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儒家》是海內外首部研究梁漱溟的專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長背景、思想發展軌跡、重要社會活動等，內容全面，是了解梁漱溟不可繞過的作品。《最後的儒家》一書曾獲美國歷史學會東亞史研究著作獎，作者艾愷中文水平高超，親自進行了全文修訂。

為什麼稱梁漱溟為“最後的儒家”？在近代中國，隻有他一個人保持了儒者的傳統和骨氣。他一生的為人處世，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為人之道和改進社會之道。

梁漱溟是一個文化守成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當下不易為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後回顧20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隻有他和少數幾個人纔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歷史所記住。

——芝加哥大學歷史繫教授 艾愷

《最後的儒家》是我讀過的思想史傳記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見解在書中比比皆是，構思和文筆彰顯出大師功力，僅僅是首頁就把讀者深深吸引住了。本書雖說是嚴謹的史學著作，各種資料來源不啻幾百種，卻如小說般讓人讀得津津有味。

——謝偉思（John S. Service）

美國資深外交官、1944年作為美軍迪克西使團成員訪問延安

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從性情、智慧、個人人格各方面來講，在這種時代，要找這種人，已經不太容易了。他的議論不管是對是錯，都有真知灼見。他和一般社會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適之、梁任公等“時代名流”，沒有一個超過他的。

——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牟宗三

環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人不唯上、唯書、唯經、唯典？為此舞文弄筆的人也不少，卻常常不敢尋根問底，不敢無拘無束地敞開思想，進行獨立思考。可見要真正做一個思想家，是多麼不容易。正因為是物以稀為貴吧，我對梁先生的治學、為人，是一直抱著愛慕心情的。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 費孝通

梁先生的人生有點像個聖人，聖人悲憫持世，進而止不住要救世，總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諸行動，來改善這個社會。一般的讀書人安於書齋，隻滿足於筆下風雲，多徘徊於硯中風韻。從這個意義來講，梁先生有些類似於甘地這樣的聖者，通過自己的不斷奔走感化大地，於改造人生與社會中踐履一己的感悟。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許章潤

艾愷提供了一個引人入勝的視角，方便我們審視中國革命，思考何為奉獻和責任……有鋻於此書與中國目前的問題息息相關，並圈點了當代中國領導人無法回避的思想社會的難題，其出版可謂逢時矣！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最後的儒家》在同類著作中堪稱翹楚，它使西方讀者得以清楚地了解20世紀中國思想政治巨擘之動機與內心世界。……此書文筆一流，敘議結合，征引有力；分析拓展至心理與社會領域時，靈活而含蓄；敘述涉及熟知的歷史段落時，毫無冗繁拖沓之嫌；懸念迭起，猶如一部精彩的小說。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此書揭示了儒家思想的永無止境與儒家哲學的當代性。

——傅樂詩（Charlotte Furth）

以雄健清楚的文筆，艾愷寫了一本廣泛探索和詳盡研究的書。

——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

艾愷表現出特別好的學術與記述能力。這部書一定能與傳世的中國史書並列。

——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

《最後的儒家》是中國與中國人民的顯像，而艾愷將之敘述得非常好。

——詹姆斯·喬丹（James Jordan）

《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繫終身教授艾愷先生的成名作，也是海內外首部研究梁漱溟的專著。本書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長背景、思想發展軌跡、重要社會活動，並將之置於世界性反現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讀，是了解梁漱溟、透視梁漱溟所處時代的好著作。

艾愷（Guy S. Alitto），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繫教授。著有《南京十年的鄉村建設》《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等。

中文版序言1

導論1

di一章 父與子15

第二章 精神異常、自殺、成聖32

第三章 北京大學的孔夫子和文化65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77

第五章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社會反應122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131

第七章 廣東與河南：鄉村重建的開端，1927—1931150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172

第九章 鄉村重建：儒家的現代化188

第十章 “南京十年”時期之鄉村建設：一個政治和社會的分析221

第十一章 山東的鄉村建設232

第十二章 抗戰時期和戰後：政治和論戰271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310

第十四章 1986 年跋324

參考書目339

"從某種程度上說，梁漱溟似乎是站在問題的“左”面。此後不久，毛主席在批判王明“右傾機會主義”時則似乎表現出他是站在問題的另一面。在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梁漱溟表現得有些“左傾”，或毋寧說是天真幼稚。毛主席向他介紹了他將在兩年以後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大致思想：中國革命應分為兩個相互聯繫的階段，即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梁漱溟則用自己的一段論反對這種三段論（外加共產主義階段）。“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是同時的。……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兩段，在我就是一段。”

對於戰局，梁漱溟當時是沮喪悲觀的。戰爭的前六個月，日軍幾乎是任意地在各地出入，輕易地攻占了中國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中國則尚需贏得一場重要的戰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主席竟然改變了梁漱溟的思想（這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漂亮仗）。“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

然而，梁漱溟和毛主席談得zui多的不是時局問題而是哲學問題。梁漱溟相當傲慢地（假若一個聖人是可以倨傲的話）把自己的幾部書送給毛主席以期能作進一步的理論探討。第二天晚上，毛主席果然拿出了一沓紙條，上面記著每部書的要點，對於他欣賞的部分則記得很繫統。可是梁漱溟卻有些不愉快；這並非因為毛主席表現了一個學生般的勤奮，而是由於在會談期間毛主席未能擠出時間讀完他的每一部著作，尤其是他新近出版的長達472頁的《鄉村建設理論》。

不出所料，當話題轉到中國社會的性質時，毛主席和梁漱溟之間發生了根本的分歧。當毛主席問到梁漱溟遇到什麼問題時，這次關於鄉建的討論就戛然而止了。梁漱溟說，zui大的問題是“農民動不起來”。毛主席脫口打斷了梁漱溟：“你錯了！農民是要動的；他哪裡要靜？”

梁漱溟當然認為中國和誕生馬列主義的西方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毛主席則強調所有社會都具有某種起碼的性質。在傾聽梁漱溟花了一周時光向他述說自己關於鄉建和文化的理論之後，毛主席總結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則回答說：“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我與毛先生兩人之間的爭論，到此為止。”

這樣一個結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毛主席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確同意梁漱溟對特殊性的強調。根據梁的說法，毛接受梁漱溟的兩個基本論點是正確的：“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在梁漱溟看來，這種結論可以否定馬克思主義革命在中國的有效性，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的情況太特殊了，以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在這裡不那麼“真”了。（如果另一位黨的領導人在場的話，毛主席是決不會同意這些觀點的。）無論毛主席內心如何想，但對於梁漱溟強調外來理論總的說來不適於中國的具體現實並強調中國的特殊性這一點，他還是在表面上作了讓步。

梁漱溟對毛主席充滿了欽佩和友好的感情。“此番會晤，在我印像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 他離開延安時的一個總的感覺是遺憾未能多作逗留（因為外界一直認為他正在開封忙於公務），尤其是因為他希望和地方鄉民“接近”從而了解他們的親身感受。

中文版序言

在人們的腦海裡，梁漱溟有四種形像：哲學思想家、鄉村建設運動領袖、政治上的中間派以及20 世紀50 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過還有一點應予補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過我們。他自謙地說，“我不是學問家而是實干家”。這是他的獨到之處。他不同於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從不“坐而論道”；他總是思考著社會問題，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還強調過，也無人可以否認，他是表裡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當隻有二十幾歲的梁漱溟成名時，正值具有重大意義的“五四”時期。對於這個時期，各國史學界無例外地給予重視。然而梁漱溟雖是該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卻例外地沒有像別人那樣受到注意。不單在中國是這樣，美國亦然。

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史起步較晚，直至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方面的著作尚付闕如。華裔學者周策縱60 年代寫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運動史》），纔提到梁漱溟，但也隻有一頁半，僅限於介紹梁漱溟早年作品《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拙作《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內外di一部梁漱溟評傳。同時代的梁啟超、胡適、李大釗、魯迅等，都有人作了傳記，甚至不止一種。美國人認為胡適是“五四”時期的主要思想家，這和胡適與外國聯繫不無相關。外國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適、李大釗和梁漱溟是同時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還是好友。美國人在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時，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釗。這當然不難理解，人們自然會注意站在左右兩翼突出位置的歷史人物。

梁氏終生被看作近代中國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義派”，且又不屬保守派中的zui傑出者。說到“五四”時期，人們可能提出梁啟超、張君劢或某個人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當時（“五四”）己被評定為保守，贊同他意見的人寥寥無幾，多數人則不免先入為主地予以忽略。

作為20 世紀40 年代政治中間派的關鍵人物，梁漱溟往往鮮為人知。張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張氏研究西方政治，又於1953 年寫了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國的第三勢力》）的英文專著，並領導著一個中間派的民社黨，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說過，他參與政治，完全是為了調解國共衝突，一旦國共衝突已無可避免，便決意退出現實政治。這和許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樣。

在50 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當多，不過情形並不一樣。例如胡適，對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卻身居海外，不受觸動。梁漱溟則不然了，隻因他具有罕見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運動的間隙，纔完成他的《人心與人生》及其他相關的哲學著作。他後半生的著作，由於政治上的禁忌，幾乎是在他辭世前不久纔得以出版。這既可慶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與偶然機遇有關，又與個人性格有關，也和美國史學界對中國的研究逐步深化的總體趨勢分不開。費正清先生在美國是研究中國的泰鬥，他對中國的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和歷史學進入中國並影響到中國開始，漸進深層，直至研究中國本身。進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響，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後學，大體上也是這樣一個路數。

60 年代初，中國集中批判楊獻珍和周谷城。頗為偶然地，這卻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機緣。在閱讀那些批判文章時，我di一次看到梁漱溟這個名字。當時臺灣不允許公開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陸的學者的著作，而在臺港探訪梁漱溟早年的學生時，他們也不知道老師的現狀。我是在美國和中國臺港地區搜集梁漱溟的資料的，可見封鎖還是很嚴的。

在美國的圖書館中雖然有關於梁漱溟的資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學界對他實在很陌生。隻是在The Last Confucian（《最後的儒家》）出版以後，注意他的人纔漸漸多起來。例如費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國與中國》）第三次再版時，便加進了有關梁的述評。

我曾於1973 年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那時正著手撰寫《最後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聽梁先生，渴望見到他，但是每一個被問到的人都難以回答。1980 年夏天，我終於如願見到梁先生，使我驚喜的是，他幾乎與我想像中的那個人相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梁漱溟的表裡如一，讀其書如見其人。隻是到了這一天，我纔確信自己成功了：我的書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義，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約半個月的訪談中，我發現在拙著中有少許事實出入，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糾正。

此後我多次訪華，和梁先生又長談過一次。不過，我把大部分精力用於在山東鄒平作長達數月的實地訪察，了解當年這裡鄉村建設理論實驗的經過和成效。

梁先生過世後，我覺得，我對他的評價應作一些改動。現在看來，我對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個路向和鄉村建設理論的意義評價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們會說那是對的；一件事沒有做成，人們就說那是錯的。但是並非任何事都宜於根據我們眼見的成敗去認識和估量。多次去鄒平後，我覺得，本來是他對了。他提出的確實是建設中國的長期方案。

我願借作序的機會解釋一下——為什麼稱梁漱溟為“最後的儒家”。在近代中國，隻有他一個人保持了儒者的傳統和骨氣。他一生的為人處世，大有孔孟之風；他四處尋求理解和支持，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為人之道和改進社會之道。

梁漱溟是一個文化守成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當下不易為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後回顧20 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隻有他和少數幾個人纔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歷史所記住。

拙著zui早由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於1979 年出版，1986 年修訂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誕辰120 周年，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吳浩先生邀我將中文版修訂再版，以為紀念，我欣然同意。王宗昱先生與冀建中女士在翻譯、引文查證與核實等方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譯本基礎上，就術語的表達、文意的糾偏和事實的確認，作了進一步的修訂和完善。當然，疏漏之處在所難免，還望讀者方家教正。

艾愷