驗點滴”等公開發表的談論翻譯的文章之外，傅雷還寫過一篇論翻譯的文字，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1954年致宋淇的信中，傅雷告訴對方：“我在五月中寫了一篇對‘文學翻譯工作’的意見書，長一萬五千餘言，給樓適夷（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筆者注），向今年八月份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的籌備會提出（即前文所述1954年8月大會——筆者注）。裡面我把上述的問題都分析得很詳盡，另外也談了許多問題”（傅雷，2010）。楊絳的《憶傅雷》亦曾談及此事：“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隻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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