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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 章

《後殖民視域下的美國黑人女性作品譯介研究》花了較大篇幅論述三十多年來我國在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美國黑人女性文學研究、相關翻譯活動以及譯學研究領域之間的互動關繫，指出後殖民理論思潮在中國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研究與漢譯，催生了國內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族裔文學研究熱”，尤其是“托妮·莫裡森作品研究熱”，但對其漢譯質量研究卻顯得滯後，尚待進一步發展和改進。

章汝雯，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浙江省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兼任全國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英漢語對比研究會理事，全國英國文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翻譯協會常務理事等職；研究方向為美國黑人女性文學、文學翻譯研究、批判性話語分析，已在《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中國翻譯》、《外語教學》、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等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出版專著1部，譯著4部，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

第1章 緒論
第2章 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再識
第3章 美國黑人女性作品研究述評
第4章 後殖民理論思潮下研究的多層互動
第5章 漢譯本中的種族關繫和話語權力
第6章 漢譯本中的人物身份建構
第7章 女性主義及黑人婦女的身份建構
第8章 漢譯本中的他者形像建構
第9章 漢譯本中不同層面的雜糅
第10章 漢譯過程中的再現與操控
第11章 性別與翻譯
第12章 結語

《後殖民視域下的美國黑人女性作品譯介研究》：
4.1 後殖民理論思潮與文學研究的互動關繫
從《後殖民視域下的美國黑人女性作品譯介研究》第二章及第三章的綜述可以看出，近三十年來，關於後殖民主義理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種族、性別、階級、權力、身份、東西方之間的關繫、從邊緣走向中心等論題上，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後殖民主義研究的主要術語，如“他者”、“邊緣化”、“去中心化”、“霸權”、“建構”、“身份”等，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也頻繁復現。中國學界對“旅行”到國內的後殖民主義理論進行了全方位地介紹、闡釋、批評、反思，愛德華·賽義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以及羅伯特·揚等人的著作得到了深入的解讀、研究和運用，理論思潮與文學研究之間表現出非常活躍的互動關繫。
我國學界普遍認為賽義德的理論主要來源於福柯的知識與權力關繫學說，尤其認同賽義德的文學經典觀，即文學經典的形成背後隱藏著各種權力鬥爭，文學研究不是中性的，而是跟社會現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知識分子應該肩負起重大的社會責任，關注少數族裔的話語權，解構西方文化霸權。例如，賽義德運用福柯的話語理論，在《東方學》中對經典小說文本中的殖民話語進行了繫統的考察和解構。斯皮瓦克則結合女權主義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角度出發，揭示了西方女性主義話語中的殖民痕跡，她以英國經典小說《簡愛>為例，揭示了文學作品中素。霍米·巴巴的身份建構理論、雜糅概念以及他的文化定位說則解構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界限，引導少數族裔與西方霸權進行有效地抗爭，並開始了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進程。
“文學首先是一種文化體制¨，所以文化思潮與文學創作及文學研究的關繫是非常密切的。在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影響下，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界對文學文本中兩性之間、種族之間的權力關繫，各種文化之間的不平等現像及爭持的事實，黑人婦女的雙重邊緣地位，黑人歷史的敘事性質，以及文本中的各種話語建構予以高度的關注，從而在這兩個研究領域中出現了多個交叉點，形成了一種互動現像，推動著彼此的深入和發展。
近三十年來，我國黑人女性作品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後殖民主義理論的關鍵詞上，包括種族、階級、性別、身份、權力、文化、政治等，雖然大多數論文和專著並未直接援引後殖民主義理論，但其研究內容卻正是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核心論題。例如，張宏薇、王玉括等人就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的不平等關繫進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白人文化的霸權地位，闡釋了莫裡森等人的文化立場及其對文學文化發展的貢獻。王玉括指出，莫裡森在繼承黑人民族文化傳統的同時，還積極借鋻了白人的文學成果，從黑人、女性的雙重角度反思白人文化並成功地”超越了種族與性別身份，豐富了美國文化的內涵，擴大了美國文學版圖。這個結論雖然隻字未提後殖民理論，但卻正是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所推崇的邊緣群體所應該持有的態度。此外，郭櫝慶、唐紅梅、張立新等人深入研究黑人身份危機、黑人女性主體意識和文化身份建構問題，認為莫裡森的“寵兒”遊走於多重文化身份之間，復活的鬼魂身份折射了歷史，這個歷史既是個體的歷史，也是死於“中間通道（the Middle Passage）”的600萬黑人的歷史。張立新指出黑人身份具有雜糅性和不確定性的特征，這是黑人邊緣化生存狀態和夾縫求生狀態的反映.是社會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幾位學者都認為身份是動態的，是一種社會建構體，他們的觀點表現出明顯的反本質主義傾向；對於身份危機的探討目的是為了建構身份，建構黑人的主體意識。這些文章所用的術語，如不確定性、模糊性、邊緣、中心等，以及研究的主題表現出濃厚的後殖民批評意識。霍米·巴巴的身份建構理論、雜糅理論、間質空間概念雖沒有在文章中直接對應，但都已涉及，這不能不說後殖民主義理論對文學研究領域的影響之深。
……

近三十年來，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一直得到我國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高度關注，相關的翻譯活動也頻繁進行，漢譯本不斷地出版，但至今卻鮮有學者就其漢譯質量進行研究。本專著以描述性翻譯理論為指導，以近三十年來我國相關文學研究成果為基礎，把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漢譯本置於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框架之下，從種族、性別、他者、雜糅、話語結構、文化身份建構等方面深入剖析譯本效果，以期呈現作品的漢譯現狀，並在此基礎上總結出後殖民文學作品的翻譯原則。
雖然話語權的概念在後殖民主義批評理論中反復出現，但在論及翻譯時，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人並沒有就這個概念進行繫統地闡述，巴巴強調身份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斯皮瓦克認為譯者應該努力建構一個近似於原文的世界，但沒有具體論及譯者應建構原文的深層話語結構，以再現它們之間的權力關繫、階層關繫和種族關繫，更沒有提及它們對後殖民翻譯實踐的指導意義。後殖民文學文本構成的方式比較特殊，既建構文化之間的差異，也建構自我與他者、語言和地方、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關繫，而這些關繫都是通過話語權的分配建構的，這種話語結構及關繫在原文本中清晰可辯。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是後殖民文學的典型代表，話語結構復雜，對抗性質明顯。鋻於後殖民文學文本內在結構的特殊性，筆者認為隻有透徹理解原文本的話語結構，纔能建構原文本所展現的各種權力關繫，原作的精神實質纔能得到體現。從描述性翻譯理論的角度看，研究的結果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一繫列連貫的規則，呈現出所有跟翻譯有關的變數之間的內在關繫，因此，本書通過深入剖析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漢譯本並進行對比研究，指出後殖民翻譯理論在強調政治、階級、性別、種族、權力等因素的同時，忽略了譯者的建構意識在再現後殖民文學文本內在話語結構時所起的作用，忽略了後殖民文學文本中深層話語結構的核心地位。筆者認為後殖民文學翻譯有其自身的特征，即通過話語建構再現原文本的精髓，並希望譯者的建構意識和原文本話語結構的再現觀點能為後殖民翻譯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建設性的貢獻。
本書用較大篇幅論述了三十多年來我國在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美國黑人女性文學研究、相關翻譯活動以及譯學研究領域之間的互動關繫，指出後殖民理論思潮在中國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研究與漢譯，催生了國內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族裔文學研究熱”，尤其是“托妮·莫裡森作品研究熱”，但對其漢譯質量研究卻顯得滯後。
本書通過研究認為，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譯者都是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士，對後殖民文學有著較深的理解，這點從各個版本的《譯者序>以及《譯後記））中可見一斑。首先，譯者都意識到種族問題是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永恆主題，存在於黑人和白人種族之間既相互衝突又在某種程度上相互依存的矛盾關繫應得到如實的再現。其次，性別問題也得到譯者的高度關注，黑人婦女作為種族他者和性別他者的雙重邊緣身份在漢譯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再現。再者，黑人民族文化也頗受譯者的重視，黑人的命名習俗、黑人音樂、黑人審美意識等都在譯本中得到較大程度的再現，沃克所提倡的婦女主義思想也在漢譯本中得到恰當的體現。漢譯本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陶潔的<紫顏色》，王家湘的《她們眼望上蒼》等。這些譯者為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漢譯和傳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但從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整體漢譯效果分析，後殖民文學作品的主要特征還是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譯者缺乏建構意識，二是原文本中的話語結構未能在漢譯本中得到“貼服”再現。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譯者對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多角度、復調敘事策略缺乏了解，包括沃克用書信體寫成的《紫色》，導致部分譯本敘事視角混亂，脈理中斷，原文中的多層話語結構難以呈現；其二，部分譯者忽略了黑人女性主義與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婦女所倡導的女權主義之間的區別，因而漢譯本中的黑人女性形像尚未得到有效建構，譯本中的個別女性人物頗有中國本土化的傾向；其三，種族他者和性別他者的形像建構存在諸多遺憾；其四，原文本的語言雜糅和文化身份雜糅未能在漢譯本中得到再現；其五，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部分漢譯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操控文本形式和人物形像建構等問題，其結果是背離了原作初衷。
本書認為翻譯是一個話語建構的過程，一個體現譯者主體性的過程，一個受意識形態左右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建立在對源語文本的閱讀、闡釋和理解的基礎上。過分強調翻譯過程中的權力運作，把譯學研究的焦點集中到政治、意識形態等外部因素上，而忽略傳統譯學所關注的翻譯內部因素或自身因素，會出現走極端的現像。後殖民翻譯重視文本外的因素，並不是否定原作和原作者，而是超越傳統的文本範圍，把源語文本中的歷史、政治、社會、素帶入譯本，從而豐富譯入語國家的文學和文化。基於此，筆者認為把宏觀的文化研究與微觀的語言學研究恰當地結合起來將是未來翻譯學科發展的主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