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亙於案的這版《莎士比亞全集》可謂劃時代的作品彙集。我所謂的“劃時代”,非指莎士比亞作品本身的價值。在許多學者眼中,莎氏作品的價值不僅僅屬於某個歷史階段,而是——用本·瓊森的話來說——屬於所有的時代。所以,我這裡所謂的“劃時代”是另有所指。我指的是這版由享譽世界的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隆重推出的《莎士比亞全集》輝煌的輯注成就。毫無疑問,這版全集的編輯原則與撰注實績,與前此所有林林總總的莎士比亞版本判然有別。它一舉打破了延續300多年的傳統莎士比亞著作輯注取向,開創了嶄新的輯注、闡釋原則與獨特的審美趣味。它是莎士比亞著作在21世紀重樹的一塊豐碑,也同時昭示著躁動於國際莎學界的一場革命。要而言之,這一新版《莎士比亞全集》至少有如下幾個特點,使之在眾多的莎士比亞版本中獨樹一幟,領秀群芳。
一、1623年版對開本重出江湖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推出的《莎士比亞全集》(William Shakespeare:Complete Works,以下簡稱皇家版《莎士比亞全集》或《皇家版》)最大的特點,是重新確立了1623年第一對開本莎士比亞作品集的權威地位,使其成為新莎士比亞全集劇文的權威依據。在粗心的讀者看來,彰揚這個特點似乎是在誇大其詞,因為前此的一切莎士比亞作品集或作品全集也絕非不重視第一對開本。那麼,皇家版《莎士比亞全集》在處理第一對開本的態度和方法上是否與前此的莎士比亞編撰家們迥然有別呢?答案是肯定的。為此,有必要簡述數百年來莎士比亞專家在輯撰莎士比亞作品時處理第一對開本及其他四開本莎士比亞著作的方式。皇家版《莎士比亞全集》的主編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先生在原書導言裡對此有絕妙的追溯,我這裡隻是用中文簡單地轉述一下他的觀點,以使中國讀者明白1623年版第一對開本與後來的所有其他版本在價值上的根本區別。
貝特先生批評的矛頭首先指向18世紀初的詩人和劇作家尼古拉斯·羅伊(Nicholas Rowe)。羅伊注意到哈姆萊特最後的一大段獨白隻見於早期的一個四開本,卻不見於第一對開本,便自作主張地將兩個版本的文本拼合起來,產生了一個合成本《哈姆萊特》,並希望這個本子代表莎士比亞的原本。但現代莎士比亞版本目錄學家的研究證明,早期不同的《哈姆萊特》文本,和戲劇演出的舞臺歷史相關,代表了該劇在不同演出時期的面目。所以羅伊的合並本絕非莎士比亞的原作。
貝特先生認為,羅伊的拼合法為後世的許多莎士比亞劇本輯撰者所仿效,例如蒲柏(Alexander Pope)即進而使用所謂“取精融彙法”(pick-and-mix),把許多四開本和對開本劇文混為一體,許多學者卻以為這是處理莎士比亞版本問題的絕妙法門。此法於是為後世莎士比亞版本領域各家所宗,200餘年,竟無人質疑。
貝特先生特別提到1986年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開始對早期文本進行單獨處理,即承認《哈姆萊特》和《李爾王》的不同文本都具有獨立價值。但他同時指出,牛津版在處理不同文本時依然缺乏統一的準則,例如它使用了對開本的《亨利六世》劇文,但是其標題則又取自四開本。由此而來的必然結論是:此前的一切莎士比亞版本都是有缺陷的。其缺陷最主要的根源,即濫用所謂“取精融彙法”將多個版本進行隨意拼湊,而始作俑者,則為羅伊。300多年來,謬種流傳,殊令人慨嘆!
貝特先生進一步指出,如果說莎士比亞早期各種不同版本的劇文都各具獨立價值,那麼第一對開本毫無疑義是其中最重要的版本。但是由於上述原因,這個版本居然300多年來從未被單獨進行過輯注處理,例如對其進行繫統的勘誤、將其拼寫和標點現代化等。當然,1632年、1663年和1685年這三個重印對開本中亦不乏糾誤和現代化處理之處,但是其總體成就微不足道。許多莎士比亞著作的編輯們往往以四開本為據,同時吸收來自對開本的舞臺提示語等。換句話說,對開本的獨立價值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它隻是被當作一個重要或較重要的參照物。相比之下,四開本,尤其是所謂“善本”四開本卻受到更多的青睞。
貝特先生和拉斯馬森(Eric Rasmussen)先生共同主編的皇家版《莎士比亞全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它堅定地維護對開本的固有完整性、真實性和權威性,竭盡全力恢復對開本的本來面目。當然,有一點必須指出,他們雖然始終把第一對開本作為基礎輯撰對像,但是在具體甄別劇文時,也並不完全排斥其他四開本的參考作用。實際上,當發現對開本中明顯的錯誤(尤其是印刷錯誤)時,他們也據四開本來進行糾正。換句話說,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他們也注意吸收四開本之長。此外,這個本子在力求保持劇文真實性的同時也力求使之具有當代性,例如對拼寫、標點等加以現代化,以便使莎士比亞總是活生生的莎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