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讀人群 ：科學愛好者
與普通科學家不同，古爾德精通歷史、哲學、文學和藝術，他的作品在廣博的知識背景中探討生命和認知問題，融合科學與人文，得到了普通大眾和科學界的認可。在每月不間斷為《博物學》雜志所寫的專欄文章中，古爾德將科學思想滲透於人類實踐的大背景中，並以消遣性的文學方式寫作，喚起了數百萬讀者對進化論的關注。
在為大眾寫作時，古爾德喜歡將自己的觀點放到一個歷史背景中，通過和風細雨的論證得到一個異乎尋常的結論。比如，第3篇中提出證據證明：在阿拉莫之戰中，由於指揮官缺乏智慧，魯莽地拒絕無條件投降，400餘得克薩斯戰士死於結局注定的戰鬥；然而，這段充滿勇氣的故事倒是成了美國精神的代名詞。古爾德稱之為“典型故事”。“典型故事”有意忽略了一些不利於表現主題的細節，這樣的例子也往往發生在科學研究中。古爾德的結論是，狹隘的偏見會讓研究者忽略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從而歪曲了我們對復雜世界的理解。古爾德是天纔的“故事大王”，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經他引經據典，娓娓道來，總能抓住讀者的心，這種“敘事文體”正是古爾德現像的奧妙所在。
古爾德也是一位語言大師，能閱讀多種語言的原版著作，他給出的歷史背景通常基於原始材料的原創性分析，而不是摘錄其他人的通俗科學作品。

從1974年到2001年，古爾德每月不間斷為《博物學》雜志共撰寫了300篇專欄文章，專欄名稱“這種生命觀念”特指達爾文意義上的演化生命觀。這些文章集成十卷著作，《彼岸-博物學家古爾德生命觀念文集的末卷》為第十卷（末卷），標志著古爾德職業生涯中一個重要階段的結束。這些著作都很暢銷，有的曾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國家圖書批評獎。
古爾德的書主旋律是批判，幾乎每篇文章都在批判一種大家習以為常的觀點或做法。古爾德喜歡把自己的觀點放到一個歷史背景中，通過和風細雨的論證得到一個異乎尋常的結論。他給出的歷史背景通常基於原始材料的原創性分析，而不是摘錄其他人的通俗科學作品。

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
· 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間斷平衡理論的提出者之一
· 當代進化論的代言人，被譽為“二十世紀生物界的赫胥黎”
· 現代科學散文大師，赫胥黎、霍爾丹、馬丁·加德納等人開創的科學散文傳統的繼承者
· 暢銷書作家，多部通俗作品全球銷量逾百萬冊
·媒體科學家，與《自私的基因》作者論戰20年，直到200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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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何以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領域（文學和昆蟲學）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如何讓一個作品在世俗層面和高雅層面都達到真正的完美？洪堡何以成為強有力的精神領袖，影響了整整一代藝術家和學者？
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是如何通過一種新型瘟疫的命名“甩鍋”對手的？
海克爾為什麼要偽造脊椎動物的胚胎圖？
林奈的“雙名法”能無損地遷移到達爾文的新生物學演化論框架之下是因為林奈交上了好運？
……
這些文字的讀者對像是受過教育的普通公眾，也包括多個領域的專業學者，這種寫作體現了文理融通，展現的是有趣的科學文化、博物學文化。
——劉華傑

推薦序：博物學家古爾德的堅持

作者序

I 連續性的中止
01 我到岸了

II 規則的關聯：科學遭遇誤解
02 沒有缺乏想像的科學，也沒有缺失事實的藝術：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和鱗翅目昆蟲
03 吉姆·鮑伊的信和比爾·巴克納的腿
04 真正的完美
05 藝術和科學相遇在《安第斯之心》：丘奇的繪畫、洪堡的去世、達爾文的名著、自然的冷漠緣繫1859年

III 達爾文主義的序幕和回響
06 馬克思葬禮上的達爾文主義者：演化史上最奇特的一對摯友
07 果殼中的亞當前人類
08 弗洛伊德基於演化學說的想像

IV 古生物學角度的文章
09 猶太人和猶太石
10 當化石還年輕
11 梅毒和亞特蘭蒂斯牧羊人

V 歷史擲骰子：演化的六大縮影
(I) 為演化辯護
12 達爾文和堪薩斯的家伙們
13 達爾文的宏偉殿堂
14 無處不在的達爾文
(II) 演化和人性
15 看起來少的，其實是多的
16 達爾文的“文化”程度差異
17 從聰明小鼠事件之內和之外想到的

VI 演化的含義和圖景
(I) 定義和開端
18 可怕的E到底意味著什麼？
19 餘生的第一天
20 聖馬可大教堂的前廊和泛生論的典範
(II) 解析和推進
21 林奈的幸運？
22 太過分了！
23 尾羽龍的傳說

VII 自然的價值
24 演化視角下的“本土植物”概念
25 關於思考能力與惡臭氣味的陳年謬論
26 種族的幾何結構
27 海德堡偉大的生理學家

VIII “我到岸了”百年之後的喜與悲，2001年9月11日
引言
28 哈利法克斯的好人
29 蘋果布丁
30 伍爾沃思大樓
31 2001年9月11日

附錄1 注釋
附錄2 英制單位與常用單位換算表
附錄3 人名索引
附錄4 圖片來源說明

1977年，非常偶然地，我的第一卷彙集了《博物學》雜志專欄文章的普及讀物（《自達爾文以來》）和我的第一部有關進化論的專著（《個體發育和繫統發生》）同時出版。《紐約時報》的書評認為，這一巧合即便不是意外，也非常不同尋常，我簡直是文學“怪人”。不得不承認，這篇書評推動了我剛剛起步的事業。就我自己而言，這一巧合顯得奇特而幸運。（由於某些不可控的因素，專著出版延遲了一年多，這讓我非常郁悶，根本沒想到後來會發生這樣的巧合。）
現在，整整25年過去了。際遇再度降臨（這次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沒能準時完成專著，本打算在2000年或者2001年，也就是千禧年降臨之際出版；不過現在，我得在2002年這個回文數的年份纔能完成了），這卷《博物學》雜志專欄文章的合集是同繫列普及讀物的第十本，也是最後一本，恐怕又要和我的專著同時出版了。後者是我研究臻於成熟之後的總結性著作，醞釀了20年，長達1，500頁（《演化論的結構》，哈佛大學出版社）。但是，25年來，我的想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相信，我的寫作和思考也有了長足的改善）。我不再把專著和“通俗”讀物同時出版視為一件反常的事情，甚至饒有趣味地提起（硬說奇怪，也頂多是因為我的同行中這麼做的比較少）。顯然，為滿足受眾需要，我們要適當改變寫作風格，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要在通俗文章中避免技術術語。但我超越了這一需要，漸漸認識到，專業著作和大眾讀物中的概念深度不應當有所區別，我最初對這些“通俗”專欄文章的界定也是如此。我們不能輕視數百萬潛在讀者的興趣和思維能力，他們雖然缺乏深入的科學訓練，但痴迷程度絕不亞於專業人群，而且也很了解科學對於人類和世俗存在的重要性。
巧合和卜卦令我們迷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人完全誤解了概率，以為“意外”事件背後隱藏著深刻、不為人知卻又極其重要的秘密。比如，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兩人在生前大部分時間裡持對立態度）都死於1826年7月4日，這一天也是美國五十周年國慶日；再比如，查爾斯·達爾文同亞伯拉罕·林肯都出生於1809年2月12日。學者們可以充分利用這樣的巧合，雅克·巴爾贊在名著《達爾文、馬克思和瓦格納》中就比較了三位關鍵人物在同一年（1859年）分別完成的重要工作，我也借鋻了這一方法，隻不過討論範圍要小一些——我借助同樣發生在1859年的幾起事件，將達爾文與一位偉大的畫家和一位偉大的博物學家緊密關聯起來（見第5篇）。我以為，數字上的巧合之所以顯得神秘，恰恰因為它們沒有什麼普遍的或者深刻的意義（就一般情況下的概率期望而言，此類事件的出現頻率並不算太高），故而我們要賦予它們一些涉及個人隱私的古怪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