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本書有確實之主張，無逃遁猶豫之詞，無含混隱秘之處。本書之立場是：科學與機械是兩種不可磨滅的事實，凡學者、教育家、宗教家、領袖、工業家等，都得認可此種事實。凡逃避此種事實的，必致荒虛失敗。本書各作者雖承認現代之機械不無惡果，未嘗不因而痛心，但大都不贊同哲斯脫敦（Chesterton）、柏拉克（Belloc）、斯盆勒（Spengler）等那種悲觀的態度。各作者對於現代文化之將來，拒絕悲觀，代以樂觀，而同時並非經營地產者那種樂觀。
本書之編輯，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經過各地友人之商助，而後敦請各專家，以清晰遒勁之文詞，討論現代文化之各方面。除篇幅之外，各作者不受任何限制，各人可自由發表意見。各個作者對於其他作者的意見，也不受任何牽制。編者沒有更改原稿，使各篇一致，也並不擁護各作者所有的意見。即或本書不采取這種自由的原則，而各作者都是有地位的，也不會容許受人的限制。
編者得力於隆曼斯書局之喜爾先生襄助不少，僅此致謝。
俾耳德，一九二八年八月，於新彌爾福德（NewMilford）。
譯者序
數年前中國學術界討論東西文化之優劣，很是熱鬧；但近年來因政治革命之激潮，而對於文化之討論，漸趨於沉寂。然而文化究竟是根本問題，凡一國之興衰，種族之存亡，無不基於其文化之性質。
現代世界各學者對於近代西方文明之態度，約可分悲觀、樂觀兩派：歐洲方面因大戰之創傷，大都趨於悲觀，德國斯盆勒（Spengler）所著之《西方之衰微》（TheDeclineoftheWest），即代表悲觀派之最著者；美國近代氣像興盛，機械發達，以故大都趨於樂觀，俾耳德之編輯此書，請各著名學者從各方討論現代之文化，大半表示樂觀，即為反駁斯盆勒之悲觀態度而發，亦可代表樂觀派之言論。至於我們中國究竟要取何態度，走何途徑，很可以此書為借鏡。
關於此書之編輯及內容，俾耳德之序言、緒論及結論，均已詳細說明，在此恕不贅。
書內胡適之先生一文，會請胡先生親自校對一過，謹在此致謝。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一日，於熙儉於上海。
新版序
人類的前程和中國的未來
1914年是中國的虎年，也是中華民國三年。就在這一年，人類歷史上所謂的“大戰爭”（theGreatWar）爆發。在另一場世界大戰於二十多年後再次打響時，這場“大戰爭”成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這場美國人在1917年自己參戰後稱其為“終結所有戰爭的一場戰爭”（thewartoendallwars）的炮聲在1918年11月11號11時終於沉寂時，約200萬美國人先後效力疆場，5萬餘人捐軀，20萬人受傷。美國隻是卷入戰火的36個國家之一。一戰中全世界至少有6500萬軍人參加作戰。每三個年齡在13到30歲之間的法國男人就有一個死於戰火，死亡率占年齡在15—49歲之間的法國男人的13.3％。英國軍人死逾72萬，傷160萬，死亡率占年齡在15—49歲男人的6.3％以上。德國死200萬，傷420萬。僅一戰戰俘到1917年底就達350萬。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交戰方總人數高達900萬以上，這說明每8個士兵中至少有一人陣亡。或者說在4年多的戰爭中士兵每天平均死亡6046人。此外，這場戰爭還造成德意志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等帝國的煙消雲散，英、法老牌大國隨之衰落，美國、日本開始在世界舞臺上異軍突起。尋求新的國家認同、民族自治和平等及國際化成為中國等不少國家壓倒一切的主旋律。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這都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戰爭，是對東西方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一次血與火的殘酷考驗。而且從相當大的意義上來說，一戰的重要性遠勝於二戰。因為二戰不僅是一戰的延續，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戰爆發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對這場所謂的“大戰爭”的全球意義仍缺乏真正了解，人們仍在辯論其影響及後果。
實際上，一場有關一戰意義和影響的辯論在一戰結束後即在東西方展開。德國人斯本格勒（OswardSpengler）宣稱一戰標志著西方的沒落，是大家都熟知的。中國人梁啟超則在其於1918年底到歐洲遊歷及考察所撰的《歐遊心影錄》中聲稱一戰的結果顯示東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優勢。梁啟超寫道，“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梁啟超甚至用其飽含深情的筆調告誡中國人，“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撥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孔子?老子?墨子）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對梁啟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將人類文明消滅殆盡，而西方一直標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難辭其咎。除梁啟超外，中國人梁漱溟、辜鴻銘等均屬強調東方文明優越陣營的大將。當然，當時鼓吹東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以至美國人哲學家杜威（JohnDewey）在1923年為另一位哲學家、英國人羅素（BertrandRussell）所撰《中國問題》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在大戰後，中國似乎成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國之道德準繩成為蠍子之鞭，抽打自以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ChinatendstobecomeanangeloflighttoshowupthedarknessofWesterncivilization.ChinesevirtuesaremadeawhipofscorpionswithwhichtolashthebacksofcomplacentWesterners.”）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東西方文明中站隊，比較優劣和短長。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國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認識一戰是人類文明的分水嶺，要乘機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道路，不要汲汲於東西方文明之爭。如有一位中國人在1918年《晨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大戰既終，十九世紀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紀文明方從茲發展。換言之，即世界由舊時代而移入新時代。”“故我國民果欲為適應時勢之國民，第一須求得有方針之教育，第二須其方針無背於世界之新潮，否則惟有自歸淘汰而已。此則吾人所應大覺悟者也。”
戰後在亞洲，對西方文明批評最厲害也最有影響的是印度人泰戈爾（RabindranathTagore）。此公在1913年即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亞洲人第一個獲此殊榮者，聲譽當然遠揚，所發言論也較引人注意。泰戈爾在1921年寫道，生活在東方之外的人現在必須承認歐洲已經徹底失去其過去在亞洲的道義上的優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被視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則的奉行者，它充其量隻是個西方種族優越論者和對非西方人的剝削者。（“ThosewholiveawayfromtheEasthavenowgottorecognizethatEuropehascompletelylostherformermoralprestigeinAsia.SheisnolongerregardedasthechampionthroughouttheworldoffairdealingandtheexponentofhighprinciplebutratherasanupholderofWesternracesupremacyandtheexploiterofthoseoutsideherownborders.”）他在戰後給法國作家、同樣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羅曼?羅蘭（RomainRolland）的一封信中寫道，亞洲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對歐洲不再喜愛（“hardlyacornerinthevastcontinentofAsiawheremenhavecometofeelanyloveforEurope”）。對泰戈爾而言，披著文明外衣的西方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所投下的毒藥在戰後必將禍及自身，所謂的歐洲文明之火炬也許不再是燈塔，而是用來殺人放火的東西（“thepoisonthatcivilizedEuropehadpusheddownthegulletofsuchagreatcountrylikeChinahasseverelyimpaireditsownforever”andwhether“thetorchofEuropeancivilizationwasnotmeantforshowinglightbuttoset?re”）。
一戰是日本的所謂“天賜良機”。日本通過一戰一舉成為世界強國，在巴黎和會上躋身世界五強之列。但就是在大發一戰外交和經濟橫財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戰後有許多疑惑之處和很強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過一戰一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但西方集體對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嗤之以鼻，在種族問題上日本還是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仍無法同白人國家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畢竟日本是靠德國軍事化模式發跡的，德國在一戰中被打敗及一戰後流行全球的反軍國主義思想讓不少日本人懷疑日本是否在根本上就選錯了立國模式，懷疑自己自明治維新以來奉行的所謂“脫亞入歐”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也是通過一戰躋身世界強國的美國同樣對一戰的影響和後果充滿疑慮。美國人在為“民主而戰”（thewarfordemocracy）的口號下加入一戰戰團後，卻發現戰後的世界秩序並非自己所願。確實，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Wilson）一度被世人奉為神明和救世主，為全世界帶來希望。連法國老虎宰相克裡孟梭（Georges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隻給了人類十誡，但此公卻給了我們“十四點”世界新秩序藍圖。甚至連泰戈爾也要寫書題贈給他。在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雄心萬丈，立誓要建立在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並建立國際聯盟，為萬世開太平。但美國人拋棄了威爾遜及其國際願景，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條約》，甚至不準美國加入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
可以說，一戰後全球的仁人志士、學者與政客都在疑惑和思考一戰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什麼影響，並討論其是否意味著西方之衰落，科學之破產，抑或為人類帶來新的契機。本書就是20年代東西方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對此問題的回答。這本英文原著的英文名為“WhitherMankind”，英文版出版於1928年。本書的編者是美國著名的進步主義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A.Beard），以一部《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AnEconomicInterpretationoftheConstituteoftheUnitedStates）聞名於世。他長期任教於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在政治科學與史學之間任意遊走，曾分別擔任美國歷史學會（1933）及美國政治學學會（1926）會長。由此可見他在兩大學科的傑出影響和受人尊敬的地位。比爾德的個人學術經歷同一戰有直接關聯。一戰時哥倫比亞大學的鐵腕校長巴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因一些教授反對美國參戰而將他們開除。比爾德憤怒抗議並辭職，在1917年離開了他教書多年的哥倫比亞大學，並很快成為位於紐約的The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1998年後改名為NewSchoolUniversity）的主要創辦人。如同比爾德一樣，本書的不少作者與一戰有濃烈的感同身受的關聯。如魯賓孫（JamesHarveyRobinson），同為哥大教授，後步比爾德之後塵從哥大辭職並加入NewSchool。哲學家杜威也是本書作者之一。他曾對一戰後之世界寄予極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記者采訪時，杜威表示，我們在為民主而戰，因為這場大戰爭，“世界死了，世界萬歲！一個偉大的文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嶄新社會和文明。杜威雖然聲稱他目前並不知道戰後新世界究竟怎樣，但他顯然對戰後新世界和國際秩序充滿憧憬，當然也有不安。結果，杜威對戰後世界新秩序極其失望。連杜威先生也疑惑了。但這是否意味著杜威先生也加入了科學和西方文明懷疑論者之列呢？
本書的作者均為一時俊傑，各行翹楚，有哲學家、醫學專家、心理學者、作家、經濟學者、歷史學家等，除胡適先生外，清一色的西方人，且大多為美國人。這些人的觀點如何呢？本序不想在此預告，以免奪走讀者慢慢品味此書觀點時可能獲得的驚喜和新鮮感。但這裡還是要說明的是，本書各章精彩紛呈，且絕非人雲亦雲，如同一曲令人振奮的交響樂，高潮迭起，各種觀點如同不同樂器相互輝映。本書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科學破產的說法。比爾德在本書的序言中寫到，“本書之立場是：科學與機械是兩種不可磨滅的事實，凡學者、教育家、宗教家、領袖、工業家等，都得認可此種事實。”比爾德還強調，“各作者對於現代文化之將來，拒絕悲觀，代以樂觀，而同時並非經營地產者那種樂觀。”
有趣的是，本書部分作者或有很深的中國情結或與中國有密切聯繫。第二章的作者是我們很熟悉的胡適先生，當然就不用介紹了。另外兩位作者杜威和羅素與中國的近代命運很有關聯。杜威在五四運動期間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兩年多。中國是除美國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過時間最長的國家。杜威被認為是中國五四時期風靡一時的兩大口號“科學”與“民主”的個人化身。由於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培等人稱為常見為“西方孔子”。羅素也在戰後來到中國，講了好幾個月學，影響也可謂不小。像杜威一樣，羅素也寫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文字，如前面提到的《中國問題》一書。本書的編者比爾德不僅因其學術研究在中國受到尊重，幾乎無人所知的是，他同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黃興也頗有交往。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檔案館就找到一封比爾德寫給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另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FrankGoodnow）的私人信件。古德諾長期擔任哥大政治學教授，1913年在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推薦下擔任袁世凱總統的憲法顧問，並在1915年袁世凱稱帝一事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後就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此信寫於1914年11月7日。比爾德寫道，黃興將軍繫袁世凱政敵，現在美國，很想在紐約同古德諾一晤。比爾德還詢問古德諾是否能來紐約並同黃興會面。古德諾很快回信告訴比爾德，他作為袁世凱的顧問，不能同被當時中國政府視為“叛徒”並潛逃到美國的黃興先生正式會面。古德諾還在這封要求比爾德保密的私人信件中寫道，甚至黃興在中國過去的革命戰友現在對其也不抱多大好感。古德諾請比爾德不要把這些實情告訴黃興，但要婉轉說他因太忙而無法同其會面。之所以提起這些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旨在提醒我們的讀者，本書的觀點不僅對我們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更重要的是，他們中的有些人不僅對中國有切身體會，甚至對中國有深刻的了解。
一戰爆發迄今已經100年，但當年圍繞這場大戰爭進行的全球討論，這場有關世界秩序、東西方文明的興衰、科學及機器的論戰，到今天仍在繼續，也仍無答案。在21世紀，人們仍在繼續在討論，繼續疑惑，觀點仍舊莫衷一是。事實是，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考驗，西方文明照舊處於優勢，跟一戰時期比，今天，科學和機器在人們的生活中甚至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並為全世界所推崇和追求。中國自一戰以來無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積貧積弱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今天的中國不僅國力大增，國際地位也與日俱增，與一戰後任人宰割的局面有天壤之別。但五四時期我們的先輩所討論、所糾結的問題今天仍舊存在。例如當時廣為討論的“何為中國，何為中國人”，中華文明的國際地位如何，中國究竟需要有什麼樣的國家認同等問題，到今天仍舊是我們全體中國人共同關心的核心問題。中國國家領導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實現“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計劃同五四先輩們所追求的理想無疑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我們中國人同全人類一起紀念一戰爆發100周年的今日，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獨具慧眼，再版這本書，讓我們今天的讀者有機會重溫這部出版於80多年前的文集，可謂意義重大，用心良苦。因為本書對今天的我們仍有重要啟迪意義。誠如本書譯者於熙儉在80多年前所言，“至於我們中國究竟要取何態度，走何途徑，很可以此書為借鏡。”讓我們通過這本書仔細讀讀近一個世紀以前的哲人思想、辯論及心路歷程，靜心想想人類的前程，並思考什麼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未來。為了自己，為了後代，也為中國和世界。
徐國琦
2013年9月初稿於英國倫敦
2014年夏定稿於美國波士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